契诃夫短篇小说目录：

小职员之死

胖子和瘦子

万卡

苦恼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变色龙

跳来跳去的女人

第六病室

脖子上的安娜

套中人

姚内奇

关于爱情

女人的王国

邻居

新娘

小职员之死

一个美好的晚上，一位心情美好的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坐在剧院第二排座椅上，正拿着望远镜观看轻歌剧《科尔涅维利的钟声》①。他看着演出，感到无比幸福。但突然间……小说里经常出现这个“但突然间”。作家们是对的：生活中确实充满了种种意外事件。但突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睛往上翻，呼吸停住了……他放下望远镜，低下头，便……阿嚏一声！！！他打了个喷嚏，你们瞧。无论何时何地，谁打喷嚏都是不能禁止的。庄稼汉打喷嚏，警长打喷嚏，有时连达官贵人也在所难免。人人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毫不慌张，掏出小手绢擦擦脸，而且像一位讲礼貌的人那样，举目看看四周：他的喷嚏是否溅着什么人了？但这时他不由得慌张起来。他看到，坐在他前面第一排座椅上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头和脖子，嘴里还嘟哝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出这人是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他在交通部门任职。

①法国作曲家普朗盖特（一八四七－一九０三）作的轻歌剧。

“我的喷嚏溅着他了！”切尔维亚科夫心想，“他虽说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门的，不过这总不妥当。应当向他赔个不是才对。”

切尔维亚科夫咳嗽一声，身子探向前去，凑着将军的耳朵小声说：

“务请大人原谅，我的唾沫星子溅着您了……我出于无心……”

“没什么，没什么……”

“看在上帝份上，请您原谅。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请坐下吧！让人听嘛！”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了，他傻笑一下，开始望着舞台。他看着演出，但已不再感到幸福。他开始惶惶不安起来。幕间休息时，他走到布里扎洛夫跟前，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终于克制住胆怯心情，嗫嚅道：

“我溅着您了，大人……务请宽恕……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怎么老提它呢！”将军说完，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他说忘了，可是他那眼神多凶！”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不时怀疑地瞧他一眼。“连话都不想说了。应当向他解释清楚，我完全是无意的……这是自然规律……否则他会认为我故意啐他。他现在不这么想，过后肯定会这么想的！……”

回家后，切尔维亚科夫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了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发生的事过于轻率。她先是吓着了，但后来听说布里扎洛夫是“别的部门的”，也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礼道歉的好，”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公共场合举止不当！”

“说得对呀！刚才我道歉过了，可是他有点古怪……一句中听的话也没说。再者也没有时间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刮了脸，去找布里扎洛夫解释……走进将军的接待室，他看到里面有许多请求接见的人。将军也在其中，他已经开始接见了。询问过几人后，将军抬眼望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在‘阿尔卡吉亚’①剧场，倘若大人还记得的话，”庶务官开始报告，“我打了一个喷嚏，无意中溅了……务请您原……”

①古希腊一个洲，居民以牧羊力业。喻：安乐之邦。

“什么废话！……天知道怎么回事！”将军扭过脸，对下一名来访者说：“您有什么事？”

“他不想说！”切尔维亚科夫脸色煞白，心里想道，“看来他生气了……不行，这事不能这样放下……我要跟他解释清楚……”

当将军接见完最后一名来访首，正要返回内室时，切尔维亚科夫一步跟上去，又开始嗫嚅道：

“大人！倘若在下胆敢打搅大人的话，那么可以说，只是出于一种悔过的心情……我不是有意的，务请您谅解，大人！”

将军做出一副哭丧脸，挥一下手。

“您简直开玩笑，先生！”将军说完，进门不见了。

“这怎么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不是开玩笑！身为将军，却不明事理！既然这样，我再也不向这个好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再也不来了！真的，再也不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思量着回到家里。可是给将军的信却没有写成。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这信该怎么写。只好次日又去向将军本人解释。

“我昨天来打搅了大人，”当将军向他抬起疑问的目光，他开始嗫嚅道，“我不是如您讲的来开玩笑的。我来是向您赔礼道歉，因为我打喷嚏时溅着您了，大人……说到开玩笑，我可从来没有想过。在下胆敢开玩笑吗？倘若我们真开玩笑，那样的话，就丝毫谈不上对大人的敬重了……谈不上……”

“滚出去！！”忽然间，脸色发青、浑身打颤的将军大喝一声。

“什么，大人？”切尔维亚科夫小声问道，他吓呆了。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喊了一声。

切尔维亚科夫感到肚子里什么东西碎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他一步一步退到门口。他来到街上，步履艰难地走着……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没脱制服，就倒在长沙发上，后来就……死了。

一八八三年七月二日

胖子和瘦子

在尼古拉铁路①的一个火车站上，两位朋友，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相遇了。胖子刚刚在火车站餐厅里用过午餐，他的嘴唇油亮亮的，像熟透了的樱桃。他身上有一股核烈斯酒②和橙花的气味。瘦子刚从车厢里下来，吃力地提着箱子、包裹和硬纸盒。他身上有一股火腿肠和咖啡渣的气味。在他背后，有个下巴很长的瘦女人不时探头张望–那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眯着一只眼的中学生，他的儿子。

①莫斯科至彼得堡的铁路，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名。

②一种烈性白葡萄酒。

“波尔菲里！”胖子看到瘦子大声喊道，“是你吗？我亲爱的！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没见面啦！”

“我的老天爷！”瘦子惊呼道，“这是米沙，小时候的朋友！你打从哪儿来？”

两位朋友互相拥抱，一连吻了三次，然后彼此看着对方泪汪汪的眼睛。两人都感到又惊又喜。

“我亲爱的！”接吻后瘦子开始道，“真没有料到！简直喜出望外！哎，你倒是仔细瞧瞧我！你呢，还是那么一个美男子，跟从前一样！还是那样气派，喜欢打扮！咳，你，天哪！噢，你怎么样？发财了吧？结婚了吧？我已经成家了，你看……这是我的妻子路易莎，娘家姓万岑巴赫……她是新教徒……这是我的儿子，纳法奈尔，中学三年级学生。纳法尼亚③，这位是我小时候的朋友！中学同班同学！”

③纳法奈尔的爱称。

纳法奈尔犹豫一下，摘下帽子。

“中学同班同学！”瘦子接着说，“你可记得，同学们当时怎么拿你开心的？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赫洛斯特拉特④，因为你用香烟把公家的一本图书烧了一个洞。我的外号叫厄菲阿尔特⑤，因为我喜欢告密。哈

④古代希腊人，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三五六年焚烧了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阿泰密斯神庙。

⑤古代希腊人，曾引波兰军队入境。

哈……当时都是小孩子哩！你别害怕，纳法尼亚！你走过来呀……噢，这是我的妻子，娘家姓万岑巴赫……新教徒。”

纳法奈尔犹豫一下，躲到父亲背后去了。

“喂，朋友，你生活得怎么样？”胖子热情地望着朋友，问道，“在哪儿供职？做多大的官啦？”

“在供职，我亲爱的！升了八品文官，已经做了两年了，还得了一枚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薪金不高……咳，去它的！我妻子给人上音乐课，我呢，工作之余用木料做烟盒。烟盒很精致！我卖一卢布一个。若是有人要十个或十个以上，你知道，我就给他便宜点。好歹能维持生活。你知道，原来我在一个厅里做科员，现在把我调到这里任科长，还是原来那个部门……往后我就在这里工作了。噢，你怎么样？恐怕已经做到五品文官了吧？啊？”

“不对，亲爱的，再往上提，”胖子说，“我已经是三品文官了……有两枚星章。”

刹那间，瘦子脸色发白，目瞪口呆，但很快他的脸往四下里扭动，做出一副喜气洋洋的笑容。似乎是，他的脸上，他的眼睛里直冒金星。他本人则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他的那些箱子、包裹和硬纸盒也在缩小，皱眉蹙额……他妻子的长下巴拉得更长，纳法奈尔垂手直立，扣上了大衣上所有的纽扣……

“我，大人……非常高兴！您，可以说，原是我儿时的朋友，忽然间，青云直上，成了如此显赫的高官重臣！嘿嘿，大人！”

“哎，算了吧！”胖子皱起了眉头，“何必来这种腔调！你我是儿时朋友–何必来这一套官场里的奉承！”

“哪儿行呢……您怎么能这么说，大人……”瘦子缩得更小，嘿嘿笑着说，“大人体恤下情……使我如蒙再生的甘露……这是，大人，我的儿子纳法奈尔……这是我妻子路易莎，新教徒，某种意义上说……”

胖子本想反驳他几句，但看到瘦子那副诚惶诚恐、阿谀诌媚、低三下四的寒酸相，使得三品文官几乎要呕吐了。他扭过脸去，向瘦子伸出一只手告别。

瘦子握握他的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像中国人那样嘿嘿笑着。他妻子眉开眼笑。纳法奈尔喀嚓一声，收脚敬礼，把制帽掉到地上。一家三口都感到又惊又喜。

一八八三年十月一日

万卡

九岁的男孩万卡·茹科夫三个月前被送到靴匠阿里亚兴的铺子里来做学徒。在圣诞节的前夜，他没有上床睡觉。他等到老板夫妇和师傅们出外去做晨祷后，从老板的立柜里取出一小瓶墨水和一支安着锈笔尖的钢笔，然后在自己面前铺平一张揉皱的白纸，写起来。他在写下第一个字以前，好几次战战兢兢地回过头去看一下门口和窗子，斜起眼睛瞟一眼乌黑的圣像和那两旁摆满鞋楦头的架子，断断续续地叹气。那张纸铺在一条长凳上，他自己在长凳前面跪着。

“亲爱的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雷奇！”他写道。“我在给你写信。祝您圣诞节好，求上帝保佑你万事如意。我没爹没娘，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

万卡抬起眼睛看着乌黑的窗子，窗上映着他的蜡烛的影子。他生动地想起他的祖父康司坦丁·玛卡雷奇，地主席瓦烈夫家的守夜人的模样。那是个矮小精瘦而又异常矫健灵活的小老头，年纪约莫六十五岁，老是笑容满面，睒着醉眼。白天他在仆人的厨房里睡觉，或者跟厨娘们取笑，到夜里就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庄园四周走来走去，不住地敲梆子。他身后跟着两条狗，耷拉着脑袋，一条是老母狗卡希坦卡，一条是泥鳅，它得了这样的外号，是因为它的毛是黑的，而且身子细长，象是黄鼠狼。这条泥鳅倒是异常恭顺亲热的，不论见着自家人还是见着外人，一概用脉脉含情的目光瞧着，然而它是靠不住的。在它的恭顺温和的后面，隐藏着极其狡狯的险恶用心。任凭哪条狗也不如它那么善于抓住机会，悄悄溜到人的身旁，在腿肚子上咬一口，或者钻进冷藏室里去，或者偷农民的鸡吃。它的后腿已经不止一次被人打断，有两次人家索性把它吊起来，而且每个星期都把它打得半死，不过它老是养好伤，又活下来了。

眼下他祖父一定在大门口站着，眯细眼睛看乡村教堂的通红的窗子，顿着穿高统毡靴的脚，跟仆人们开玩笑。他的梆子挂在腰带上。他冻得不时拍手，缩起脖子，一忽儿在女仆身上捏一把，一忽儿在厨娘身上拧一下，发出苍老的笑声。

“咱们来吸点鼻烟，好不好？”他说着，把他的鼻烟盒送到那些女人跟前。

女人们闻了点鼻烟，不住打喷嚏。祖父乐得什么似的，发出一连串快活的笑声，嚷道：“快擦掉，要不然，就冻在鼻子上了！”

他还给狗闻鼻烟。卡希坦卡打喷嚏，皱了皱鼻子，委委屈屈，走到一旁去了。泥锹为了表示恭顺而没打喷嚏，光是摇尾巴。天气好极了。空气纹丝不动，清澈而新鲜。夜色黑暗，可是整个村子以及村里的白房顶，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烟子，披着重霜而变成银白色的树木、雪堆，都能看清楚。

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快活地睒着眼。天河那么清楚地显出来，就好象有人在过节以前用雪把它擦洗过似的。……

万卡叹口气，用钢笔蘸一下墨水，继续写道：“昨天我挨了一顿打。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拉到院子里，拿师傅干活用的皮条狠狠地抽我，怪我摇他们摇篮里的小娃娃，一不小心睡着了。上个星期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动手收拾，她就捞起那条青鱼，把鱼头直截到我脸上来。师傅们总是耍笑我，打发我到小酒店里去打酒，怂恿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捞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我。吃食是什么也没有。早晨吃面包，午饭喝稀粥，晚上又是面包，至于茶啦，白菜汤啦，只有老板和老板娘才大喝而特喝。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娃娃一哭，我就根本不能睡觉，一股劲儿摇摇篮。亲爱的爷爷，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带着我离开这儿，回家去，回到村子里去吧，我再也熬不下去了。……我给你叩头了，我会永远为你祷告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不然我就要死了。……”

万卡嘴角撇下来，举起黑拳头揉一揉眼睛，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会给你搓碎烟叶，”他接着写道，“为你祷告上帝，要是我做了错事，就自管抽我，象抽西多尔的山羊那样。要是你认为我没活儿干，那我就去求总管看在基督面上让我给他擦皮靴，或者替菲德卡去做牧童。亲爱的爷爷，我再也熬不下去，简直只有死路一条了。我本想跑回村子，可又没有皮靴，我怕冷。等我长大了，我就会为这件事养活你，不许人家欺侮你，等你死了，我就祷告，求上帝让你的灵魂安息，就跟为我的妈彼拉盖雅祷告一样。

“莫斯科是个大城。房屋全是老爷们的。马倒是有很多，羊却没有，狗也不凶。这儿的孩子不举着星星走来走去①，唱诗班也不准人随便参加唱歌。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些钓钩摆着卖，都安好了钓丝，能钓各式各样的鱼，很不错，有一个钓钩甚至经得起一普特重的大鲶鱼呢。我还看见几家铺子卖各式各样的枪，跟老爷的枪差不多，每支枪恐怕要卖一百卢布。……肉铺里有野乌鸡，有松鸡，有兔子，可是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打来的，铺子里的伙计却不肯说。

“亲爱的爷爷，等到老爷家里摆着圣诞树，上面挂着礼物，你就给我摘下一个用金纸包着的核桃，收在那口小绿箱子里。你问奥尔迦·伊格纳捷耶芙娜小姐要吧，就说是给万卡的。”

万卡声音发颤地叹一口气，又凝神瞧着窗子。他回想祖父总是到树林里去给老爷家砍圣诞树，带着孙子一路去。那种时候可真快活啊！祖父咔咔地咳嗽，严寒把树木冻得咔咔地响，万卡就学他们的样子也咔咔地叫。往往在砍树以前，祖父先吸完一袋烟，闻很久的鼻烟，讪笑冻僵的万卡。……那些做圣诞树用的小云杉披着白霜，站在那儿不动，等着看它们谁先死掉。冷不防，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野兔，在雪堆上象箭似的窜过去。祖父忍不住叫道：“抓住它，抓住它，……抓住它！嘿，短尾巴鬼！”

祖父把砍倒的云杉拖回老爷的家里，大家就动手装点它。

……忙得最起劲的是万卡喜爱的奥尔迦·伊格纳捷耶芙娜小姐。当初万卡的母亲彼拉盖雅还活着，在老爷家里做女仆的时候，奥尔迦·伊格纳捷耶芙娜就常给万卡糖果吃，闲着没事做便教他念书，写字，从一数到一百，甚至教他跳卡德里尔舞。可是等到彼拉盖雅一死，孤儿万卡就给送到仆人的厨房去跟祖父住在一起，后来又从厨房给送到莫斯科的靴匠阿里亚兴的铺子里来了。……

“你来吧，亲爱的爷爷。”万卡接着写道，“我求你看在基督和上帝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吧。你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人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气闷得没法说，老是哭。前几天老板用鞋楦头打我，把我打得昏倒在地，好不容易才活过来。我的生活苦透了，比狗都不如。……替我问候阿辽娜、独眼的叶果尔卡、马车夫，我的手风琴不要送给外人。孙伊凡·茹科夫草上。亲爱的爷爷，你来吧。”

万卡把这张写好的纸叠成四折，把它放在昨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来的信封里。……他略为想一想，用钢笔蘸一下墨水，写下地址：

寄交乡下祖父收

然后他搔一下头皮，再想一想，添了几个字：

康司坦丁·玛卡雷奇

他写完信而没有人来打扰，心里感到满意，就戴上帽子，顾不上披皮袄，只穿着衬衫就跑到街上去了。……

昨天晚上他问过肉铺的伙计，伙计告诉他说，信件丢进邮筒以后，就由醉醺醺的车夫驾着邮车，把信从邮筒里收走，响起铃铛，分送到世界各地去。万卡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把那封宝贵的信塞进了筒口。……

他抱着美好的希望而定下心来，过了一个钟头，就睡熟了。……在梦中他看见一个炉灶。祖父坐在炉台上，耷拉着一双光脚，给厨娘们念信。……泥鳅在炉灶旁边走来走去，摇尾巴。……

①指基督教的习俗：圣诞节前夜小孩们举着用簿纸糊的星星走来走去。

苦恼

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①？……

暮色昏暗。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车夫姚纳·波达波夫周身雪白，象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态、它那瘦骨棱棱的身架、它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使它活象那种花一个戈比就能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干。它多半在想心思。不论是谁，只要被人从犁头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给丢到这儿来，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停的喧嚣、熙攘的行人的旋涡当中来，那他就不会不想心事。……姚纳和他的瘦马已经有很久停在那个地方没动了。他们还在午饭以前就从大车店里出来，至今还没拉到一趟生意。可是现在傍晚的暗影已经笼罩全城。街灯的黯淡的光已经变得明亮生动，街上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赶车的，到维堡区。去！”姚纳听见了喊声。“赶车的！”

姚纳猛的哆嗦一下，从粘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

到维堡区去！”

为了表示同意，姚纳就抖动一下缰绳，于是从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撒下来。……那个军人坐上了雪橇。车夫吧哒着嘴唇叫马往前走，然后象天鹅似的伸长了脖子，微微欠起身子，与其说是由于必要，不如说是出于习惯地挥动一下鞭子。那匹瘦马也伸长脖子，弯起它那象棍子一样的腿，迟疑地离开原地走动起来了。……“你往哪儿闯，鬼东西！”姚纳立刻听见那一团团川流不息的黑影当中发出了喊叫声。“鬼把你支使到哪儿去啊？靠右走！”

“你连赶车都不会！靠右走！”军人生气地说。

一个赶轿式马车的车夫破口大骂。一个行人恶狠狠地瞪他一眼，抖掉自己衣袖上的雪，行人刚刚穿过马路，肩膀撞在那匹瘦马的脸上。姚纳在赶车座位上局促不安，象是坐在针尖上似的，往两旁撑开胳膊肘，不住转动眼珠，就跟有鬼附了体一样，仿佛他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儿似的。

“这些家伙真是混蛋！”那个军人打趣地说。“他们简直是故意来撞你，或者故意要扑到马蹄底下去。他们这是互相串通好的。”

姚纳回过头去瞧着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什么？”军人问。

姚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姚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

“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 天就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哟。”

“你拐弯啊，魔鬼！”黑地里发出了喊叫声。“你瞎了眼还是怎么的，老狗！用眼睛瞧着！”

“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车夫就又伸长脖子，微微欠起身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伛下腰，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人行道上有三个年轻人路过，把套靴踩得很响，互相诟骂，其中两个人又高又瘦，第三个却矮而驼背。

“赶车的，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

“一共三个人。……二十戈比！”

姚纳抖动缰绳，吧哒嘴唇。二十戈比的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一个卢布也罢，五戈比也罢，如今在他都是一样，只要有乘客就行。……那几个青年人就互相推搡着，嘴里骂声不绝，走到雪橇跟前，三个人一齐抢到座位上去。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该哪两个坐着，哪一 个站着呢？经过长久的吵骂、变卦、责难以后，他们总算做出了决定：应该让驼子站着，因为他最矮。

“好，走吧！”驼子站在那儿，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对着姚纳的后脑壳喷气。“快点跑！嘿，老兄，瞧瞧你的这顶帽子！

全彼得堡也找不出比这更糟的了。……”“嘻嘻，……嘻嘻，……”姚纳笑着说。“凑合着戴吧。

……”

“喂，你少废话，赶车！莫非你要照这样走一路？是吗？

要给你一个脖儿拐吗？……”

“我的脑袋痛得要炸开了，……”一个高个子说。“昨天在杜克玛索夫家里，我跟瓦斯卡一块儿喝了四瓶白兰地。”

“我不明白，你何必胡说呢？”另一个高个子愤愤地说。

“他胡说八道，就跟畜生似的。”

“要是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我说的是实情。

……”

“要说这是实情，那末，虱子能咳嗽也是实情了。”

“嘻嘻！”姚纳笑道。“这些老爷真快活！”

“呸，见你的鬼！……”驼子愤慨地说。“你到底赶不赶车，老不死的？难道就这样赶车？你抽它一鞭子！唷，魔鬼！

唷！使劲抽它！”

姚纳感到他背后驼子的扭动的身子和颤动的声音。他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的胸中消散了。驼子骂个不停，诌出一长串稀奇古怪的骂人话，直骂得透不过气来，连连咳嗽。那两个高个子讲起一个叫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的女人。姚纳不住地回过头去看他们。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咳了一阵，擦擦嘴唇，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你赶车吧！诸位先生，照这样的走法我再也受不住了！他什么时候才会把我们拉到呢？”

“那你就稍微鼓励他一下，……给他一个脖儿拐！”

“老不死的，你听见没有？真的，我要揍你的脖子了！……跟你们这班人讲客气，那还不如索性走路的好！……你听见没有，老龙②？莫非你根本就不把我们的话放在心上？”

姚纳与其说是感到，不如说是听到他的后脑勺上啪的一 响。

“嘻嘻，……”他笑道。“这些快活的老爷，……愿上帝保佑你们！”

“赶车的，你有老婆吗？”高个子问。

“我？嘻嘻，……这些快活的老爷！我的老婆现在成了烂泥地罗。……哈哈哈！……在坟墓里！……现在我的儿子也死了，可我还活着。……这真是怪事，死神认错门了。……它原本应该来找我，却去找了我的儿子。……”姚纳回转身，想讲一讲他儿子是怎样死的，可是这时候驼子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声明说，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了。

姚纳收下二十戈比以后，久久地看着那几个游荡的人的背影，后来他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大门口，不见了。他又孤身一人，寂静又向他侵袭过来。……他的苦恼刚淡忘了不久，如今重又出现，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姚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姚纳的胸膛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

这种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姚纳瞧见一个扫院子的仆人拿着一个小蒲包，就决定跟他攀谈一下。

“老哥，现在几点钟了？”他问。

“九点多钟。……你停在这儿干什么？把你的雪橇赶开！”

姚纳把雪橇赶到几步以外去，伛下腰，听凭苦恼来折磨他。……他觉得向别人诉说也没有用了。……可是五分钟还没过完，他就挺直身子，摇着头，仿佛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似的；他拉了拉缰绳。……他受不住了。

“回大车店去，”他想。“回大车店去！”

那匹瘦马仿佛领会了他的想法，就小跑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姚纳已经在一个肮脏的大火炉旁边坐着了。炉台上，地板上，长凳上，人们鼾声四起。空气又臭又闷。姚纳瞧着那些睡熟的人，搔了搔自己的身子，后悔不该这么早就回来。……“连买燕麦③的钱都还没挣到呢，”他想。“这就是我会这么苦恼的缘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墙角上有一个年轻的车夫站起来，带着睡意嗽一嗽喉咙，往水桶那边走去。

“你是想喝水吧？”姚纳问。

“是啊，想喝水！”

“那就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呢，老弟，我的儿子死了。

……你听说了吗？这个星期在医院里死掉的。……竟有这样的事！”

姚纳看一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一点影响也没看见。那个青年人已经盖好被子，连头蒙上，睡着了。老人就叹气，搔他的身子。……如同那个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样，他渴望说话。他的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没有跟任何人好好地谈一下这件事。……应当有条有理，详详细细地讲一讲才是。……应当讲一讲他的儿子怎样生病，怎样痛苦，临终说过些什么话，怎样死掉。……应当描摹一下怎样下葬，后来他怎样到医院里去取死人的衣服。他有个女儿阿尼霞住在乡下。……关于她也得讲一讲。……是啊，他现在可以讲的还会少吗？听的人应当惊叫，叹息，掉泪。……要是能跟娘们儿谈一谈，那就更好。她们虽然都是蠢货，可是听不上两句就会哭起来。

“去看一看马吧，”姚纳想。“要睡觉，有的是时间。……不用担心，总能睡够的。”

他穿上衣服，走到马房里，他的马就站在那儿。他想起燕麦、草料、天气。……关于他的儿子，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不能想的。……跟别人谈一谈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摹他的模样，那太可怕，他受不了。……“你在吃草吗？”姚纳问他的马说，看见了它的发亮的眼睛。“好，吃吧，吃吧。……既然买燕麦的钱没有挣到，那咱们就吃草好了。……是埃……我已经太老，不能赶车了。……该由我的儿子来赶车才对，我不行了。……他才是个地道的马车夫。……只要他活着就好了。……”姚纳沉默了一忽儿，继续说：“就是这样嘛，我的小母马。……库兹玛·姚内奇不在了。

……他下世了。……他无缘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气。

姚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注释】

①引自宗教诗《约瑟夫的哭泣和往事》。——俄文本编者注

②原文是“高雷内奇龙”，俄国神话中的一条怪龙。在此用做骂人的话。

③马的饲料。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你被指控于今年九月三日出言冒犯并动手殴打了本县警察日金、村长阿利亚波夫、乡村警察叶菲莫夫，见证人伊凡诺夫和加夫里洛夫，以及另外六个农民，并且前三人是在执行公务时受到侮辱的。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普里希别耶夫，一个满脸皱纹和肉刺的退伍中士，手贴裤缝立正，操起沙哑而低沉的嗓子，回答时咬清每一个字，像发布命令似的：

“长官，调解法官先生！当然，根据法律条款，法院有理由要求双方陈述当时的各种情况。有罪的不是我，而是另外那些人。整个事件是由一具死尸引起的–愿他的灵魂升天！三号那一天，我同老婆安菲莎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走着，一看–河岸上聚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人。我请问：老百姓有什么权利在这地方集会？什么目的？难道律书上写着，老百姓可以成群结伙走动的？我喊了一声：散开！开始推开众人，要他们回家去，还下令乡村警察揪住他们的脖领，把他们轰走……”

“对不起，要知道你既不是本县警察，也不是村长，难道你管得着赶散人群这种事吗？”

“他管不着，管不着！”审讯室里各个角落里的人齐声喊道，“他搅得人不得安生，大人！我们忍了他十五年了！自从他退伍回乡，从那时起，弄得人简直想从村里逃走。他把大家害苦了！”

“正是这样，大人！”村长作证说，“全村人都在抱怨。真没法跟他在一起生活！捧着圣像去教堂啦，举行婚礼啦，要不，比如说吧，出了什么事故啦，处处都有他，还大喊大叫，吵吵闹闹，总得由他来维持秩序。他揪小伙子的耳朵，跟踪监视婆娘们，生怕她们出事，倒像是她们的老公公……前几天，他挨家挨户下令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说，没见法律规定可以唱歌的。”

“请等一下，待会儿您再提供证词，”调解法官打断他的活，“现在，让普里希别耶夫继续陈述。说吧，普里希别耶夫！”

“遵命，先生。”中士操着哑嗓子说，“您，长官，刚才说到，赶散人群不关我的事……好，先生……可要是民众闹事呢？难道能允许乡民胡作非为吗？哪一部法典里写着，可以放纵百姓，听其胡来的？我绝不许可，先生。要不是我赶散人群，给他们点厉害瞧瞧，谁又能挺身站出来？谁也不懂现行的规章秩序，可以这么说，长官，全村只有我一人知道，怎样对付普通老百姓，而且，长官，我什么都能弄懂。我不是庄稼汉，我是中士军官，退役的军输给养员，在华沙当过差，还在司令部呢，先生。以后呢，请注意，我堂堂正正退了伍，当了消防队员，先生。再后来，由于病后体弱离开了消防队，在古典男子初级中学①当了两年的门卫……所有的规章秩序我都知道，先生。可是庄稼汉都是粗人，啥也不懂，就应该听我的，因为–那也是为他们好。就拿眼前这件事来说吧……我是驱赶了人群，可是岸边沙地上躺着一具捞起来的死尸。我请问：根据什么理由，尸体躺在这个地方？难道这正常吗？县警察管什么的？我说了：为什么你这个县里的警察不把此事报告上级？兴许这个淹死的人是投水自尽，但兴许这案子带点西伯利亚的气味：说不定是一桩刑事凶杀案……可是本县警察日金满不在乎，只顾抽他的烟。他还说：‘这人是谁，怎么跑来指手划脚的？他是你们这儿的什么人？好像我们离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说：‘既然你只知道站着，不管不问，可见你这个傻瓜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昨天就把这事报告了县警察局长。’我请问：为什么报告县警察局长？根据哪部法典的哪一条？碰到这类案子，比如有人淹死，有人上吊，或者诸如此类的事，难道归县警察局长管吗？我说，这是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我说，眼下得派专人呈报侦查员先生和法官们。我还说，第一步你得写份报告，送交调解法官先生。可是他，这个本县警察，光是听着笑。那些庄稼汉也一样。大家都笑，长官。我可以对天起誓，我说的没错。喏，这人笑了，那人笑了，日金也笑了。我说，你们都呲牙咧嘴做什么，可是县警察开口了，‘这类案子调解法官管不着。’我一听这话就冒火了。县警察，你是这么说的吧？”中士转身问县警察。

①旧俄四年或六年制学校。

“说过。”

“大家都听见了，你当着众人的面就是这么说的：‘这类案子调解法官管不着。’大家都听见了，你就是这么说的……我火冒三丈，长官，我甚至吓着了。我说：‘你再说一遍，坏蛋，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跑到他跟前。我责问：‘你怎么能这样说调解法官先生？你是本县警察，怎么反对官府？啊？’我还说，‘你知道吗？调解法官先生只要他愿意，凭你这句话就可以把你这个不可靠分子送交省宪兵队！你知道吗？凭你这些政治性言论调解法官先生可以把你发配到什么地方去？’可是村长说话了：‘调解法官超出权限的事一样也做不来。他只能管管小事。’他就是这么说的，大家都听见了……我就说：‘你怎么敢蔑视官府？嘿，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否则，老弟，事情就不妙！’想当初我在华沙当过差，在男子中学当过门卫。那个时候，只要我一听到这类不成体统的话，我就朝大街上张望，看有没有宪兵。‘老总，’我喊，‘你上这儿来！’于是把事情原原本本都报告他。现如今在乡下你跟谁说去？我气愤极了。一想到如今的老百姓放肆得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服从命令，我心里就有气，我抡起拳头……当然我没有使劲，真的，就这么轻轻地打了一下，好叫他下次不敢再说您长官的坏话……本县警察这时出来为村长保驾。我因此连县警察也……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我一时性起，长官，嘿，要知道不这样也不行。你要是见着蠢人不打他，那就昧了良心了。何况遇到人命案子……民众闹事……”

“不行！即使民众闹事也有人会管。这方面有本县警察，村长，本村警察……”

“县警察不能样样事情都管到，再说县警察许多事不如我明白……”

“可是你要知道，这不关你的事！”

“什么，先生？这怎么不关我的事？奇怪，先生……有人胡作非为，还不关我的事！莫不是还要我去夸奖他们？刚才他们向您诉苦，说我禁止唱歌……这唱歌又有什么好处？他们放着正经事不干，就知道唱歌……如今还时兴晚上点着灯闲坐着。该睡觉了，他们却闲聊，还嘻嘻哈哈。这事我都记下来了，先生！”

“你记下什么了？”

“哪些人点灯闲坐着。”

说罢，普里希别耶夫从衣袋里摸出一张油污的小纸片，戴上眼镜，念道：

点灯闲坐的农民计有：伊凡·普罗霍罗夫，萨瓦·米基福罗夫，彼得罗夫。大兵的寡妇舒斯特罗娃同谢苗诺夫·基斯洛夫私姘。伊格纳特·斯韦尔乔克大搞妖术，他的老婆玛芙拉是巫婆，每天夜里跑出去挤人家的牛奶。

“够了！”法官说完开始询问证人。

普里希别耶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不胜惊讶地望着调解法官，显然这位法官并不站在他一边。他那双瞪大的眼睛发亮，鼻子变得通红。他望着调解法官，望着证人，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审讯室里各个角落一片不满的埋怨声和压抑着的笑声。他更是弄不明白最后竟是这样的判决：拘禁一个月。

“什么罪？”他大惑不解地摊开双手问，“我犯了哪条王法？”

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世界变了，变得简直没法活下去了。种种阴暗、沮丧的念头困扰着他。但是，当他走出审讯室，看到一群乡民聚在一起谈论什么的时候，他积习难改，不由得手贴裤缝立正，操起沙哑的嗓子，生气地喊道：

“平民百姓，散开！不准聚会！都给我回家去！”

一八八五年十月五日

变色龙

警官奥楚美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个小包，穿过市集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个警察，生着棕红色头发，端着一个粗罗，上面盛着没收来的醋栗，装得满满的。四下里一片寂静。……广场上连人影也没有。小铺和酒店敞开大门，无精打采地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象是一张张饥饿的嘴巴。店门附近连一个乞弓都没有。

“你竟敢咬人，该死的东西！”奥楚美洛夫忽然听见说话声。“伙计们，别放走它！如今咬人可不行！抓住它！哎哟，……哎哟！”

狗的尖叫声响起来。奥楚美洛夫往那边一看，瞧见商人彼楚京的木柴场里窜出来一条狗，用三条腿跑路，不住地回头看。在它身后，有一个人追出来，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开怀的坎肩。他紧追那条狗，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抓住那条狗的后腿。紧跟着又传来狗叫声和人喊声：“别放走它！”带着睡意的脸纷纷从小铺里探出来，不久木柴场门口就聚上一群人，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

“仿佛出乱子了，官长！……”警察说。

奥楚美洛夫把身子微微往左边一转，迈步往人群那边走过去。在木柴场门口，他看见上述那个敞开坎肩的人站在那儿，举起右手，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给那群人看。他那张半醉的脸上露出这样的神情：“我要揭你的皮，坏蛋！”而且那根手指头本身就象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奥楚美洛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首饰匠赫留金。闹出这场乱子的祸首是一条白毛小猎狗，尖尖的脸，背上有一块黄斑，这时候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前腿劈开，浑身发抖。它那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苦恼和恐惧。

“这儿出了什么事？”奥楚美洛夫挤到人群中去，问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干吗竖起手指头？……是谁在嚷？”

“我本来走我的路，官长，没招谁没惹谁，……”赫留金凑着空拳头咳嗽，开口说。“我正跟米特利·米特利奇谈木柴的事，忽然间，这个坏东西无缘无故把我的手指头咬一口。……请您原谅我，我是个干活的人。……我的活儿细致。这得赔我一笔钱才成，因为我也许一个星期都不能动这根手指头了。……法律上，官长，也没有这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要是人人都遭狗咬，那还不如别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好。……”

“嗯！……好，……”奥楚美洛夫严厉地说，咳嗽着，动了动眉毛。“好。……这是谁家的狗？这种事我不能放过不管。我要拿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放出狗来闯祸的人看看！现在也该管管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等到罚了款，他，这个混蛋，才会明白把狗和别的畜生放出来有什么下场！我要给他点厉害瞧瞧……叶尔迪陵，”警官对警察说，“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条狗得打死才成。不许拖延！这多半是条疯狗。……我问你们：这是谁家的狗？”

“这条狗象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个人说。

“席加洛夫将军家的？嗯！……你，叶尔迪陵，把我身上的大衣脱下来。……天好热！大概快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懂：它怎么会咬你的？”奥楚美洛夫对赫留金说。

“难道它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它身子矮小，可是你，要知道，长得这么高大！你这个手指头多半是让小钉子扎破了，后来却异想天开，要人家赔你钱了。你这种人啊……谁都知道是个什么路数！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魔鬼！”

“他，官长，把他的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拿它开心。它呢，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无聊的人，官长！”

“你胡说，独眼龙！你眼睛看不见，为什么胡说？官长是明白人，看得出来谁胡说，谁象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凭良心说话。……我要胡说，就让调解法官①审判我好了。他的法律上写得明白。……如今大家都平等了。……不瞒您说，……我弟弟就在当宪兵。………”

“少说废话！”

“不，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察深思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里的狗大半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官长。……”

“我自己也知道。将军家里的狗都名贵，都是良种，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毛色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下贱货。……他老人家会养这样的狗？！你的脑筋上哪儿去了？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你们知道会怎样？那儿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赫留金，受了苦，这件事不能放过不管。……得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警察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它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见到过这样一条狗。”

“没错儿，是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嗯！……你，叶尔迪陵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象起风了。……怪冷的。……你带着这条狗到将军家里去一趟，在那儿问一下。……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派你送去的。……你说以后不要把它放到街上来。也许它是名贵的狗，要是每个猪猡都拿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它作践死。狗是娇嫩的动物嘛。……你，蠢货，把手放下来！ 用不着把你那根蠢手指头摆出来！这都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我们来问问他吧。……喂，普罗霍尔！你过来，亲爱的！你看看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费很多工夫去问了，”奥楚美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多说了。……既然他说是野狗，那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继续说。“可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前几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狗。他老人家的哥哥却喜欢。……”

“莫非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来了？”奥楚美洛夫问，他整个脸上洋溢着动情的笑容。“可了不得，主啊！我还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一阵吧？”

“住一阵。……”

“可了不得，主啊！……他是惦记弟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那么这是他老人家的狗？很高兴。……你把它带去吧。……这条小狗怪不错的。……挺伶俐。……它把这家伙的手指头咬一口！哈哈哈哈！……咦，你干吗发抖？呜呜，……呜呜。……它生气了，小坏包，……好一条小狗。……”

普罗霍尔把狗叫过来，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楚美洛夫对他威胁说，然后把身上的大衣裹一裹紧，穿过市集的广场，径自走了。●

①帝俄时代的保安的法官，只审理小案子。

跳来跳去的女人

一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出席了她的婚礼。

“你们瞧瞧：他是不是有点意思？”她对朋友们说，朝丈夫那边点一下头，似乎想解释一下，她为什么嫁给了这么一个普普通通、极为寻常、毫无出众之处的人。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内奇·戴莫夫是一名医生，九品文官。他在两家医院里做事：在一家医院里任编外主治医师，在另一家医院当解剖师。每天早上从九点到中午，他给门诊病人看病，查病房，午后乘公共马车赶到另一家医院，解剖病人尸体。他也私人行医，不过收入很少，一年五百来卢布。仅此而已。此外，关于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然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和她的朋友熟人却个个不同凡响。他们每一位都各有所长，小有名气。有的已经成名，是公认的专家名流，有的虽说还没有出名，但却有着光辉灿烂的前程，有一位剧院演员，早已是公认的伟大天才，他优雅、聪明、为人谦虚，还是一位出色的朗诵家，他教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朗诵。有一位歌剧院的歌唱家，一个好心肠的胖子，经常叹着气说服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她是在毁掉自己，如果她不懒散，能管束自己，那她肯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歌唱家。其次有好几名画家。为首的是擅长风俗画、动物画和风景画的里亚博夫斯基，一个相貌英俊的浅发青年，二十四五岁，几次画展都获得成功，最近画的一幅画就买了五百卢布。他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修改画稿，并说她有朝一日很可能有所成就。另外还有一位大提琴手，他的乐器呜咽有声，像人在哭。他老实承认，在他认识的所有女人中间，能为他伴奏的只有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一人。另外还有一位作家，年纪很轻，但已经名声在外，他写过不少中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谁呢？哦，还有瓦西里·瓦西里伊奇，贵族，地主，业余的插图画家，刊头卷尾的小花饰设计者，酷爱古老的俄罗斯文体、壮士歌和民谣，在纸上、瓷器上和熏黑的盘子上，他能创造出真正的奇迹。这伙自由自在的演艺人员，命运的宠儿，虽说一个个彬彬有礼，态度谦和，但也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医生的存在。戴莫夫这个姓氏在他们听来跟西多罗夫和塔拉索夫毫无区别。在这伙人中间，戴莫夫显得陌生、多余、矮小，尽管他身材高大，肩膀很宽。看上去他好像穿着别人的礼服，留着店伙计的胡子。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他真是作家或艺术家，那么别人就会说，他那部胡子使人联想到左拉①。

①左拉（一八四０–一九０二），法国著名作家。

那位演员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她穿上这身漂亮的婚纱，再配上亚麻色的头发，真像一棵春天里开满娇嫩的白花、婀娜多姿的樱桃树。

“不，您听我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对他说，挽住他的胳膊，“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您听着，听着……我得告诉您：我爸爸同戴莫夫在一家医院里做事。有一回可怜的爸爸病了，戴莫夫日日夜夜守在他的病床前。多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你们都听我说，里亚博夫斯基……还有您，作家，你们都听着，这很有意思哩，你们都靠近一点。多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多么真诚的关心！我也一连几夜没有睡觉，守着爸爸，突然间，了不得，姑娘征服了小伙子的心！我的戴莫夫神魂颠倒地堕人情网。真的，命运往往是这么离奇！爸爸死后，他常来看我，有时两人在街上相遇，有那么一天晚上，突然间冷不防他向我求婚了……简直像雪山压顶……我哭了一个通宵，我自己也昏头昏脑地堕人情网。现在，你们瞧，我成了他的妻子。是不是他有点意思；强壮，有力，像熊一样？此刻，他的脸有四分之三对着我们，光线不好。等他转过身来，你们瞧他的脑门。里亚博夫斯基，您得说说这脑门怎么样？戴莫夫，我们正说你呢！”她叫大夫，“你过来，把你诚实的手伸给里亚博夫斯基……这就对了。你们做个朋友吧。”

戴莫夫温和地、憨厚地微笑着，向里亚博夫斯基伸出手去，说：

“幸会幸会。当年我有个同班毕业的同学也姓里亚博夫斯基。他不会是您的亲戚吧？”

二

当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二十二岁，戴莫夫三十一岁。婚后，他们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桂满了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有的镶进画框，有的没有画框。她在钢琴和家具之间布置了一个漂亮而热闹的墙角，用的无非是中国小花伞，画架，五颜六色的小布条，匕首，半身雕像和照片……在餐室，她用粗拙的民间木版画袄糊墙壁，挂上树皮鞋和镰刀，屋角放一把长柄大镰刀和搂草的耙子，这么一来，餐室里就充满了俄罗斯的乡趣。在卧室，她把天花板和四面墙上钉上黑绒布，好让它更像山间岩穴，在两张床的上方挂一盏威尼斯灯笼，在门旁还立着一个手执斧锁①的泥塑。大家认为，这对年轻夫妇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巢。

①一种古代兵器。

每天早上，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要到十一点才起床，之后她弹钢琴，要是有太阳，就画油画。随后，到十二点多钟，她就坐车去找她的女裁缝。因为她和戴莫夫的钱不很多，只够日常开销，所以为了经常有新衣服可穿，并以此引人注目，她和她的女裁缝不得不挖空心思。她们经常把旧衣服染过，加上一些不值钱的零头透花纱、花边、长毛绒和丝绸，就能创造出奇迹来。做出来的东西着实迷人，简直不能叫衣服，而是梦幻。从女裁缝家里出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就乘车去拜访某位熟悉的女演员，一来好打听一些剧院新闻，二来顺便弄几张新剧首场演出或纪念性义演的戏票。从女演员家出来，她还得坐车去某位画家的画室，或者参观某个画展，然后再去拜访某位名流–邀请他来家作客，或者回拜，或者只是同他聊聊天。她到处受到愉快而友好的欢迎，大家都夸她漂亮，可爱，是个少有的女人……那些她称之为名流和伟人的人也都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当作他们的同行。这些人众口一词地向她预言：凭她多方面的天赋、情趣和聪明，只要她不分散精力，将来一定大有成就。她唱歌，弹钢琴，画油画，雕塑，参加业余演出，所有这些她都不是马虎从事，而是干得十分有才气。不论扎个彩灯，还是梳妆打扮，哪怕只给人系条领带，她都做得特别艺术、雅致、招人喜欢。不过，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现得最为突出，那就是，她善于很快结识名流，很快跟他们搞熟。只要有人稍稍出了点名气，引起人们的议论，她就立即去拜访他，当天跟他交上朋友，并请他到家里来做客。每结交一个新的名人对她来说都是真正的喜庆。她崇拜名人，为他们骄傲，每天夜里都梦见他们。她如饥似渴地寻找名人，而且她的这种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旧的名人消失了，被人遗忘，又有新的名人取代他们。不过，就是对这些新的名人她也很快看惯了，或者失望了，于是又开始急切地寻找新的名人，新的伟人，找到了又找。这是为什么呢？

下午四点多钟她和丈夫一块儿在家吃午饭。他的朴实、理智和善良让她感动得忘乎所以。她时不时跳起来，冲动地抱住他的头，连连吻他。

“你呀，戴莫夫，是个聪明而又高尚的人，”她说，“只是你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你对艺术根本不感兴趣，你否认音乐和绘画。”

“我不了解它们，”他温和地说，“我一辈子搞的是自然科学和医学，所以我没有时间再去关心各门艺术。”

“这是很可怕的，戴莫夫！”

“那为什么？你的那些熟人不懂自然科学和医学，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而责备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嘛。我不懂风景画和歌剧，但我这样想：既然有一批聪明人为它们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而另一些聪明人愿意为它们花费大笔的钱，那么可见它们是有用的。”

“来，让我握握你那诚实的手！”

午饭后，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又出门访友，然后上剧院看戏，或者去听音乐会，过了午夜才回到家。天天如此。

每逢星期三，她家总有晚会。在这些晚会上，女主人和客人们不玩牌，不跳舞，他们的娱乐是各种艺术活动。话剧演员朗诵，歌剧演员唱歌，画家们在纪念册上绘画（这种纪念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多的是），大提琴手演奏，女主人本人也绘画，也雕塑，也唱歌，也伴奏。在朗诵、演奏和唱歌的中间，他们谈论文学、戏剧和绘画，而且常常争论起来。晚会上没有女宾，因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认为，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其余的女人都无聊而庸俗。每次晚会都免不了这种场面：门铃声一响，女主人便猛地一惊，随即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说：“这是他！”这个“他”指的是一位应邀来访的新的名人。戴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而且准也想不起他的存在。但是一到十一点半，通往餐室的门打开了，戴莫夫带着他善良温和的微笑出现在门口，他搓着手说：

“请吧，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

大家进了餐室，每一回看见餐桌上摆的老是那几样东西：一盘牡蛎，一块火腿或者小牛肉，沙丁鱼罐头，奶酪，鱼子酱，蘑菇，一瓶伏特加和两瓶葡萄酒。

“我亲爱的管家①，”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高兴得轻轻击起掌来，“你真是迷人！先生们，注意看他的脑门！戴莫夫，你侧过脸来。先生们，瞧他的脸相多像孟加拉老虎，可表情却善良可爱，像鹿一样。哇，我的亲爱的！”

①原文为法文。

客人们吃着，望着戴莫夫，心想：“确实，挺不错的一个人，”但很快他们就把他忘了，继续谈他们的戏剧、音乐和绘画。

这对年轻夫妇十分幸福，他们的生活无牵无挂。不过在他们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很美满，甚至有点凄凉。原来戴莫夫在医院里感染上了丹毒，在床上一连躺了六天，而且不得不把他一头漂亮的黑发全剃光。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坐在他身旁，伤心得直落泪。不过等他的病情刚有好转，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的光头缠起来，把他当成贝陀因人①画下来。两人又快活了。病好后他便去医院上班，可是三天后他又出了麻烦。

①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

“我真倒霉，亲爱的！”他吃午饭时说，“今天我做了四次解剖，一下子划破了两个手指头。直到回家后我才发现。”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一听吓坏了。他却笑着说，这是小事一桩，他做解剖的时候经常划破手。

“我一专心，亲爱的，就变得大意了。”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焦急不安地预料他会得败血症，天大夜里为他作祷告，还好，结果平安无事。于是他们重又过起安定幸福的生活，无忧无虑。眼前的生活是美好的，而且紧跟着春天即将来临，它已经在远处微笑，许诺无数欢乐。幸福是没有穷尽的！四月，五月，六月，可以住到远离城嚣的别墅去，散步，写生，钓鱼，听夜莺唱歌。然后从七月到深秋，画家们将去伏尔加河旅游，她作为团体②的一名必不可少的成员，肯定是要参加这项活动的。她已经用细麻布缝了两套旅行装，买了路上用的颜料、画笔、画布和新的调色板。里亚博夫斯基几乎每天都来她家，看看她的绘画有什么长进。每当她把画拿给他看，他总是把手深深地往衣袋里一插，咬着嘴唇，喷喷鼻子，说：“噢，是这样……您的这片云在叫喊：它的光线不对头，不像晚霞。前景像被嚼碎了，有些地方，您明白吗，不大对劲……您的那座小木屋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在吱吱哇哇叫苦……这个墙角应当再暗一些。不过总的来说还不坏……我赞赏。”

②原文为法文。

他说得越是难懂，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倒越是听得明白。

三

在圣灵降临节①的第二天，午饭后戴莫夫买了一些酒菜和糖果，动身去别墅看望妻子。他已有两周没有看见她，十分想念她。他先是坐了一段火车，后来在一大片树林里寻找自家的别墅，弄得他又饿又累，一心盼望着待会儿能歇下来跟妻子共进晚餐，再美美地睡上一觉。他看着那包东西心里很高兴，那里面有鱼子酱、奶酪和鲑鱼。

①东正教节日，在复活节（俄历三月二十二日）后第五十天。

当他终于找到自家的别墅，认出它来，这时太阳快要下山了。一个年老的女仆告诉他：太太不在家，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这别墅样子极难看，天花板很低，糊着写过字的纸，地板不平，有许多裂缝。一共有三个房间。一间房里摆着一张床，另一个房间里，椅子上和窗台上乱扔着画布、画笔、脏纸、男人的大衣和帽子，在第三个房间里戴莫夫看到三个不认识的男人。其中两人是留着大胡子的黑发男子，第三人很胖，脸面刮得干干净净，看样子是个演员，桌上的茶炊吱吱地响。

“您有什么事？”演员用男低音问，冷眼打量着戴莫夫，“您找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吗？请等一下，她一会儿就回来。”

戴莫夫坐下来等着。一个黑发男子睡眼惺松地、无精打采地瞧了他几眼，给自己倒了一杯茶，问道：

“您要不要来一杯？”

戴莫夫又渴又饿，但他不想败坏自己的胃口，所以没有要茶。不久就听到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门砰的一声响，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跑进屋来，她戴一顶宽边草帽，手里提着画箱。紧随其后，兴高采烈、满脸红光的里亚博夫斯基走了进来，他拿着一把大伞和一张折叠椅。

“戴莫夫！”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扬声叫道，高兴得涨红了脸，“戴莫夫！”她又叫一声，把头和双手贴在他的胸脯上，“这是你呀！你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为什么？为什么？”

“我哪儿有时间啊，亲爱的？我总是很忙，等我有空了，可是火车的班次又常常不合适。”

“不过看到你我还是很高兴！我每天每天夜里都梦见你！我真担心你生病了。哎呀，你不会知道你是多么可爱，你来得正是时候！你是我的救星！只有你才能救我！明天这儿要举行一个顶顶别致的婚礼，”她继续说，笑嘻嘻地为丈夫系好领带，“车站上的电报员奇克里杰耶夫明天结婚。很英俊的一个小伙子，人也不蠢，你知道吗，他的脸上有一股刚强的、像熊一样的神气……可以拿他当模特画一幅年轻的瓦兰人①。我们全体住在别墅里的人对他很感兴趣，已经答应他一定参加他的婚礼……他这人没有钱，孤单单的，还胆小怕事，所以呢，不用说，不同情他那就是罪过。你想想，做完弥撤就举行结婚仪式，然后从教堂里出来，大伙儿走到新娘家……你可知道，葱翠的小树林，小鸟叽叽喳喳，阳光斑斑驳驳落在草地上，在这片鲜绿色的背景上，我们都成了五颜六色的斑点–这幅画多么别致，有着法国印象派的韵味哩。可是，戴莫夫，叫我穿什么衣服进教堂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着，做出一副哭相，“我这儿什么也没有，真正是什么也没有！没有衣服，没有花，没有手套……你了定要救救我。既然你来了，那么，这就是说，是命运托付你来救我的。我亲爱的，你拿着这串钥匙，回家去，把衣柜里我那件粉红色连衣裙取来。你知道它，它挂在最前面……然后在储藏室的右边地板上，你会看到两个硬纸盒。你打开上面的盒子，里面尽是花边，花边，花边，还有各种各样的零头碎料，这些东西底下就是花。你拿花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可别把它弄皱了，亲爱的。把花都取来，容我在这里挑一挑……另外，再买一副手套。”

①古俄罗斯对北欧诺尔曼人的称呼。

“好的，”戴莫夫说，“我明天回去，叫人送来。”

“明天怎么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吃惊地望着他，“明天你怎么来得及？明天头班火车早上九点开，婚礼在十一点举行。不，亲爱的，要今天回去，一定得今天回去！如果你明天来不了，那就找个人送来。好了，走吧……待会儿有趟客车要经过这里。别误了火车，亲爱的。”

“好吧。”

“唉，我真舍不得把你放走，”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泪水涌上她的眼眶，“唉，我这个傻瓜，何苦答应那个电报员呢？”

戴莫夫赶紧喝了一杯茶，拿了一个面包圈，温和地微笑着，上车站去了，那些鱼子酱、奶酪和鲑鱼，都让那两个黑发男子和胖演员吃了。

四

六月里一个宁静的月夜，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站在伏尔加河上一条游轮的甲板上，时而望着水面，时而望着美丽的河岸。在她身旁站着里亚博夫斯基，他对她说，水上黑尴勉的阴影不是阴影，而是梦，又说，这神秘的水域和它奇异的闪光，这无边无际的天空，以及伤感沉思的河岸，都在诉说着我们生活的空虚，昭示着人世间有一种崇高而永恒的幸福；在这样迷人的月夜，人若能忘掉自己，死去，变成回忆，那该多好啊！过去的岁月庸俗而无聊，未来也毫无意义，这美妙的夜一生中只有一次，它也很快就要消逝，化作永恒–人活着又为了什么呢？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时而听着里亚博夫斯基的呓语，时而听着夜的宁静，心里却想着：她是永生的，永远不会死去。这绿宝石般的水–她还从未见过这种颜色–这天空，河岸，黑影和充溢她心田的不由自主的欢乐，都在告诉她：有朝一日她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在那遥远的地方，在月光照不着的那一边，在无边无际的天地里，等待她的将是成功，荣誉和人民的爱戴……她久久地注目凝视着远方，似乎看到了蜂涌的人群，辉煌的灯火，似乎听到了庆典上昂扬的乐曲和人们的欢呼声，她自己则穿一袭白色长裙，鲜花从四面八方撒到她身上。她还想到，跟她并排站着、伏在船侧栏杆上的这个男人，是真正伟大的人，天才，上帝的宠儿……迄今为止，他所创作的全部作品都是那么出色、新颖、不同凡响，一旦他的稀世才华完全成熟，他的创作将无限高超，令世人倾倒。这一点，从他的脸，从他的表达方式，从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看得出来。关于阴影和黄昏的情调，关于月光，他都说得与众不同，用的是自己的语言，这一切使人不由得感受到他那种驾御大自然的硷力。他本人十分英俊，有独特的才能。他的生活无牵无挂，自由自在，超凡脱俗。他过着小鸟一样的生活。

“天凉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着，不由得打了个冷颤。

里亚博夫斯基把自己的雨衣披在她身上，悲伤地说：

“我觉得我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里。我是奴隶。为什么你今天这样迷人呢？”

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瞧着她。他的眼神很可怕，她都不敢抬眼看他了。

“我疯狂地爱您……”他悄悄地说，呼出的气哈到她的脸颊上，“只要您对我说一个‘不’字，我就不想活了，我要抛弃艺术……”他激动万分地喃喃说，“您爱我吧，爱我吧……”

“别这么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时闭上了眼睛，“这真可怕。再说戴莫夫呢？”

“什么戴莫夫？为什么提戴莫夫？我跟戴莫夫有什么相干？这儿有伏尔加，月亮，美景，我的爱情，我的痴迷，这儿根本就没有什么戴莫夫！……唉，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需要过去，只求您给我片刻的……一瞬间的欢乐！”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她有心想一想丈夫，可是她又觉得过去的一切，包括婚姻、戴莫夫和家庭晚会，都微不足道，毫无意义，毫无必要，平淡乏味，而且离她已经很远很远了……真的：戴莫夫算什么？为什么提戴莫夫，她跟戴莫夫有什么相干，再说，他是确有其人呢，或者他仅仅是一个梦？

“其实，对他这样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来说，他已经得到的那份幸福就够多的了。”她双手掩面想道，“让别人谴责去吧，诅咒去吧，我却偏要这样，宁愿毁灭。偏要这样，宁愿毁灭……生活中的一切都应当有所体验。天哪，这是多么可怕又多么美妙啊！”

“噢，怎么样？怎么样？”画家喃喃地说，他拥抱着她，贪婪地吻着她的手，她则有气无力地想推开他，“你爱我吗？是吗？是吗？啊，多静的夜！美妙的夜！”

“是的，多静的夜！”她悄悄地说，瞧着他那双含着泪水的发亮的眼睛。然后她很快地回头张望一下，搂住他，热烈地吻他。

“船快到基涅什玛了！”有人在甲板的另一侧喊道。

可以听到沉重的脚步声。那是饮食部的堂伯从旁经过。

“听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她幸福得又笑又哭，“给我们拿葡萄酒来。”

画家激动得脸色发白，坐到长椅上，一双热恋的、感激的眼睛定定地望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后来他闭上眼，懒洋洋地微笑着，说：

“我累了。”

他把头靠在栏杆上。

五

九月二日，天气温暖无风，但是天色阴沉。一清早，伏尔加河上升起薄雾，九点钟以后又稀稀拉拉地下起雨来。看上去完全没有转晴的希望。喝茶的时候，里亚博夫斯基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绘画是一门最难见成效又最枯燥无味的艺术，说他算不得画家，说只有傻瓜才认为他有才华。突然间，无缘无故，他抓起一把刀子，把他的一幅最好的画稿划破了。早茶后，他脸色阴沉地坐在窗前，默默地望着伏尔加河。可是伏尔加河已失去了刮谢波光，变得浑浊灰暗，看上去冷冰冰的。所有的一切都使人想到，阴雨绵绵、令人烦问的秋天即将来临。似乎是，伏尔加河两岸一块块美丽的绿毯，河上一串串宝石般的反光，透明的蓝色远方，以及大自然所有别致而华丽的眼饰，此刻都已让造物主收了起来，藏进箱笼里，以备明春再用。群鸦在伏尔加上空盘旋，讥笑它：“光啦！光啦！”。里亚博夫斯基听着它们的贴噪，默默想道：他的才华已经枯竭；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愚蠢的；他不该让这个女人束缚自己……总之，他心绪不佳，苦闷得很。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坐在隔板后面的床上，用。手指梳理着自己美丽的亚麻色头发，时而想象自己在客厅里，时而在卧室里，时而又在丈夫的书房里。想象又把她带到剧院里，带到女裁缝那里，带到那些名流朋友家里。这阵子他们都在干什么呢？他们还想起她吗？演出季节已经开始，应该考虑一下晚会的事了。戴莫夫呢？啊，可爱的戴莫夫！他在每封信里都多么温存地、像孩子般苦苦央求她早点回家！每月他都给她寄来七十五卢布。有一次她写信告诉他，她欠了画家们一百卢布，不久他真的把这笔钱寄来了。多么善良、慷慨的人啊！旅行生活搞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筋疲力尽，她厌烦了，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些乡民，这河上的潮气，甩掉那种浑身不干净的感觉，这种不干不净是她从一个村子搬到另一个村子，住在农家小屋里时时刻刻都感觉到的。要不是里亚博夫斯基已经保证，他要跟那些画家在此地一直住到九月二十日，她本可以今天就离开这里。要真能这样，那该多好啊！

“天哪！”里亚博夫斯基埋怨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太阳呢？没有太阳，我那幅阳光明媚的风景画就无法接着画下去！”

“可是你还有一幅画稿画的是多云的天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从隔间走出来，说，“记得吗，在前景的右侧是树林，左侧是一群母牛和鹅。趁现在你可以把它画完。”

“哼！”画家皱起眉头，“把它画完！难道您以为我这人就那么笨，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你对我的态度变得多么厉害！”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叹了一口气。

“嘿，那才好。”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脸上一阵抽搐，她走到炉子旁边，哭了起来。

“对，现在只差眼泪了。算了吧！我有成千上万种理由哭，但就是不哭。”

“成千上万的理由！”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呜咽着说，“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您已经把我当成了累赘。是的！”她说完，放声大哭起来，“说实话，您现在已经为我们的爱情感到羞耻。您想方设法提防着那几个画家，其实这是瞒不过去的，他们早就知道了。”

“奥莉加，我只求您一件事，”画家央求道，一手按着胸口，“只求一件事：别再折磨我！除此之外，我对您没有任何要求！”

“但您得起誓，说您现在仍然爱我！”

“这是折磨人！”画家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他跳了起来，“到头来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要不然去发疯！你饶了我吧！”

“好啊，您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嚷起来，“打呀！”

她又放声大哭，跑回隔间去了。在农舍的干草顶上，响起刷刷的雨声。里亚博夫斯基抱着头，在小屋里踱来踱去。后来他一脸果断的神色，似乎想对谁证明什么，戴上帽子，把猎枪往背上一搭，走出了农舍。

他走后，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躺在床上哭了很久。她首先想到，最好服毒自尽，让回来的里亚博夫斯基发现她已经死了。后来想象又把她带回自家的客厅，带回丈夫的书房。她想象着自己一动不动地坐在戴莫夫身旁，享受着身心的安宁和洁净，到了晚间坐在剧院里，听马西尼①演唱。她想念文明，想念城市的繁华，想念那些名人，想得她满心愁闷。有个农妇走进屋来，开始不慌不忙地生炉子做饭。烟熏火燎，满屋子都是焦糊味。画家们回来厂，高统靴上沾满了烂泥，脸上挂着雨水。他们分析画稿，聊以自慰地说：伏尔加河即使遇上恶劣天气，也自有它的魅力。那只便宜的挂钟在墙上滴答作响……冻僵的苍蝇聚在放圣像的屋角里嗡嗡地叫，可以听到长凳底下那些厚纸板中间有蟑螂爬来爬去……

①马西尼（一八四四–一九二六），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

里亚博夫斯基直到太阳西下才回到农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也没有脱下脏靴，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地落坐在长凳上，立即闭上眼睛。

“我累了……”他说，他动动眉头，竭力想抬起眼皮。

奥莉加·伊凡诺大娜为了对他表示亲热，表明她没有生气，就坐到他的身边，默默地吻了他一下，把小木梳插进他的浅色头发里。她想给他梳头。

“这是干什么？”他问，猛地一哆嗦，好像有个冰凉的东西碰到他的身体，他睁开眼睛，“这是干什么？您让我安静一会儿，求您了！”

他把她推开，自己走掉了。她觉得他的脸上显出憎恶和恼火的神情。这时候，农妇小心翼翼地捧着一盆菜汤给他送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看到，她的两个大拇指都泡在汤里了。勒紧肚子的农妇，里亚博夫斯基吃得津津有味的菜汤，小屋以及这整个生活，此刻都让她感到十分可怕，虽说刚来的时候她很喜欢这种生活的简朴和颇有艺术趣味的杂乱。她突然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便冷冷地说：

“我们须要分开一段时间，要不然由于无聊我们当真会吵翻的，我讨厌这样。今天我就走。”

“怎么走？骑棍子吗？”

“今天星期四，所以九点半钟有一班轮船经过这里。”

“是吗？对，对……那有什么，你走吧……”里亚博夫斯基温和地说，他用毛巾代替餐巾擦了擦嘴，“你在这里很烦闷，没事可做，想把您留下的人，必定是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你走吧，二十号以后我们又会见面的。”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快活得脸都红了。“难道这是真的，”她暗自问自己，“难道很快就能在客厅里画画，在卧室里睡觉，在铺着桌布的餐桌上吃饭？”她心情轻松愉快，已经不生画家的气了。

“我把颜料和画笔全给你留下，里亚布沙①，”她说，“我留下的东西，将来你都给我带回去……注意了，我走以后你别偷懒，别闷闷不乐，你要工作。你是我的好样的，里亚布沙。”

①里亚博夫斯基的昵称。

九点钟，里亚博夫斯基跟她吻别，她立即想到，他这样做是免得当着画家们的面在轮船上吻她，他把她送到码头。轮船不久就来了，把她带走了。

过了两天半她才回到家里。来不及脱掉帽子和雨衣，她激动得喘着粗气跑进了客厅，又从那儿来到了餐室。戴莫夫没穿上衣，只穿着敞开的坎肩，坐在餐桌后面，在叉子上磨刀子。他面前的盘子上摆着一只松鸡。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住宅的一刹那，她确信，这一切必须瞒过丈夫，对此她有足够的能力和本事。可是现在，当她看到他那开朗、温和、幸福的微笑和那双发亮的、快活的眼睛时，她立即感到，要瞒过这个人是卑鄙丑恶的，同时也不可能，她做不到，诚如要她去诽谤、偷窃、杀人一样。刹那间，她决定把发生的事和盘托出。她让他吻她，拥抱她，随后她跪在他脚前，双手蒙住了脸。

“怎么啦，怎么啦，亲爱的？”他柔声问道，“是想家了吧？”

她抬起羞得通红的脸，用负罪的恳求的目光望着他，但是恐惧和羞愧阻止她说出真情。

“没什么，”她说，“我这是太……”

“我们坐下吧，”他说着把她搀起来，扶她坐到餐桌后，“这就好了……吃松鸡吧。小可怜，你一定饿坏了。”

她贪婪地吸进家里温馨的空气，吃着松鸡；他呢，温存地瞧着她，快活得笑了。

六

大约直到冬季过了一半的时候，戴莫夫开始怀疑他受骗了。他好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似的，遇见她时已经不能正视她的眼睛，脸上再也没有愉快的笑容了。为了减少跟她相处的时间，他常常把他的同事科罗斯捷列夫带回家吃午饭。这个身材矮小的人留着短发，面容惟淬，为人腼腆，每当他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谈话的时候，总是尴尬地把自己坎肩上的全部纽扣先解开再扣上，然后用右手去捻左侧的唇髭。吃饭的时候，两位医生谈的都是医学问题，如横隔膜一旦升高有可能导致心律不齐，如最近一个时期经常遇到许多神经炎患者。有一次戴莫夫谈到，他昨天解剖了一具尸体，诊断书上写着“恶性贫血”，他却在胰腺上发现了癌变。两人所以这样做，似乎只是为了让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可以沉默，也就是可以不必撤谎。饭后，科罗斯捷列夫坐到钢琴旁，戴莫夫叹口气，对他说：

“唉，老兄！算了吧，这有什么！你给弹个忧伤的曲子吧。”

耸起肩膀，伸开十指，科罗斯捷列夫在钢琴上奏出几个和音，然后用男高音唱起来：“请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俄罗斯的农民不呻吟？”①戴莫夫又长叹一声，一手支着下颊，沉思起来。

①歌词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诗《大门前的沉思》。

近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行为举止并不检点。每天早晨她醒来后心绪总是很坏。她想到，她已经不爱里亚博夫斯基，谢天谢地，这事已经结束了。可是喝完咖啡，她又想到，里亚博夫斯基夺走了她的丈夫，现在她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里亚博夫斯基。后来她回想起一些熟人的谈话，说里亚博夫斯基正准备在画展上展出一幅惊人之作，是风景画和风俗画的混合体，带有波列诺夫①的风格。据说，凡是去过他的画室的人，都为此感到欣喜若狂。不过她又想，他是在她的影响下才创作出这幅画的，总之，多亏她的影响他才发生很大变化，达到艺术的高峰。她的影响十分有益，十分重要，一旦她丢下他不管，那么看来他就要毁了前程。她又回想起，上次他来看她的时候，穿一件带小花点的灰上衣，系着新领带，懒洋洋地问她：“我漂亮吗？”是的，凭他那翩翩的风度，长长的鬓发和蓝蓝的眼睛，他的确很漂亮（也许，这是最初的印象），而且他对她很温柔。

①波列诺夫（一八四四–一九二六），俄国风景画家。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迟迟才穿上衣服，随后万分激动地去画室找里亚博夫斯基。她来到那儿时，他心情很好，正自我陶醉于那幅真正出色的画。他跳跳蹦蹦，嘻嘻哈哈，对严肃的问题总是开个玩笑了事。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嫉妒里亚博夫斯基，痛恨他的那幅画，不过出于礼貌，还是在画前默默站了五分钟，最后，她像人们在圣物前叹息那样，叹了一口气，小声说：

“是的，你还从来没有画过这样的画。你知道，简直大惊人了！”

后来她开始苦苦哀求，要他爱她，不要抛弃她，要他怜悯她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人。她哭泣，吻他的手，要求他对她起誓，说他爱她，而且一再向他表明，离开她良好的影响，他将走上歧途，毁了前程。她败坏了画家的好兴致，心里感到深深的屈辱，最后只好去找女裁缝，或者找熟悉的女演员弄几张戏票。

如果她在画室里找不到他，她就给他留下一封信，信上赌咒说：要是今天不来看她，她一定服毒自尽。他害怕了，就来找她，还留下来吃饭。他并不顾忌她的丈夫在场，对她说话粗鲁无礼，她也照样回敬他。两人都感到对方束缚了自己，都觉得对方是暴君是仇敌。他们大发脾气，在气愤中全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举动不成体统，连科罗斯捷列夫也全看明白了。饭后，里亚博夫斯基匆匆告辞，走了。

“您去哪儿？”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在前室问他，那目光是仇恨的。

他皱起眉头，眯着眼，随口说出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人她也认识。显然他这是嘲笑她的嫉妒，故意惹她生气。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倒在床上。由于嫉妒，懊丧，屈辱和羞耻，她咬着枕头，放声大哭起来。戴莫夫撇下客厅里的科罗斯捷列夫，来到卧室，局促不安地、心慌意乱地小声说：

“别哭得这么响，亲爱的，……何苦呢？这种事不可外扬……要不露声色……你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就无法挽回了。”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平息心中的妒火，猜忌折磨着她，她甚至感到太阳穴疼痛起来。她转而又想，事情还可以挽回，于是她洗过脸，朝哭肿的脸上扑点粉，飞一般去找那个熟悉的女人。她在那个女人家没有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就坐上车找第二家，然后找第三家……起先她还觉得这样乱找一起有点难为情，可是后来她也习惯了，常常是，一个晚上她跑遍了她认得的所有女人的家，为的是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大家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有一天，她对里亚博夫斯基说到她的丈夫：

“这个人拿他的宽宏大量来压我。”

她很喜欢这句话，所以遇到别的画家时，只要对方知道她和里亚博夫斯基的风流韵事，每一回她总是把手用力一挥，这样说她的丈夫：

“这个人拿他的宽宏大量来压我。”

他们的生活方式倒还跟去年一样。每逢星期三总要举行晚会。演员朗诵，画家作画，大提琴手演奏，歌唱家唱歌，而且一到十一点半，通往餐室的门打开了，戴莫夫面带微笑说：

“请吧，先生们，请吃点东西。”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照旧寻找伟人，找到了不满意，又重找。跟从前一样，她每天深夜才回家，这时候戴莫夫却不像去年那样已经睡觉，而是坐在他的书房里，在写什么东西。他要到三点才躺下，八点钟就起床了。

一天傍晚，她正准备去剧院，站在卧室的穿衣镜前，这时戴莫夫穿着礼服、系着白领带走了进来。他温和地微笑着，而且像过去一样，高高兴兴地瞧着妻子的眼睛。他的脸上喜气洋洋。

“我刚才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他说着，坐下来揉他的膝盖。

“通过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啊哈！”他笑起来，伸长脖子想看看镜子里妻子的脸，她却始终背对着他，站在那里梳理头发，“啊哈！”他又说了一遍，“你知道，他们很可能给我一个病理学概论方面的编外副教授职称。有这方面的迹象。”

从他那张容光焕发、无比幸福的脸上可以看出，此刻只要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能分享他的喜悦和成功，那他会原谅她的一切，包括现在的和将来的，他会把一切都忘掉，可是她不懂什么叫编外副教授，什么叫病理学概论，再说她担心看戏迟到了，所以什么话也没有说。

他坐了两分钟，抱歉地微微一笑，走了出去。

七

这是最不安宁的一天。

戴莫夫头痛得厉害。早上，他没有喝茶，也没去医院，一直躺在书房里的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像平时一样十二点多钟又去找里亚博夫斯基，想让他看看自己的静物写生①，再问问他昨天为什么不来找她。她觉得这幅画毫无意思，她之所以画它只是为了找个无谓的借口可以去找画家。

①原文为法文，下同。

她没拉门铃就走了进去。当她在前室脱套鞋时，听到好像画室里有人轻轻地跑过去，还有女人衣裙的蟋蟋声。她赶紧往画室里张望，只看到棕色的裙角一闪而过，消失在一幅大画后面。这幅画连同画架，从顶端一直到地板，都蒙着黑布。毫无疑问，有个女人躲起来了。想当初，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也常常在这幅画后面避难呢！里亚博夫斯基显然很窘，他对她的到来似乎感到吃惊，向她伸出两只手，不自然地笑着说：

“哎呀哎呀！见到您真高兴。有什么好消息吗？”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感到羞辱，感到伤心。哪怕给她一百万，她也不愿在这个不相干的女人，情敌，虚伪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说上一句话。那女人现在站在画布后面，大概正在幸灾乐祸地窃笑呢。

“我给您带来一幅画稿……”她用极细的声音怯生生地说，她的嘴唇颤抖起来，“一幅静物写生。”

“啊？……画稿？”

画家接过画稿，边走边看，似乎是不经意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顺从地跟着他。

“静物写生……一流的，”他嘟哝着，随后信口押起韵来，“库罗尔特，乔尔特，波尔特②……”

②分别为“疗养院”、“鬼”、“港口”的音译，与“一流的”尾音“索尔特”同韵。此处为无聊的戏言。

从画室里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和衣裙的蟋蟋声。这就是说，她走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真想大喝一声，抓起什么重东西朝画家头上砸去，然后转身跑掉。但是她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沉重的羞辱感压在心头，她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不是女画家，而是一条小爬虫了。

“我累了……”画家懒洋洋地说，望着画稿，不住地甩着头驱赶瞌睡，“当然啦，画得不错，不过今天一幅画稿，去年一幅画稿，下个月还是一幅画稿……您怎么不厌烦呢？我要是您的话，早就把画笔扔了，不如认真槁点音乐什么的。要知道，您算不得画家，您是音乐家。不过，您可知道，我多累啊！我这就去叫他们送茶来……好吗？”

他走出房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听到，他在吩咐听差什么。为了避免告辞，避免解释，最主要是为了免得放声痛哭，她没等他回来，赶紧跑到前室，穿上套鞋，走了出来。她这才轻快地嘘了一口气，感到自己跟里亚博夫斯基、跟绘画、跟刚才在画室里压在她心头的那种沉重的羞辱感，从此一刀两断了。一切都结束了。

她先去找了一趟女裁缝，随后去拜访昨天刚到的巴尔奈①，从巴尔奈那儿出来又去了一家乐谱店。一路上她都在琢磨着，她怎样给里亚博夫斯基写一封冷酷无情的充满个人尊严的信，怎样在春天或夏天她和戴莫夫一道去克里米亚度假，从此跟过去的生活彻底决裂，开始新的生活。

①巴尔奈（一八四二–一九二四），德国名演员，戏剧活动家。

这天夜里，她很晚才回家，她没有换衣服就在客厅里坐下写信。里亚博夫斯基说她算不得画家，她为了报复，现在写信告诉他：他每年画的都是老一套，他每天说的也是老一套，他停滞不前了，除了已有成绩外，他将来不会有任何进展。她还想告诉他：他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她的良好影响，如果说他现在行为恶劣，那只是因为形形色色的轻薄女子取代了她的影响，今天躲在画布后面的那个女人就是其中之一。

“亲爱的，”戴莫夫在书房里叫她，并没有开门，“亲爱的！”

“你有什么事？”

“亲爱的，你别进我的房间，站在门口就行了。是这么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传染了白喉，现在……我不舒服。你快去请科罗斯捷列夫。”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对丈夫，就像对她所有熟悉的男人一样，只叫姓，不叫名字。她不喜欢他的名字奥西普，因为它让人联想到果戈里的奥西普①和一句俏皮话：“奥西普，哑嗓子；阿尔希普，爱媳妇。”现在她却喊道：

①果戈里的剧本《钦差大臣》中的仆人。

“奥西普，这不可能！”

“去吧！我不舒服……”戴莫夫在门后说。可以听到他走回沙发那里，又躺下了。“去吧！”传来他低沉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想道，她吓得手脚发凉，“这病可危险呢！”

她毫无必要地举着蜡烛走进卧室，在那里考虑着她该怎么办，无意间看了一下穿衣镜：一张吓白的脸，短上衣的两个袖子高高耸起，胸前一大堆黄色的绉边，裙子上乱七八糟的条纹，她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既可怕又丑陋。她突然痛心地感到她对不起戴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那份深情的爱，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对不起他的这张好久没睡过的空床。她不时想起他平日那张温和、柔顺的笑脸。她伤心得放声大哭起来，立即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了一封求助的信。这时已是午夜两点了。

八

早晨七点多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因夜间失眠而脑袋发沉，没有梳洗，模样难看，一脸悔愧的神色，从卧室里出来。这时一位黑胡子先生打从她身旁走过，进了前室，看来这是医生。屋里有一股药水味。科罗斯捷列夫站在书房门口，右手捻着左侧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放你进去看他，”他阴沉地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这病会传染的。说实在的，您也没有必要进去。他已经昏迷，在说胡话。”

“他真是得了白喉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间，声音几乎听不清。

“那些明知危险却偏要去冒险的人，真应该送交法庭审判，”科罗斯捷列夫喃喃自语，没有回答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问题。“您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吗？星期二，他用吸管吸一个病儿的白喉粘液。这是干什么？愚蠢……是的，胡闹……”

“危险吗？很危险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是的，都说这病很难治。说实在的，应当请施列克来才对。”

先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他头发棕红，鼻子很长，说话带犹太人口音；继而来了一个高个子，他背有点驼，须眉浓重，看上去像个大辅祭；最后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很胖，脸色红润，戴一副眼镜。这是医生们来为自己的同事轮流值班。科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后没有回家，他留下来，像个幽灵似的在各个房间里踱来踱去。女仆给值班的医生们送茶，不断跑药房，根本没人收拾房间。家里冷清而凄凉。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独自坐在卧室里，想到这是上帝来惩罚她了，因为她欺骗了丈夫。这个沉默寡言、从不抱怨、不可理解的人，这个温顺得失去个性、由于过分的善良显得没有主见、显得软弱的人，此刻正躺在他书房的长沙发上，默默地忍受着痛苦，连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如果他吐出一句怨言，哪怕是高烧中的呓语，那么值班的医生就会了解到，毛病不单单出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捷列夫：他什么都知道。难怪他看着朋友的妻子时，那眼神仿佛在说：她才是真正的元凶，白喉不过是她的同谋犯。她已经不记得伏尔加河上那个月夜，不记得那番爱情的表白和农舍里的那段富有诗意的生活。她只记得，她由于无聊的苛求，由于娇生惯养，她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沾上了一层粘乎乎的污秽，从此休想洗干净了……

“哎呀，我把他骗得太厉害了，”她想道，记起了她跟里亚博夫斯基的那段烦心的浪漫史，“这种事真该诅咒！……”

下午四点钟，她眼科罗斯捷列夫一起吃午饭。他什么也没吃，只喝了一点葡萄酒，皱起了眉头。她也没吃东西。有时她暗自祷告，向上帝起誓，一旦戴莫夫病好了，她一定再爱他，永远做他忠实的妻子。有时她精神恍榴，望着科罗斯捷列夫，想道：“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再加上面容憔悴，举止粗野，难道不枯燥吗？”有时她又觉得上帝会立即来处死她，因为她害怕传染，竟一次也没去过丈夫的书房。总之，她的情绪低沉而沮丧，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掉，再也无法挽救了……

午饭厨天色暗下来。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躺在沙发床上，枕着一个金线绣的绸垫子，在呼噜呼噜地打鼾。

值班的医生进进出出，谁也不曾留意这种混乱状态。外人在客厅里呼呼大睡，墙上的那些画稿，独出心裁的陈设，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的女主人–所有这一切现在已引不起丝毫兴趣。有位医生无意中不知为什么笑了一声，这笑声显得那么古怪、胆怯，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再次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经不睡了。他坐在那里抽烟。

“他的白喉已经转移到了鼻腔，”他小声说，“心脏功能也不好。说实在的，情况很糟糕。”

“那您去请施列克吧，”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

“已经来过了。正是他发现的：白喉杆菌已经扩散到鼻腔，唉，施列克管什么用！说实在的，施列克也帮不了忙。他是施列克，我是科罗斯捷列夫–如此而已。”

时间过得很慢。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和衣躺在从早晨起就没有收拾的床上，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她似乎觉得，整个宅子，从地板到天花板，让庞大的铁块填满了，只要把这铁块弄出去，大家就会感到轻松愉快。等她清醒过来，她才想起，那不是铁块，而是戴莫夫的病。

“静物写生，港口……”她想着想着，又陷入昏睡状态，“港口……疗养院……施列克怎么回事？施列克，格列克，弗列克……克列克。现在我的朋友们在哪儿？他们是否知道我们家的不幸？主啊，救救我……饶恕我。施列克，施列克……”

又是铁块……时间过得很慢，楼下的挂钟不时敲响。有时听到门铃声；是医生们来了……一名女仆端着托盘上的空杯子走了进来，问道：

“太太，床铺要我收拾一下吗？”

她不见回答，又走了出去。楼下的钟敲响了。她梦见伏尔加河上的细雨，又有人走进卧室来，好像是个外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猛地坐起来，认出他是科罗斯捷列夫。

“几点了？她问。

“快三点了。”

“哦，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我是来告诉一声：他快要断气了……”

他呜呜地哭了，挨着她坐在床边，用袖子擦着眼泪。她一时明白不过来，但浑身冰冷，开始慢慢地画着十字。

“快断气了……”他用尖细的嗓子又重复了一遍，又一声抽泣，“他快死了，因为他牺牲了自己……对科学来说，这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啊！”他沉痛地说，“要是拿我们同他相比的话，那么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不平凡的人！才华出众！他给了我们大家多大的希望！”科罗斯捷列夫绞着手，继续道，“我的上帝啊，像他这样的学者现在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奥西卡①·戴莫夫，臭西卡·戴莫夫，你是怎么搞的呀！哎呀呀，我的上帝啊！”

①奥西普的昵称。

科罗斯捷列夫双手掩面，绝望地摇着头。

“他有着多大的道德力量！”他继续道，变得越来越怨恨什么人，“一颗善良、纯洁、仁爱的心灵–不是人，是水晶！他为科学服务，他为科学献身。他日日夜夜像牛一样干活，谁也不怜惜他。这位年轻的学者，未来的教授还不得不私下行医，晚上搞翻译工作，好挣钱来买这堆……污七八糟的破烂！”

科罗斯捷列夫用仇恨的目光看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双手抓过床单，生气地撕扯着，仿佛床单有罪似的。

“他不怜惜自己，别人也不怜惜他。唉，真是的，说这些有什么用！”

“是啊，一个世上少有的人！”在客厅里有个男人低声说。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回想她和他的全部生活，从头到尾，包括所有的细节，这才突然间明白过来，他确实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人，跟她所认识的那些人相比，可以说是伟大的人。她又回想起她去世的父亲和所有跟他共事的医生们对他的态度，她这才明白，他们都认定他是未来的名人。那墙、天花板、电灯和地毯，好像都在挤眉弄眼地嘲笑她，仿佛在说：“你瞎了眼，瞎了眼！”她哭着冲出卧室，在客厅里同一个不相识的男人擦肩而过，跑进了丈夫的书房。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齐腰盖着被子。他的脸瘦削得可怕，脸色灰黄，这样的颜色活人脸上是绝不会有的。只有那脑门，那黑眉毛，还有那熟悉的微笑，让她认出这是戴莫夫。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赶紧摸他的胸、额头和手。胸口还有余温，但额头和手已经凉得叫人发毛。那双半睁半闭的眼睛不是望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而是望着被子。

“戴莫夫！”她大声喊道，“戴莫夫！”

她想对他说明：那是一个错误，事情还可以挽救，生活依旧可以美满幸福。她还想告诉他：他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伟大的人，她将终生景仰他，崇拜他，对他怀着神圣的敬畏……

“戴莫夫！”她叫他，拍他的肩膀，不相信他已经永远不能醒来，“戴莫夫，戴莫夫呀！”

在客厅里，科罗斯捷列夫正对女仆说：

“这有什么好问的？您去找教堂的看门人，跟他打听一下，那些靠养老院救济的老婆婆住在哪儿。她们会给死者洁身、装殓，该做的事她们都会做好的。”

一八九二年一月五日

第六病室

一

在医院的后院里有一座不大的偏屋，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这房子的铁皮屋顶已经生锈，烟囱塌了半截，门前的台阶早已腐朽，长出草来，墙上的灰浆只留下斑驳的残迹。偏屋的正面对着医院，后面朝向田野；一道带钉子的灰色围墙把偏屋和田野隔开。这些尖端朝上的钉子、围墙和偏屋本身，无不显得阴森可怕，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才会有这种特殊的外观。

如果您不怕被荨麻螫痛，那您就沿着一条通向偏屋的羊肠小道走去，让我们看一看里面的情景。打开第一道门，我们来到了外室。这里的墙下和炉子旁边扔着一堆堆医院里的破烂。床垫啦，破旧的病人服啦，长裤啦，蓝白条纹的衬衫啦，毫无用处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皱皱巴巴的破烂混杂在一起，胡乱堆放着，正在霉烂，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臭味。

看守人尼基塔，嘴里咬着烟斗，老是躺在这堆污七八糟的废物上。他是个退伍的老兵，那身旧军服上的红领章早已褪成棕黄色。他的脸严厉、憔悴，两道下垂的眉毛给他的脸增添一副草原牧羊犬的神气，鼻子通红。他身材不高，看上去瘦骨伶仃，青筋暴突，可是神态威严，拳头粗大。他属于那种头脑简单、唯命是从、忠于职守、愚钝固执的人，这种人最喜欢秩序，把它看得高于一切，因而深信：他们就得挨打。他打他们的脸、胸、背，打到哪儿算哪儿，相信不这样就不能维持这里的秩序。

再往里走，您便进入一间宽敞的大房间，如果不算外室，整座房子就由它占去了。这里的墙壁涂成暗蓝色，天花板熏黑了，跟没有烟囱的农舍一样－－显然，到了冬天，这里的炉子日夜冒烟，煤气很重。窗子的里边装着铁栅栏，样子难看。地板灰暗，粗劣。满屋子的酸白菜味，灯芯的焦糊味，臭虫味和氨水味，这股浑浊的气味让您产生的最初的印象是，仿佛您进入了一个圈养动物的畜栏。

房间里摆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在床上坐着、躺着的人都穿着蓝色病人服，戴着旧式尖顶帽。这些人是疯子。

这里一共五个人。只有一人贵族出身，其余的全是小市民。靠近房门睡的是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褐色的小胡子亮闪闪的，泪眼模糊，托着头坐在床上，定定地望着一处地方发呆。他日日夜夜发愁，摇头，叹气，苦笑。他很少参与别人的谈话，即使问他什么，他也照例不答。给他端来食物，他就机械地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剧烈而痛苦的咳嗽，骨瘦如柴的模样和脸颊上的潮红可以推断，他正害着痔病。

在他之后是个矮小、活泼、十分好动的老头子，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一头乌黑的鬈发，像黑人似的。白天他在病室的两扇窗子间不停地踱来踱去，或者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在自己床上，同时无休止地吹着口哨，学灰雀啼叫，还小声唱歌，嘿嘿窃笑。他的这种孩子气的乐趣和活泼的性格，即使在夜里也有所表现：他常常爬起来向上帝祷告，也就是用双拳捶胸，用手指头抠抠门缝。他就是犹太人莫谢伊卡，大约二十年前他因为帽子作坊起火烧毁而神经错乱，成了疯子。

第六病室的全体病人中，只有莫谢伊卡一人被允许外出，甚至可以离开医院上街去。他很久以来就享受着这一特权，大概因为他是医院的老住户，又是个不伤人的文疯子，再者他成了城里供人逗乐的丑角。只要他一出现，立即被一群孩子和狗围住，对此人们也早已看惯了。他穿着难看的病人服，戴着滑稽的尖顶帽，穿着拖鞋，有时光着脚，甚至不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商店的门口站住，讨个小钱。有的给他克瓦斯，有的给点面包，还有人给个小钱，所以他回来时通常已吃饱喝足，还发了点小财。他带回来的东西统统让尼基塔没收了去归自己享用。这个老兵做这种事很不客气，他粗鲁地、气急败坏地把他的每一个口袋都翻过来，还呼唤上帝来作证，说他今后绝不再放犹太人上街，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是不守秩序。

莫谢伊卡喜欢帮助人。他给同伴端水，在他们睡着的时候给他们盖好被子，答应下次从街上回来送每人一个小钱，并且给每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给左边的邻居，一个瘫痪病人，用勺子喂饭吃。他这样做既不是出于怜悯，也不是出于什么人道方面的考虑，他只是无形中受了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影响，模仿他这么干的。

伊凡·德米特里·格罗莫夫是个三十三岁的男子，贵族出身，担任过法院民事执行员，属十二品文官，患有被害妄想症①。他要么缩成一团躺在床上，要么在室内不停地走来走去，像在活动筋骨，很少有坐着的时候。一种令人惊慌不安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等待，弄得他总是十分兴奋、急躁、紧张。外屋里只要有一丝动静，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便立即抬起头，侧耳细听：莫非是有人来找他？要把他抓走，这时他的脸上就露出极其惊慌和厌恶的神色。

①一种精神疾患，自以为受人迫害。

我喜欢他那张颧骨突出的方脸盘，它总是苍白，悲伤，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他那颗饱受惊吓又苦苦挣扎的心灵。他的脸相是奇特的，病态的，然而那清秀的面容虽则刻下深沉而真诚的痛苦，却显出理智和知识分子所侍有的文化素养，他的眼睛闪出温暖的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他本人，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对所有的人都异常客气，除了尼基塔。谁要是掉了扣子或者茶匙，他总是赶紧从床上跳下来，拾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都要跟同伴们道早安，躺下睡觉时祝他们晚安。

除了一贯紧张的心情和病态的脸相外，他的疯病还有如下表现：有时在傍晚，他裹紧那件破旧的病人服，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开始在墙角之间、病床之间急速地走来走去。好像是，他正害着厉害的寒热病。有时他突然站住，看看他的同伴们，想必他有十分重要的话要说，可是他又显然考虑到他们不会听他讲话，或者即使听也听不懂，于是他便不耐烦地摇着头，继续走来走去。可是不久想说话的欲望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就放任自己，热烈地、激昂他讲起来。他的话没有条理，时快时慢，像是梦吃，有时急促得让人听不明白，然而在他的言谈中，在他的声调中，有一种异常美好的东西。听他说话，您会觉得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人。他的疯话是难以写到纸上的。他谈到人的卑鄙，谈到践踏真理的暴力，谈到人间未来的美好生活，谈到这些铁窗总是使他想到强权者的愚蠢和残酷。结果他的话就成了一支杂乱无章的集成曲，尽管是老调重弹，然而却远没有唱完。

二

大约十二年或十五年前，文官格罗莫夫住在城里一条最主要的大街上。他拥有私宅，颇有名望，家道殷实。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凡。谢尔盖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得了急性肺结核，死了。他的死像是开了个头，此后一连串的不幸突然落到这家人头上。刚埋葬了谢尔盖，一周后，年老的父亲因为伪造单据盗用公款受到起诉，不久因伤寒病死在监狱的医院里。房子和全部动产均被拍卖，弄得伊凡·德米特里和他的母亲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了。

从前，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伊凡·德米特里住在莫斯科，在那里上大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不知道什么叫穷，后来他不得不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只好从早到晚去教报酬很低的家馆，做抄写工作，却仍旧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计了。伊凡·德米特里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他垂头丧气，变得虚弱不堪，不久就放弃学业，回到家乡。在这里，在这座小城里，他多方托人，谋到了县立学校的一份教职。但他跟同事相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不干了。母亲又去世了。他有半年之久失业在家，只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就当上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员。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因病被解职为止。

他向来没有给人留下健康的印象，即使在青春年少的大学期间也是这样。他总是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经常感冒，吃得少，睡不好。只要一杯红葡萄酒就能弄得他头昏脑涨，歇斯底里发作。他总想跟人们交往，但由于他生性急躁、多疑，他没有朋友，没有一个至交。他对城里人的评论向来带着轻蔑，老说，他们的粗鲁无知和浑浑噩噩的禽兽般的生活是他深恶痛绝的。他用男高音说话，响亮而热烈。说话时要么怒气冲冲、愤愤不平，要么兴高采烈，露出惊奇的神色，不过任何时候他的表情都是真诚的。不论跟他谈什么，他总是归结到一点：这个城市的生活沉闷、无聊，这个社会没有高尚的需求，过着毫无生气、毫无意义的生活，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愚昧、腐化和伪善。卑鄙的人锦衣玉食，正直的人忍饥挨饿；社会需要学校，主持正义的报纸，剧院，大众读物，知识界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认清自己的面目，感到震惊才好。他对人的议论总加上浓重的色调，而且只有黑白二色，不承认有其他的色彩。他把人类分成卑鄙小人和正直人两种，中间的人是没有的。关于女人和爱情他总是津津乐道，充满热情，但他一次也没有恋爱过。

尽管他言论尖刻、神经过敏，城里人却喜欢他，背地里都亲切地叫他万尼亚①。他那种待人和蔼、乐于助人的天性，为人的正派，道德的纯洁，就连他那件破旧的常礼服，病态的外貌，家庭的不幸，总能唤起他们心中美好的、温暖的、忧伤的感情。此外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用城里人的话说，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市里是个类似活字典的人物。

①伊凡的昵称。

他读过很多书。他常常坐在俱乐部里，神经质地捻着小胡子，翻阅杂志和书籍。看他的脸色可以知道，他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咽，根本来不及咀嚼。应当认为，阅读是他的一种病态的习惯，因为不管他抓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和日历，他都急不可耐地读下去。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

三

一个秋天的早晨，伊凡·德米特里翻起大衣领子，在泥泞中啪嗒啪嗒地走着，穿过小巷和一些偏僻的地方，费力地去找一个小市民的家，凭执行票向他收款。他心情忧郁，每到早晨他总是这样的。在一条巷子里他遇到囚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着两名戴着手铐的犯人。以前伊凡·德米特里经常遇见犯人，每一次他们都引起他怜悯和不安的感觉，可是这一次相遇却给他留下一个异样的、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手铐，就这样由人押着，走在泥地里，送进监狱去。他在小市民家待了一会儿，然后回家。在邮局附近他遇见一个认识的警官，对方跟他打了招呼，还和他一道走了几步，不知为什么他又觉得这很可疑。回到家里，他一整天都想着两个犯人和荷枪的兵，一种莫名其妙的惶恐不安的心情妨碍他阅读和集中精力思索什么事。晚上他在屋里没有点灯，夜里也不睡觉，老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手铐，关进监狱。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而且可以担保他今后也绝不会去杀人、放火、偷盗。可是，无意中偶然犯下罪行难道不容易吗？难道不会有人诬陷吗？最后，难道法院不可能出错吗？难怪千百年来人民的经验告诫我们：谁也不能发誓不讨饭，不坐牢。①而在现行的诉讼程序下，法院的错判是完全可能的，不足为怪的。那些对别人的痛苦有着职务或事务关系的人，如法官、警察和医生，久而久之，出于习惯势力，会变得麻木不仁，以致对他们的当事人即使不愿意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从这方面讲，他们同在后院里杀羊宰牛而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丝毫区别。在对人采取这种敷衍塞责、冷酷无情的态度的情况下，为了剥夺一个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并判他服苦役，法官只需一件东西：时间。只要有时间去完成某些法定程序，然后就万事大吉－－法官就是凭这个领取薪水的，事后你在这个离铁道二百俄里的肮脏的小城去寻找公正和保护吧！再说，既然社会把任何暴力视作明智、合理之必需，而一切仁慈的举动，如宣告无罪的判决，却引起不满和报复情绪的大爆炸，在这种情况下，侈谈公正，岂不可笑吗？

①俄国谚语。

早晨，伊凡·德米特里起床后心存恐惧，额头上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捕。“既然昨天那些沉重的思想久久地没有离开我，”他想道，“可见这些想法不无道理。这些想法的确不可能无缘无故地钻进脑子里的。”

有个警察不慌不忙地从窗下经过：这是不无用意的。瞧，有两个人站在房子附近，也不说话。为什么他们不说话呢？

从此，伊凡·德米特里日日夜夜受尽折磨。所有路过窗下的人和走进院子的人都像是奸细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通常坐着双套马车从街上经过，他这是从城郊的庄园去警察局上班。可是伊凡·德米特里每一次都觉得：马车跑得大快，他的神色异样，显然他急着跑去报告：城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犯人。每逢有人拉铃或者敲门，伊凡·德米特里就浑身打颤，如果在女房东家里遇到生人，他就惶惶不安。可是遇见警察和宪兵时他却露出笑脸，还吹着口哨，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等着被捕，可是又故意大声打鼾，像睡着的人那样连连吁气，好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要知道如果夜里他睡不着觉，那就意味着他受到良心的谴责，痛苦不堪－－这可是一大罪证！事实和常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荒诞不经，无非是变态心理，另外，如果把事情看得开一些，即使被捕坐牢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但他的思考越是理智，越是合乎常理，他内心的惶恐不安却越是强烈，越是折磨人。这就像一个隐士本想在处女林里开出一小块安生之地，他用斧子砍得越是起劲，林子却长得越来越茂盛一样。伊凡·德米特里最后意识到，这也无济干事，于是索性不再思考，完全沉溺于绝望与恐惧之中。

他开始离群索居，避开人们。他原先就讨厌自己的职务，现在更是忍受不了这种工作。他生怕有人使坏整他，偷偷往他的口袋里塞进贿赂，然后去告发他。或者他自己无意中在公文上出错－－这无异于伪造文书，或者他丢失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他以前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机敏，现在他每天都能想出成千上万条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应当认真为自己的自由和名誉担忧。正因为如此，他对外界，特别是对书籍的兴趣便明显地减弱，他的记忆力也大为衰退了。

到了春天，雪化了，在公墓附近的一条冲沟里发现两具部分腐烂的尸体。这是一个老妇人和小男孩，带有强暴致死的迹象。于是城里人议论纷纷，只谈这两具尸体和尚未查明的凶手。伊凡·德米特里害怕别人以为这是他杀死的，便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还面带微笑。可是遇见熟人时，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一再声明，没有比杀害弱小的、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作假很快就使他厌倦，他略加思索后认定，处在他的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进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之后又坐了一夜一天。他冻得厉害，等到天黑，便偷偷地像贼一样溜进自己的房间里。天亮之前，他一直站在房间中央，身子一动不动，留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就有几个修炉匠来找女房东。伊凡·德米特里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然而恐惧偷偷地告诉他，这些人是打扮成修炉匠的警察。于是他悄悄地溜出住宅，没戴帽子，没穿上衣，惊骇万分地顺着大街跑去。几条狗汪汪叫着追他，有个男人在后面不住地喊叫，风在他耳边呼啸，伊凡·德米特里便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聚集在他的背后，现在要来抓住他。

有人把他拦住，送回住处，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人以后还要提起）开了在头上冷敷的药液和桂樱叶滴剂①的药方，愁眉苦脸地直摇头。临走前他对女房东说，以后他不会再来了，因为他不该妨碍人们发疯。由于伊凡·德米特里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只好把他送进医院，被安置在性病病室里。他每天夜里不睡觉，发脾气，搅得病人不得安宁，不久安德烈·叶菲梅奇便下令把他转到第六病室。

①一种镇静剂。

一年后，城里人已经完全忘了伊凡·德米特里，他的书让女房东胡乱堆在屋檐下的雪橇里，被顽皮的孩子们一本本拿光了。

四

伊凡·德米特里左边的邻居，我已经说过，是犹太人莫谢伊卡，右边的邻居是个一身肥肉、长得滚圆的农民，一张痴呆呆的脸上毫无表情。这是一个不爱动的、贪吃的、不干不净的畜生，早已丧失了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从他身上不断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

尼基塔给他收拾床铺的时候，总是狠狠打他，使劲抡起胳膊，一点也不顾惜拳头。这时候，可怕的不是他挨了打－－这种事是可以习惯的－－可怕的是这个迟钝的畜生挨了打却毫无反应：不出声音，没有动作，连眼睛都毫无表情，只是身子稍稍晃一晃，像个沉重的大木桶。

第六病室的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是个小市民，原先是邮局的拣信员。他是个瘦小的金发男子，一张和善的面孔上带点狡猾的神色。看他那双聪明、安详的眼睛以及明亮而快活的目光可以推断，他城府根深，心里藏着极重要、极愉快的秘密。他在枕头底下，床垫底下藏着什么东西，总不肯拿出来给别人看，倒不是怕人抢了去，偷了去，而是有点不好意思。有时他走到窗前，背对着病友，在胸前佩戴什么东西，还低下头看了又看。如果这时有人走到他跟前，他就满脸窘色，立即把胸前的东西扯下来。不过他那点秘密是不难猜出的。

“您得向我祝贺，”他常常对伊凡·德米特里说，“上司为我呈请授予二级斯丹尼斯拉夫星章。二级星章向来只颁发给外国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们愿意为我破例哩，”他笑嘻嘻地说，还大惑不解地耸耸肩膀，“嘿，老实说，简直没有料到。”

“你这话我一点也不懂，”伊凡·德米特里阴沉地声明。

“不过您可知道我迟早会弄到什么吗？”以前的邮局分拣员狡黠地眯细眼睛接着说，“我一定能得到一枚瑞典的‘北极星’。这种勋章是值得费心张罗的。白十字架和黑带子。漂亮极了。”

大概任何别的地方的生活都不会像这座偏屋里那样单调。每天早晨，除了瘫痪病人和胖农民以外，所有的人都在外室里的一只双耳木桶里洗脸，用病人服的下摆擦干。这之后他们用锡杯子喝茶，茶是由尼基塔从主楼里取来的。每人只能喝一杯。中午他们喝酸白菜汤和粥，晚上吃中午剩下的粥。三餐之间，他们躺下，睡觉，望着窗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天天如此。连以前的邮局拣信员说的也还是那几种勋章。

第六病室很少见到新人。医生早就不接收新的疯癫病人，而想访问疯人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多的。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隔两个月来这里一次。他怎么给疯子们理发，尼基塔怎么帮他的忙，每当这个醉醺醺、笑呵呵的理发师出现时，病人们怎样乱作一团－－这些我们就不谈了。

除了理发师，谁也不到这里来看一看。病人们注定一天到晚只能见到尼基塔一个人。

可是不久前在医院的主楼里流传着一个相当奇怪的消息。

传说好像医生经常去第六病室了。

五

奇怪的流言！

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金，从某一点上说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轻时笃信上帝，准备日后担任神职。一八六三年他中学毕业，本想进神学院学习，可是他的父亲，一名医学博士和外科医师，刻薄地挖苦了他一顿，断然宣布，如果他真去当神父，他就不认他这个儿子。这话可信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本人不止一次地承认，他对医学以及一般的专门学科向来是不感兴趣的。

不管怎么样，他读完了医学系的课程，并没有去当教士。看不出他如何笃信上帝，开始从医时跟现在一样，他都不像是虔诚信教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粗俗，像个庄稼汉。他的脸，胡子，平顺的头发和结实笨拙的体态，使人想起大道旁小饭铺里那种酒足饭饱、随随便便、态度粗鲁的店老板。他的脸粗糙，布满细小的青筋，眼睛小，鼻子发红。由于身材高，肩膀宽，所以手脚很大，似乎一拳打出去，就能叫人断了气。不过他的步态徐缓，走起路来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在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人时，他总是先停下来让路，说一声：“对不起！”－－他的声音完全不是预料中的男低音，而是嗓子尖细、音色柔和的男中音。他的脖子上有个不大的瘤子，妨碍他穿浆过的硬领衣服，所以他总是穿柔软的亚麻布或棉布衬衫。一般说来，他的穿着不像一名医生。一身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衣服他照例到犹太人的铺子里去买，那皱皱巴巴的新衣穿在他身上跟旧衣服一样。同一件常礼服，他看病时穿它，吃饭时穿它，出门做客也穿它。不过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吝啬，而是他完全不修边幅。

当安德烈·叶菲梅奇来到这个城市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况简直糟透了，病室里，过道里，医院的院子里，到处臭哄哄的，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勤杂工、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们都跟病人一起住在病室里。人们抱怨，蟑螂、臭虫和老鼠搅得大家不得安生。在外科，丹毒从来没有绝迹过，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体温计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存放着土豆，总务长，女管理员和医士勒索病人钱财。据说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老医生把医院里的酒精偷偷拿出去卖，他还网罗护士和女病人组成他的后宫。所有这些污七八糟的事城里人全都清楚，甚至夸大其词，然而对此却漠不关心。有些人强词夺理，说什么住医院的都是小市民和农民，这种人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家里的生活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总不能供他们吃松鸡吧！另一些人则辩解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帮助，光靠本城的财力是办不成一所像样的医院的；谢天谢地，医院虽糟，总算有一个。而成立不久的地方自治局不论在城里还是城郊都不开设诊疗所，借口是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到医院里视察一番，安德烈·叶菲梅奇得出结论，这个机构不成体统，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照他看来，最明智的可行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病人放回家，关闭这所医院。但他考虑到，光凭他个人的权限很难做到这一点，况且这也无济于事。如果把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那它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应当等待它自行消失。再说，人们既然开办医院，而且容忍它的存在，可见它是人们需要的。种种偏见和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卑鄙龌龊的丑事也是需要的，因为久而久之它们会转化为有用之物，正如畜粪变成黑上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好东西在它开始的时候不带有丑恶的成分。

上任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对待医院里的混乱看来是相当冷漠的。他只要求医院的勤杂工和护士不再在病室里过夜，添置了两柜子的医疗器械，至于总务长，女管理员，医士和外科的丹毒，一切都维持原状。

安德烈·叶菲梅奇极其喜爱智慧和正直，然而要在自己身边建立明智和正直的生活对他来说却缺乏坚强的性格，缺乏这方面的信心。下命令，禁止，坚持己见，这些他是完全做不到的。看来他似乎发过誓，永远不提高嗓门，永远不用命令式。“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东西拿来”这样一些话他很难说出口。每当他饿了，他总是犹豫不决地咳几声，对厨娘说：“最好给我一杯茶”或者“最好给我弄点吃的”。至于对总务长说不准他偷盗，或者把他赶走，或者干脆废除这个多余的寄生职位－－这些他完全是无能为力的。每当有人欺骗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奉迎他，或者拿来一份明明是造假的帐单要他签字，他总是窘得满脸通红，尽管他感到心中有愧，但还是在帐单上签了字。遇到病人向他诉苦说吃不饱，或者抱怨护士态度粗暴，他就发窘，抱歉地嘟哝说：

“好，好，我以后调查一下……多半这是误会……”

起先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勤奋。每天从早晨起他就给病人看病，做手术，有时甚至接生，一直干到吃午饭。女病人都说他细心，诊断准确，特别是儿科疾病和妇女病。可是时间一长，他因为工作的单调、徒劳无益，显然感到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看，加到三十五人，后天就是四十，就这样天天看病，年年看病，可是城市的死亡率并没有因此下降，病人照样不断地来。一个上午，要对四十名就诊病人真正有所帮助，这在体力上是办不到的，所以尽管不愿意，结果只能是骗局。一个会计年度接诊一万两千名病人，不客气地说，那就是欺骗了一万两千名病人。至于让重病人住进病房，按科学的规章给以治疗，这同样做不到，因为规章是有的，科学却没有。如果抛开空洞的议论，像别的医生一样死板地照章办事，那么为此首先需要洁净和通风，而不是垃圾和污浊的空气；需要有益健康的食品，而不是酸臭的白菜汤；需要助手，而不是窃贼。

再说，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合理的结局，那又何必阻止人们去死呢？如果某个商人或文官多活了五年十年，那又怎么样呢？如果认为医学的任务在于用药物减轻痛苦，那么这里不能不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据说，首先，痛苦使人完美；其次，如果人类当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减轻自己的痛苦，那么人类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宗教和哲学中不仅找到了避免一切不幸的护符，而且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前经受了可怕的折磨，可怜的海涅因瘫痪而卧床好几年。那么为什么某个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玛特廖娜就不该生病呢？要知道这些人的生活毫无内容，如果没有痛苦，那他们的生活就完全空虚，变得跟变形虫①的生活一样了。

①一种单细胞动物。

这些思索弄得安德烈·叶菲梅奇心灰意懒，从此他不再每天去医院上班了。

六

他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通常他早晨八点左右起床，穿衣，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去医院上班。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狭窄昏暗的过道里等着看病。勤杂工和护士们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靴子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响；瘦弱的住院病人穿来穿去；死尸和装满污物的器具也从这里抬出去；病儿哭哭啼啼，穿堂风不断灌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和本来就敏感的病人来说简直是遭罪，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在诊室里，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正在迎候他。这人矮小，肥胖，圆鼓鼓的脸刮得很光，洗得干干净净。他态度温和，举止从容，穿一身肥大的新西装，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不如说像参政员。他在城里还私人行医，求诊者很多，他系着白领结，自认为比医生高明，因为医生不私下行医。诊室的墙角有一个神龛，里面放一尊很大的圣像，点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个高烛台，蒙着白布罩。四壁墙上挂着好几幅大主教的肖像，一张圣山修道院的风景照片和一些枯萎的矢车菊花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仰上帝，喜欢神圣的仪式。圣像就是用他私人的钱设置的。每逢礼拜天，由他下命令，要某个病人在诊室里大声吟唱赞美诗，唱完之后，翻尔盖·谢尔盖伊奇便手提香炉，走遍各个病室，摇炉散香。

病人很多，而时间很少，所以他的工作只限于简短地问一下病情，然后发点氨搽剂或蓖麻油之类的药。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桌旁，用拳头托着脸颊，沉思着，木然地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着，搓着手，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我们生病，受穷，”他常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祈祷仁慈的上帝。是的！”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做任何手术。他早就不习惯做手术了，一见到血他就感到难受。有时他不得不扳开婴孩的嘴，察看喉咙，小孩子便哇哇地叫，挥舞小手招架，这时候他的耳朵里便嗡嗡地响，头发晕，眼睛里涌出泪水。他赶紧开个药方，挥挥手，让女人把小孩子快点带走。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病人畏畏缩缩、说话没有条理，再加上正襟危坐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那些画，他自己二十年来一成不变的提问－－这一切很快就让他感到厌倦。他看了五六个病人就走了。剩下的病人由医士独自诊治。

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早已不私人行医，现在谁也不会来打搅他。回到家后，他立即坐到书房里开始看书。他读很多书，总是读得兴致勃勃。他的一半薪水都用来买书，六间一套的寓所有三间堆放着书和旧杂志。他最喜欢读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医学方面他只订了一份《医师》杂志，而且通常是从后面读起。每一次他能不间歇地读上几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他不像伊凡·德米特里那样读得很快，容易冲动，他读得缓慢，深入，读到凡是他喜欢的或者读不懂的地方他常常停下来。在书的旁边总要放上一小瓶伏特加，一根腌黄爪或者一个渍苹果，而且直接放在呢子桌布上，不用盘子装。每隔半小时，他眼睛不离开书，为自己斟上一杯伏特加，喝下去，然后不用眼睛看，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截。

三点钟，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几声，说：

“达留什卡，最好给我弄点吃的……”

吃了一顿相当差还不干净的午饭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一边想着什么事情。时钟敲了四点，过后五点，他还在踱步、沉思。有时厨房的门吱嘎响起来，从门里探出达留什卡那张带着睡意的红脸。

“安德烈·叶菲梅奇，您该喝啤酒了吧？”她关心地问。

“不，还不到时候……”他回答，“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通常在傍晚来访。在全城居民中只有跟他的交往还没有让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厌烦。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原先是个广有资财的地主，在骑兵团服役，但后来破产了，迫于生计只好在年老时进了邮政局。他精力充沛，身体健壮，蓄着灰白的美髯，举止彬彬有礼，嗓门洪亮，声音悦耳。他善良，重感情，但脾气暴躁。在邮局，只要有顾客提出抗议，不同意某些做法，或者只是议论几句，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立即涨红了脸，浑身哆嗦，雷鸣般地吼道：“你闭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已出了名，是个谁都怕进的衙门。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认为安德烈·叶菲梅奇有教养，志向高尚，因而尊敬他，喜爱他。他对其余的居民则态度傲慢，像对他的下属一样。

“我来了！”他说着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书房，“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恐怕我已经惹您讨厌了吧？”

“正好相反，我非常高兴，”医生回答他，“见到您我总是很高兴。”

两位朋友坐在书房的长沙发上，他们先默默地抽一阵烟。

“达留什卡，最好给我们弄点啤酒来！”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两人一言不发喝完第一瓶啤酒：医生在沉思默想，米哈伊尔一副快活而兴奋的神色，好像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要讲出来。谈话总是由医生开头。

“真遗憾，”他说得徐缓而平和，一边摇着头，眼睛不着对方（他向来不直视别人的脸），真是太遗憾了，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根本没有人会谈些高深的或者有趣的话题，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不喜欢这样做。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连知识分子也不免流于庸俗，他们的发展水平，我敢断言，一点也不比下等人高。”

“完全正确。我同意。”

“您自己也知道，”医生平静地慢条斯理地接着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之外，一切都无足轻重、没有意思。智慧在人兽之间划出鲜明的界线，暗示着人类的神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能取代人类的不朽－－尽管不朽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见，智慧是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可是我们在周围看不到有智慧的人，听不到智慧的谈吐－－可见我们没有快乐。不错，我们有书，但是这跟活跃的交谈和积极的交往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您容我做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那么我要说：书是乐谱，交谈才是歌。”

“完全正确。”

接着是沉默。达留什卡从厨房里出来，呆板的脸上带几分愁苦，一手托着脸，在房门外站住，想听听他们讲什么。

“唉！”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叹了口气，“真希望现在的人能聪明起来！”

于是他讲起过去的生活多么健康、快活、有趣，那时俄国的知识分子多么聪明，他们多么看重名誉和友谊。他们借钱给人家不要借据，认为朋友有困难不伸手帮助是可耻的。再说那些旅行、冒险、争论多么有意思啊！还有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啊！说到高加索，那是多么迷人的地方！有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一到晚上就穿上军官制服，独自骑马进山，也不带向导。据说她在山村里跟一个小公爵出了点风流韵事。”

“我的圣母娘娘……”达留什卡叹道。

“再说那时候喝得多痛快！吃得多丰盛！那些有着自由思想的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充耳不闻：他在思考着什么，不时喝一口啤酒。

“我常常梦见聪明的人，并且跟他们交谈，”他忽然打断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我的父亲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他非要我当医生不可。我这样想，假如当年我不听他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定处在思想运动的中心了。恐怕我已成了某个系的教授。当然，智慧也不是永恒的，而是短暂易逝的，可是您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对它如此喜爱。生活是个令人苦恼的陷阱。当一个有思想的人进入成年，他的意识成熟起来的时候，他不由得感到仿佛自己掉进了没有出路的陷阱。实际上，他从虚无到有生命不是出于他的意志，而是由某些偶然的情况促成的。……这是为什么？他想弄清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可是别人不告诉他，或者说些荒诞无稽的话。他敲门－－没人给他开门。最后死神来找他－－这同样不是出于他的意愿。打个比方，正如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不幸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聚到一处时心情就轻松些，同样的道理，当热衷分析和概括的人们聚到一处，在交流彼此的引以自豪的自由思想中消磨时光时，你就不会觉得生活在陷饼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是不可替代的快乐。”

“完全正确。”

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看对方，讲讲停停，一直平静地谈论着有智慧的人和同他们的交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留心听着，连连赞同：“完全正确。”

“那么您不相信灵魂不死吗？”邮政局长突然问道。

“不，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表示怀疑。可是，话说回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永远不会死去。哎，我心里想，老家伙，你该死了！可是内心有个声音悄悄地说：别相信，你死不了！……”

九点一过，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便告辞回家。他在前室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真是，上帝把我们抛到这么荒凉偏僻的地方！最糟糕的是我们还得死在这里。唉！……”

七

送走了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到桌后，又开始看书。没有一点声音打破这夜晚的寂静。仿佛时间也停住了，跟埋头读书的医生一起屏住了气息。似乎一切已不复存在，除了这书和带绿罩子的灯。医生那张粗俗的脸上渐渐地容光焕发，在人类智慧的进展面前露出了感动和欣喜的微笑。啊，为什么人不能永生呢？他想，为什么要有脑中枢和脑回，为什么要有视力、语言、自我感觉和天才，既然所有这一切注定要埋进土壤，最后跟地壳一起冷却，随后千百万年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地随着地球绕着太阳旋转呢？既然要冷却，既然要随着地球旋转，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从虚无中孕育出人和他高度的近乎神的智慧，尔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又把人化作尘上。

这就是新陈代谢！然而用类似这种永生来安慰自己是何等懦弱！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更为低下，因为愚蠢中毕竟还有知觉和意志，而那些过程中却是一无所有的。只有那种在死亡面前感到恐惧而不是感到尊严的懦夫，才能安慰自己说，他的躯体渐渐地将化作青草，石头，蛤模……认为新陈代谢就是永生，这是一种奇谈怪论，正如一把珍贵的提琴被砸碎变得毫无用处后，有人却预言提琴盒于前途灿烂一样荒唐。

每当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背靠圈椅，闭上眼睛，思考一阵。处在从书中读到的那些美好思想的影响之下，他无意中把目光转向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过去令人憎恶，最好不去想它。而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当他的思想随着冷却的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在他寓所旁边的医院主楼里，人们正遭受着疾病和浑身脓疮的折磨。大概有人睡不着觉，在跟臭虫作战，有人染上丹毒，或者因为绷带缠得太紧而呻吟，有的病人可能正跟护士们玩牌喝酒。一个会计年度里有一万二千人受骗；医院的全部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盗、争吵、诽谤、徇私的基础上，建立在拙劣的招摇撞骗上；医院依旧是不道德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他知道在第六病室的铁窗里尼基塔经常殴打病人，还知道莫谢伊卡每天都在城里乞讨。

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来医学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他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医学不久即可达到炼金术和玄学的水平，可是现在，每当他夜里看书时，医学常常触动他，唤起他心中的惊喜之情。的确，它的辉煌成就简直出人意料，发生了多么深刻的革命啊！多亏抗菌剂，伟大的皮罗戈夫①认为甚至将来②都做不了的许多手术，现在都能做了。连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生部敢做膝关节切除术。至于剖腹术，做一百例只有一例死亡。结石病只是小事一桩，甚至没有人再写这方面的文章。梅毒已经可以根治。还有遗传学说，催眠疗法，巴斯德③和科赫④的发现，以统计学力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国的地方自治局医疗系统。精神病学以及它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医疗法，同过去相比，简直像一座雄伟的厄尔布鲁士⑤。现在对待疯子不再往他们头上浇冷水，不再要他们穿紧身病服，对他们比较人道，据报上说，甚至为他们举办演出和舞会。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从当前的观点和时尚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的丑恶现象大概只能在离铁道二百里的小城里出现，因为这里的市长和全体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他们把医生看作祭司，哪怕他把烧熔的锡水灌进病人的嘴里也只能相信而不能作任何批评。换了别的地方，公众和报刊早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⑥砸烂了。

①尼·伊·皮罗戈夫（一八一０－－-八八一），俄国解剖学家，外科学家。

②原文为拉丁文。

③巴斯德（一八二二－－一八九五），法国近代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奠基人。

④科赫（一八四三－－一九一ｏ），德国微生物学家，现代细菌学、流行病学奠基人之一。

⑤俄国高加索山脉之高峰。

⑥巴黎监狱，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期间被群众捣毁。

“不过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由此得出什么呢？抗菌剂也罢，科赫也罢，巴斯特也罢，丝毫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患病率和死亡率一如往常。人们为疯子举办舞会，演戏，但依旧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可见一切都是虚妄和徒劳，其实，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一种悲哀和近似嫉妒的情绪使他再也不能心平气和。这恐怕是太困的缘故，沉重的头垂向书本，他只好双手托住脸，心里想道：

“我做着有害的事情，我拿人家的钱却欺骗他们。我不诚实。可是我本身微不足道，我只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的县官都是有害的，却白领着薪水……可见不诚实并不是我的过错，而是时代的过错……我若晚生二百年，我就是另一个人了。”

时钟敲了三下，他熄灯后进了卧室。可是他毫无睡意。

八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慷慨起来，决议在开办地方自治局医院之前，每年拨款三百卢布，作为市立医院增加医务人员的补助金。因此，为了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工作，县医生叶夫根尼·费多雷奇·霍博托夫便受聘来到这个城市。这人还很年轻，不到三十岁，高颧骨，小眼睛，是个高身量的黑发男子，看来他的祖先是异族人。他来到这个城市时身无分文，提一只小箱子，带一个难看的年轻女人，他说是他的厨娘。这个女人还有一个吃奶的娃娃。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经常戴一顶鸭舌制帽，脚穿高统靴子，冬天穿着短皮袄。他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会计交上了朋友，可是不知为什么把其余的官员叫做贵族，老躲着他们。他的住所里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他到医院来时总是随身带着这本书。每天晚上他在俱乐部玩台球，他不喜欢打牌。在谈话中他极爱使用这类言辞：“拖拖沓沓”，“废话连篇”，“你别把水搅混”等等。

他每周来医院两次，查病房，看门诊。医院里没有抗菌剂，沿用拔血罐放血，这些都使他愤怒，但他也不采用新办法，唯恐这样一来冒犯了安德烈·叶菲梅奇。他把自己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看作老滑头，怀疑他很有钱财，内心里嫉妒他。要能占据他的职位他才高兴呢。

九

三月末，一个春天的傍晚，那时地上已经没有积雪，医院的花园里椋鸟开始歌唱，安德烈·叶菲梅奇把他的朋友邮政局长送到大门口。正在这个时候，犹太人莫谢伊卡带着他的战利品回来，刚走进院子。他没戴帽子，光脚穿一双浅帮套鞋，手里拿着一小包讨来的东西。

“给个小钱吧！”他冻得浑身哆嗦，笑着对医生说。

向来不拒绝人的安德烈·叶菲梅奇给了他一个十戈比硬币。

“这多么不好，”他瞧着莫谢伊卡的光脚和又瘦又红的踝骨想道，“全湿透了。”

他的内心激起一种既像同情又像厌恶的感情，便跟在犹太人身后朝偏屋走去，时而看看他的秃顶，时而看看他的踝骨。医生刚走进屋子，尼基塔立即从一堆破烂上跳起来，站得笔直。

“你好，尼基塔，”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最好能发给这个犹太人一双靴子，要不然他会感冒的。”

“是，老爷。我一定报告总务长。”

“劳驾了。你可以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就说是我要你这么干的。”

从外屋通向第六病室的门正开着。伊凡·德米特里躺在床上，撑着胳膊肘抬起身子，惶恐不安地听着陌生人的声音，突然认出了医生。他气得浑身打颤，跳下床，涨红了脸，圆瞪着眼，一脸凶相跑到病室中央。

“医生来了！”他大声叫道，哈哈大笑起来，“总算来了！先生们，我向你们道喜，医生大驾光临来探望我们啦！该死的浑蛋！”他突然尖叫一声，发狂似地跺一下脚，那副模样是病室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打死这个浑蛋！不，打死还不解气！该把他扔进粪坑里淹死！”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这话，便从外屋朝病室里张望，温和地问：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凡·德米特里叫道，一脸威吓的神色向他逼近，一面战战兢兢地裹紧身上的病人服，“为什么？你是贼！”他憎恶地说，还鼓起嘴巴，似乎想咋他一口，“骗子！刽子手！”

“请安静，”安德烈·叶菲梅奇抱歉地微笑着说，“我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东西，至于其余的，您恐怕过甚其词了。我看得出来，您生我的气。请安静，我盾您，如果可以的话，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因为您有病。”

“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疯子行动自由，因为你这蠢才分不清谁是疯子，谁是健康人。为什么该我和这几个不幸的人，像替罪羊似的代人受过，被关在这里？您，医士，总务长，以及你们医院里所有的坏蛋，在道德方面，比我们这里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为什么我们被关起来，而不是你们呢？什么逻辑？”

“这跟道德和逻辑全不相干。一切取决于偶然。谁被关起来，他就得待在这里；谁没有被关起来，他就可以自由行动。就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思者，这其中既与道德无关，也无逻辑可言，这纯粹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偶然性。”

“这种胡扯我不懂……”伊凡·德米特里闷声说着，坐到自己床上。

莫谢伊卡因为尼基塔当着医生的面不好意思搜查他，便把不少面包、纸币和果核摊在床上。他还是冻得发抖，用悦耳的声音很快地说着犹太话。大概他以为他又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伊凡·德米特里说，他的声音发颤。

“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为什么？”

“因为这不取决于我。您想一想，即使我放了您，您会有什么好处？您出去吧，可是城里人或者警察还会捉住您，再送回来的。”

“对，对，这倒是真的……”伊凡·德米特里说着，擦一下额头，“这真可怕！那么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伊凡·德米特里的声音，他那张年轻聪明的脸和愁苦的面容，都让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他想对这个年轻人亲热些，安慰他一下。他挨着他坐到床上，想了想说：

“您刚才问怎么办，像您的这种处境，最好是从这里逃出去。可是，很遗憾，这徒劳无益。您会叫人抓住的。一旦社会对罪犯、精神病人和一般的不合时宜的人严加防范，把他们隔离起来，这个社会是不可战胜的。您只有一种办法：安下心来，并且认定您待在这里是必要的。”

“这对谁都没有必要。”

“既然存在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住进去。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别的什么人。您等着吧，在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不再存在，到那时也就不会再有这些铁窗和疯人衣。毫无疑问，这样的时代迟早要来到的。”

伊凡·德米特里冷冷一笑。

“您开玩笑，”他眯起眼睛说，“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塔这样的老爷们跟未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您可以相信，体谅下情的先生，美好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的！纵使我说得平淡无奇，您取笑吧，但是，新生活的曙光将普照大地，真理必胜，而且在我们的大街上将举行盛大的庆典！我等不到那一天，早死了，然而我们的后代会等到的。我衷心地祝贺他们，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愿上帝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凡·德米特里眼睛发亮，站了起来，朝窗子方向伸出双手，用激动的声音继续道：

“为了这些铁窗我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

“我不认为有特别的理由值得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凡·德米特里的动作像在演戏，这同样让他喜欢，“监狱和疯人院即使没有了，真理如您刚才讲的胜利了，然而事情的本质不会改变，自然规律依然如故。人们还会生病，衰老，死亡，跟现在一样。不管将来有多么灿烂的曙光照耀你们的生活，到头来人还得被钉进棺材，扔进墓穴。”

“那么永生呢？”

“哎，哪儿的话！”

“您不相信，嘿，可是我相信。不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的书里说的，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人们也会把他造出来的。①我深信，如果没有永生，那么伟大的人类智慧迟早也会把它造出来的。”

①法国作家、哲学家伏尔泰（一六九四－－-七七八）曾提出“如果上帝不存在，就应当把它造出来”。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引用了这句话，并补充道：“而且确实，人类造出上帝来了。”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微笑着说，“您有信念，这很好。有信念的人哪怕被砌在墙里面也会生活得快乐的。请问您在什么地方受过教育？”

“是的，我上过大学，不过没有读完。”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任何环境中您都能找到内心的平静。旨在探明生活意义的那种自由而深刻的思考，对尘世浮华的全然蔑视－－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的两种幸福。哪怕您生活在三道铁栏里面，您也能拥有这种幸福。第欧根尼②住在木桶里，然而他比人间所有的帝王更幸福。”

②第欧根尼，古希腊哲学家，奉行极端的禁欲主义，传说他住在一个大木桶里。

“您的第欧根尼是呆子，”伊凡·德米特里阴沉地说，“您为什么要对我谈起第欧根尼，谈起什么探明生活的意义？”他突然大为生气，跳了起来，“我爱生活，我热爱生活！我得了被害妄想症，经常恐惧万分，然而有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这时我就害怕发疯。我渴望生活，渴望生活！”

他激动地在病室里走来走去，压低声音又说：

“当我幻想的时候，我便生出种种幻觉。有人向我走来，我听到说话声和音乐，我似乎觉得，我是在树林里散步，在海边徘徊，我是多么渴望奔忙、操劳的生活……请告诉我外面有什么新闻？”伊凡·德米特里问，“外面怎么样了？”

“您是想知道城里的新闻呢，还是一般的新闻？”

“那就先跟我讲讲城里的新闻，再讲讲一般的新闻。”

“好吧。城里沉闷得令人厌倦……没有人可以交谈，听不到一句有意思的话。没有新来的人。不过，前不久倒是来了一个年轻的医生霍博托夫。”

“他总算在我活着的时候来了。怎么样，是个卑鄙小人吧？”

“是的，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您知道吗，这很奇怪……从各方面看，我们的许多省城挺活跃，思想并不停滞－－这就是说，省城应当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一次那边给我们派来的人都叫人看不上眼。真是个不幸的城市！”

“是的，真是个不幸的城市！”伊凡·德米特里叹了一口气，又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新闻呢？报纸和杂志上有什么文章？”

病室里已经很暗。医生站起来，开始讲起国内外的一些重要文章，讲起当前出现的思想潮流。伊凡·德米特里仔细听着，不时提个问题，可是突然间，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赶紧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医生。

“您怎么啦？”安德烈·叶菲梅奇问道。

“您别想听见我再说一句话，”伊凡·德米特里粗鲁地说，“别管我！”

“那是为什么？”

“我对您说：别管我！真见鬼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了耸肩膀，叹口气，走了出去。经过外屋时他说：

“这里最好收拾一下，尼基塔……气味真难闻！”

“是，老爷。”

“多么可爱的年轻人！”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回寓所时想道，“我在此地住了那么久，他恐怕是头一个可以交谈的人。他善于思考，关心着应该关心的事。”

他又坐下看书，后来上床睡觉，一直想着伊凡·德米特里。第二天早晨醒来，他记起昨天结识了一个聪明有趣的人，决定有空时再去看他一次。

十

伊凡·德米特里还像昨天那样抱着头、缩着腿躺在床上。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首先，我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里对着枕头说，“其次，您这是白费心思：您休想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来。”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窘地嘟哝说，“昨天我们本来谈得很融洽，可是不知为什么您突然生气了，立即住口不谈了……恐怕我说得不太恰当，或者是有的想法不符合您的信念……”

“哼，要我这么相信您的活！”伊凡·德米特里抬起身子，嘲讽地又恐惧地望着医生说，他的眼睛是红的。“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刺探和拷问，在这里您办不到。我还在昨天就明白您来干什么了。”

“奇怪的幻想！”医生淡淡一笑，“这么说，您把我当成密探了？”

“是的，是这样……我认为，密探也罢，医生也罢，都是一回事，反正是派来试探我的。”

“唉，您这个人，请原谅我直说……真是个怪人！”

医生坐到床前的凳子上，责备地摇着头。

“不过就算您是对的，”他说，“就算我背信弃义想抓住您的错话告到警察局去，您被捕了，后来受审了。可是难道您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就一定比在这里更糟？如果判您终生流放甚至服苦刑，难道就一定比关在这间病室里更糟？我以为不会更糟……那又有什么可怕的？”

显然这番话对伊凡·德米特里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平常这个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总在寓所的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什卡便问他是不是该喝啤酒了。这一天外面无风，天气晴和。

“我饭后出来散步，您瞧，顺路就上这儿来了，”医生说，“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凡·德米特里问道。

“是的，三月底。”

“外面到处是烂泥吧？”

“不，不完全是这样。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现在若能坐上四轮马车去郊游就好了，”伊凡·德米特里像刚醒来似的一边擦着红眼睛一边说，“然后回到家里温暖舒适的书房……再找个像样的大夫治治头疼……这种非人的生活我已经过了很久了。这里真糟糕！糟糕得叫人受不了！”

经历了昨天的激奋之后，此刻他神情疲倦，无精打采，懒得说话。他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看他的脸色可知他头疼得厉害。

“在温暖舒适的书房和这个病室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内心。”

“这话什么意思？”

“普通人以身外之物，如马车和书房，来衡量命运的好坏，而有思想的人以自身来衡量。”

“您到希腊去宣传这套哲学吧，那里气候温暖，橙子芳香，可是您那套哲学跟这里的气候不相适应。我跟谁谈起过第欧根尼来了？跟您是吗？”

“是的，昨天您跟我谈起过他。”

“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所，那边天气炎热，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住他的木桶，吃橙子和橄榄就够了。如果他生活在俄罗斯，那么别说十二月，在五月份他就会要求搬进房间里住，恐怕他早冷得缩成一团了。”

“不，对寒冷，以及一般说来对所有的痛苦，人可以做到没有感觉。马可·奥勒留①说过：‘痛苦是人对病痛的一种生动观念，如果你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种观念，抛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失。’这是对的。智者或者一般的有思想、爱思考的人，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蔑视痛苦，他总感到满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

①马可·奥勒留（一二一－－一八０），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

“这么说来我是白痴，因为我痛苦，不满，对人的卑鄙感到吃惊。”

“您用不着这样。如果您能经常地深入思考一番，您就会明白，那些使我们激动不安的身外之物是多么微不足道。竭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探明生活的意义……”伊凡·德米特里皱起眉头说，“什么身外之物，内心世界……对不起，这些我不懂。我只知道，”他站起来，生气地看着医生说，“我只知道上帝创造了我这个有血有肉有神经的人，是这样，先生！人的机体组织既然富于生命力，那么它对外界的一切刺激就应当有所反应。我就有这种反应。我疼痛，我就喊叫，流泪；看到卑鄙行为，我就愤怒；看到丑陋龌龊，我就厌恶。在我看来，这本身就叫生活。机体越是低下，它的敏感性就越差，它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就越弱；机体越高级，它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就越强烈。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呢？身为医生，居然不知道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了能蔑视痛苦、任何时候都心满意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瞧，就得修炼到这般地步，”伊凡·德米特里指着一身肥肉的胖农民说，“或者让痛苦把你磨练得麻木不仁，对痛苦丧失了任何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了活死人。对不起，我不是智者，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米特里气愤地继续道，“您的话我一点也不懂。我不善于争议。”

“刚好相反，您的争议很出色。”

“您刚才讲到的斯多葛派①哲学家，是一些出色的人，但他们的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停滞不前了，当时没有丝毫进展，后来也不会发展，因为它不切实际，脱离生活。它只是在少数终生都在研究、玩味各种学说的人中间获得成功，而大多数的人并不理解它。那种宣扬漠视财富，漠视生活的舒适，蔑视痛苦和死亡的学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大多数人生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财富，什么是生活的舒适；而蔑视痛苦对他来说也就是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寒冷、饥饿、屈辱、损失以及对死亡的哈姆莱特式的恐惧等等感觉构成的。全部生活就在于这些感觉中。人可以因生活而苦恼，憎恨它，但不能蔑视它。是这样。我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不可能有前途，从世纪初直到今天，您也知道，不断进展的是斗争，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①古代哲学流派，认为智者应顺应自然的冷漠，清心寡欲，晚期宣扬宿命论观点，代表人物有芝诺、马可·奥勒留。

伊凡·德米特里的思路突然中断，他停下来，苦恼地擦着额头。

“我有一句重要的话要说，可是我的思路乱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啦？哦，对了！我想说的是，有个斯多葛派的人为了替亲人赎身，自己卖身为奴。您瞧，可见连斯多葛派的人对刺激也是有反应的，因为要做出舍己为人这种壮举，需要有一颗义愤填膺、悲天悯人的心灵。在这个牢房里，我把学过的东西都忘光了，否则我还会记起什么的，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基督对现实的回答是哭泣，微笑，忧愁，愤怒，甚至苦恼。他不是面带微笑去迎接痛苦，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天父叫这苦难离开他①。”

①参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六节。

伊凡·德米特里笑起来，坐下了。

“不妨假定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的内心，”他又说，“不妨假定人应当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可是您根据什么理由宣扬这种观点呢？您是智者？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可是每个人都应当宣扬它，因为这是合乎情理的。”

“不，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您认为自己有资格来宣扬探明生活意义、蔑视痛苦等等这类观点？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知道什么叫痛苦？请问：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不，我的父母痛恨体罚。”

“可是我经常挨父亲的毒打。我的父亲是个性情暴躁、害痔疮的文官，鼻子很大，脖颈灰黄。不过还是谈谈您吧。您这一辈子，谁也没有用指头碰过您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折磨过您，您健壮得像头牛。您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他供您上学读书，后来又找了一个高薪而清闲的肥缺。二十多年来您住着不花钱的公房，供暖、照明、仆役，一应俱全，而且有权爱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爱干几小时就干几小时，哪怕什么事不做也行。您生来就是个懒散、疲沓的人，所以您竭力把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来打扰您，免得您动一动位子。您把工作交给医生和其他混蛋去做，自己坐在温暖安静的书房里，积攒钱财，读书看报。您自得其乐，思考着各种各样高尚的胡言乱语，而且还，”伊凡·德米特里看一眼医生的红鼻子，“爱喝酒。总而言之，您没有见过生活，根本不了解生活，您只是在理论上认识现实。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其原因很简单：人世的空虚，身外之物和内心世界，蔑视生活、痛苦、死亡，探明生活的意义，真正的幸福－－凡此种种是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比如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抱不平呢？由他打去吧，反正两人迟早都要死的，再说他打人侮辱的不是被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不成体统的，可是喝酒的要死，不喝酒的也要死。有个村妇来找您，她牙疼……嘿，那算什么？疼痛是人对病痛的一种观念，再说这世界上没有不生病的人，大家都要死的，所以你这婆娘，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考和喝酒。年轻人来讨教怎样生活，该做什么。换了别人回答前一定会认真考虑，可是您的答案是现成的：努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或者努力去寻找真正的幸福。可是这种神话中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当然，答案是没有的。我们这些人被关在铁牢里，浑身脓疮，受尽煎熬，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在这个病室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其实毫无差异。好方便的哲学：无所事事，良心清白，自以为是个智者……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考，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巫师显灵，是痴人说梦……是的！”伊凡·德米特里又勃然大怒，“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您的手指叫房门夹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喊大叫了！”

“也许我不大喊大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微笑着说。

“是吗！哪能呢！假定说，您突然中风，咚地一声栽倒了，或者有个混蛋和无耻小人，利用他的地位和官势当众侮辱您，您明知他这样做可以不受惩罚－－嘿，到那时您就会明白叫别人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追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独到的见解，”安德烈·叶菲梅奇满意地笑着、搓着手说，“您爱好概括，这使我感到又愉快，又吃惊。您刚才对我的性格特征作了一番评定，简直精彩之极。说真的，同您交谈给了我极大的乐趣。好吧，我已经听完了您的话，现在请听我说……”

十一

这次谈话又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显然对安德烈·叶菲梅奇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开始每天都到这间屋子里去。他早晨去，下午去，黄昏时也能看到他跟伊凡·德米特里在交谈。起先伊凡·德米特里见着他就躲开，怀疑他居心不良，公开表示不悦，后来跟他处熟了，他的生硬态度变成了宽容的嘲讽。

不久医院传遍流言，说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经常去第六病室。医士也好，尼基塔也好，护士们也好，谁都弄不明白他去那里干吗，为什么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谈什么呢，怎么也不开药方。他的行为太古怪了，连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去他家时也常常见不到他，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达留什卡更是纳闷，怎么医生不在规定的时间喝啤酒，有时甚至迟迟不来吃饭。

有一天，那已经是六月底了，医生霍博托夫有事来找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现他不在家就到院子里找他。这时有人告诉他，说老医生去看精神病人了。霍博托夫走进偏屋，站在外屋里，听见了这样的谈话：

“我们永远谈不到一起，您也休想让我相信您的那一套，”伊凡·德米特里气愤地说，“您根本不了解现实生活，您向来没有受过苦，您只是像条水蛭①那样专靠别人的痛苦而生活。我呢，从出生到现在，天天在受苦受难。固此我要坦率地说：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高明，比您在行。您不配来教训我。”

①即蚂螨，环节动物，吸食人畜的血液。

“我完全无意要您认同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平静地说，他很遗憾对方不想理解他，“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苦而我没有受过苦。痛苦和欢乐都是暂时的，我们别谈这些，由它们去。问题在于您和我都在思考，我们彼此认为我们是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人，不管我们的观点多么不同，但这一点把我们联系起来了。您若能知道，我的朋友，我是多么厌恶无所不在的狂妄、平庸和愚昧，而每次跟您交谈我又是多么愉快！您是有头脑的人，我欣赏您。”

霍博托夫把门推开一点，往病室里看。伊凡·德米侍里戴着尖顶帽和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并排坐在床边。疯子做着怪相，直打哆噱，不时神经质地裹紧病人服。医师低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脸通红，一副无奈和忧伤的表情。霍博托夫耸耸肩膀，冷冷一笑，跟尼基塔对看一眼，尼基塔也耸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跟医士一起来到偏屋。两人站在前室里偷听。

“看来我们的老爷子变得昏头昏脑了！”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庄重的谢

尔盖·谢尔盖伊奇叹了一口气，小心绕过水洼，免得弄脏擦得锃亮的鞋子，“老实说，尊敬的叶夫根尼·费多雷奇，我早就料到会这样！”

十二

此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发觉周围有一种神秘气氛。医院里的勤杂工、护士和病人遇见他时总用疑问的目光看他几眼，然后私下里议论什么。往日他喜欢在医院的花园里遇见总务长的女儿小姑娘玛莎，现在每当他微笑着走到她跟前想摸摸她的小脑袋时，不知为什么她总跑开了。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听他说话，不再总是“完全正确”，却令人不解地惶惶不安地嘟哝：“是的，是的，是的……”同时若有所思地忧伤地看着他。不知为什么他开始劝自己的朋友戒掉伏特加和啤酒，但他是一个讲究礼貌的人，不便直说，总是旁敲侧击暗示他，时而讲到一个营长，一个出色的人，时而讲到团里的神父，一个可爱的年轻人，说他们经常喝酒，经常生病，可是戒酒之后，什么病都好了。他的同事霍博托夫来过两三次，他也建议戒酒，而且无缘无故推荐他服用溴化钾①药水。

①一种镇静剂。

八月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来信，请他来商量一件重要的事。他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市政府，在那里安德烈·叶菲梅奇还遇到了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学监，市参议员，霍博托夫，另外还有一位肥胖的浅发的先生，经介绍，这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有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人的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的养马场，现在是顺路来到这里。

“这里有一份你们医院的报告，”大家互相打过招呼围桌坐下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多雷奇说，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大小，应当把它搬到侧屋去。当然啦，搬是可以的，这不成问题。关键是侧屋需要整修一番。”

“是的，不整修恐怕不行，”安德烈·叶菲梅奇考虑一下说，“比如说，拿院子角上的侧屋充当药房，那么这笔费用我认为至少②需要五百来卢布。这是一笔非生产的开支。”

②原文为拉丁文。

大家沉默片刻。

“十年前我有幸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继续道，“若要保持这个医院的现状，那么它将是城市的一个不堪负担的奢侈品。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成的，可是要知道那时的条件跟今天的不一样。现在城市把过多的钱花费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上。我认为，采用别的办法，这笔钱完全可以维持两所模范的医院。”

“那就让我们采用别的办法吧！”市参议员赶忙说。

“我已经有幸呈报：把医疗机构移交地方自治局管理。”

“是啊，您把钱交给地方自治局，它可就中饱私囊了。”浅发医生笑了起来。

“历来如此，”市参议员表示同意，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垂头丧气地用阴沉的目光看着浅发医生说：

“说话要公道。”

又是一阵沉默。茶端上来了。那个军事长官不知怎么很不好意思，他隔着桌子碰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大夫。不过您是修士：既不玩牌，也不爱女人。跟我们在一起您一定觉得无聊吧。”

大家谈起，在这个城市里，上流人士的生活是多么沉闷。没有剧院，没有音乐，近来在俱乐部的舞会上，二十来位女士才有两名男舞伴。年轻人不跳舞，老是挤在小吃部旁边，不然就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谁也不看，慢慢地平静地开始讲到，城里人把他们的精力、心灵和智慧都耗费在打牌和播弄是非上，不会也不想把时间用在有趣的交谈和读书上，不愿意享受智慧带来的乐趣，这真是可惜，太可惜了。只有智慧才是有意思的、值得注意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低微的不值一提的。霍博托夫一直用心听着自己同事的话，突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号？”

听到回答以后，他和浅发医生用一种自己也觉得不高明的主考官的口气开始向安德烈·叶菲梅奇发问：今天是星期几，一年有多少天，第六病室里是否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安德烈·叶菲梅奇红着脸说：

“是的，这是一个病人，不过他是个有趣的年轻人。”

此后再没有人向他提任何问题。

当他在前厅里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一手按住他的肩头，叹口气说：

“我们这些老头子都该退休啦！”

离开了市政府，安德烈·叶菲梅奇这才明白，这是个奉命来考查他的智能的委员会。他想起对他提的那些问题，不禁脸红起来，不知为什么现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医学感到惋惜和悲哀。

“我的天哪，”他想，又记起两名医生刚才怎么考查他，“要知道他们不久前还在听精神病学的课程，参加考试，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无知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感到气愤。

当天晚上，邮政局长来看他。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没打招呼，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两只手，激动地说：

“亲爱的，我的朋友，请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的一片好意，并把我当作您的朋友……亲爱的！”他不容安德烈·叶菲梅奇分说，激动地继续道，“我因为您有教养、灵魂高尚而爱您。请听我说，我亲爱的朋友。医学守则要求医生向您隐瞒真相，而我作为军人只说实话：您病了！原谅我，亲爱的朋友，但这是真的，您周围的人早已觉察到了。刚才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大夫对我说，为了有利于您的健康，您必须休息，散散心。完全正确！太好了！过几天我去请假，我也想外出换换空气。请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道走！仍旧照往日那样一道走。”

“我觉得我完全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说，“我不能去。请允许我用别的方式来表明我们的友谊。”

出门远行，不知去哪儿，有何必要，没有书，没有达留什卡，没有啤酒，完全改变了二十年来养成的生活方式－－这种主意他起先觉得毫无道理十分荒唐。可是他想起了在市政府的谈话，想起了离开市政府回家路上那份沉重的心情，他又觉得暂时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些把他当成疯子的蠢人，也未尝不可。

“那么您本人打算去哪儿呢？”

“去莫斯科，去彼得堡，去华沙……我在华沙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多么美丽的城市啊！我们一道去，亲爱的朋友！”

十三

过了一个星期，医院建议安德烈·叶菲梅奇休息，也就是要他提出辞职，对此他表现得相当冷淡。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已经坐上邮车，动身去最近的火车站。天气凉爽ｊ青朗，蓝湛湛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原野，去那里有二百俄里路程，得走两天，沿途歇两夜。每到一个驿站，总有人端来茶水，杯子很脏，或者套马的时间长了，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便气得涨红了脸，浑身哆嗦，大声喝斥：“闭嘴！别说废话！”坐进远程马车之后，他就一刻不停他讲起昔日去高加索和波兰王国旅行的事。多少惊险的经历，多么热情的接待！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同时做出一副惊讶的神色，让人以为他是在吹牛。另外，他讲话时总是冲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呵气，在他耳畔哈哈大笑，弄得医师很不自在，也妨碍他思考和集中精力。

到了火车站，他们为了节省开支，买了三等车厢的票，坐进一节不准抽烟的车厢里。半数乘客是上流人士。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很快就跟他们搞熟，从一张座椅挪到另一张座椅，大声说，真不该在这种糟糕的铁路上旅行。简直上当受骗！骑马走就完全不同啦，一天赶上一百俄里，过后仍然觉得精力充沛，舒服得很。至于讲到我们收成不好，那是因为平斯克沼泽地的水都叫人排干了。总而言之，到处都糟透了。他慷慨激昂，高声谈笑，不准别人插嘴。这种无休止的吩叨，哈哈大笑和富于表情的手势，使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厌倦。

“我们两人到底谁是疯子？”他懊丧地想，“是我这个竭力不打搅乘客的人，还是这个自以为比谁都聪明有趣因而不让人安静的利己主义者呢？”

在莫斯科，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穿上没有肩章的军服和带红镶条的军裤。外出时再戴上军帽，穿上军大衣，所以走在大街上不断有士兵向他立正敬礼。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才感到，这个出身贵族的人原有的良好素养已经丧失殆尽，只留下一些恶习。他喜欢别人伺候他，甚至在完全不必要的时候也是这样。火柴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也看见了，但他还是向仆役嚷嚷，要他拿火柴来。在女仆面前他穿着内衣裤走来走去也不觉得难为情。他对所有的仆人，哪怕是老人，一律以“你”称呼，发火的时候，就骂他们是蠢货和混帐。照安德烈·叶菲梅奇看来，这些都是老爷派头，但令人讨厌。

首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把他的朋友领到伊维尔教堂里。他热烈地祈祷，不住地磕头，流下眼泪。做完祈祷，他叹口气说：

“即使你不信教，可是祷告一下就会感到安心些。吻圣像呀，亲爱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有些尴尬地吻了吻圣像。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则嘬起嘴唇，晃着脑袋，嘴里念着祷词，又热泪盈眶。随后两人去了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观看了炮王和钟王，还用手去摸一摸，欣赏了莫斯科河南岸的景色，参观了救世主教堂和鲁缅采夫博物馆。

他们在捷斯托夫饭店用餐。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看了半天菜单，抚摩着络腮胡子，用那种到了餐馆就像到家里那样的美食家的口气说：

“我们倒要看看你们今天拿什么来招待我们，亲爱的！”

十四

医师走路，参观，吃饭，喝酒，但他只有一种感觉：讨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他真想独自休息一下，离开他，躲起来，可是这位朋友却认为有责任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尽量为他安排各种娱乐消遣。等到没什么可看的时候，他就用闲谈来给他解闷。安德烈·叶菲梅奇忍了两天。但第三天他向朋友声明他病了，他想在家里歇一天。朋友说，既然这样他也留下。真该休息一下，否则腿都走不动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在长沙发上躺下，脸对着墙，咬着牙听朋友说话。他热烈地断言，法国迟早要摧毁德国，说莫斯科有无数骗子，说光凭长相看不出马的优劣，等等，等等。医师感到耳呜心悸，但是出于礼貌，他不好意思要朋友走开或者闭嘴。幸好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自己觉得枯坐在旅馆里很无聊，饭后独自出去闲逛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一人留下，这才体验到一种休息的感觉。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意识到房间里只有你一人，这是多么愉快啊！真正的幸福不能缺少孤独。堕落天使之所以背叛上帝，大概是因为他渴望天使们没有领略过的孤独。安德烈·叶菲梅奇本想整理一下这几天来的所见所闻，可是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却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要知道他请了假、陪我出来旅行本来是出于友谊，出于好心，”医生烦恼地想道，“可是，没有比这种友爱的保护更糟糕的了。看上去他善良、宽厚、快活，其实无聊得很。无聊得叫人受不了。同样，有些人向来只说聪明话和好话，可是你会觉得他们其实愚蠢得很。”

随后几天安德烈·叶菲梅奇一直推说自己病了，一直没有离开旅馆的房间。他脸朝里躺在长沙发上，有时朋友用闲谈为他解闷，他便苦恼不堪，有时朋友外出，他才休息养神。他埋怨自己不该出门旅行，埋怨朋友变得越来越唠叨、放肆。他有心去思考一些严肃而高尚的课题，但却无论如何做不到。

“正如伊凡·德米特里所说，这是现实生活在痛斥我了。”他心想，气恼自己的萎琐，“不过，这都是胡思乱想……等我回到家，一切都会恢复原样的……”

在彼得堡情况也一样：他成天不出旅馆，躺在沙发上，只有喝啤酒时才站起来。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老是催他去华沙。

“亲爱的，我去那儿干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恳求他，“您一个人去吧，您让我回家去！我求您了！”

“说什么也不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抗议道，“这是个无与伦比的城市。我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岁月。”

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那种坚持己见的性格，他只好很勉强地跟着去了华沙。到了那里，他照样不出旅馆，躺在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那些怎么也听不懂俄语的仆役的气。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却照样健壮、精神、快活，从早到晚在城里游览，寻访故友，好几次他彻夜未归。有一回，不知他在哪儿过了一夜，大清早才回到旅馆，而且神情激动，满脸通红，头发蓬乱。他来来回回走了很长时间，嘴里喃喃自语，后来站住了，说：

“名誉要紧啊！”

他又走了一会儿，抱住头，用悲惨的语调说：

“是的，名誉要紧！真该死，当初我就不该起意到这个巴比伦①来！亲爱的，”他对医生说，“您蔑视我吧：我赌输了！借给我五百卢布吧！”

①古代巴比伦王国首都。借喻混乱的城市，典出《旧约·创世纪》。

安德烈·叶菲梅奇数出五百卢布，默默地把钱交给他的朋友。那一位因为羞愧、愤怒依然满脸通红，没头没脑地赌了一个毫无必要的咒，戴上帽子，出去了。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回来了，他倒在圈椅里，大声叹一口气，说：

“名誉总算保住了！我们走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该死的城市里我连一分钟都不愿意多待。到处都是骗子！奥地利奸细！”

当两位朋友回到他们的城市，那已经是十一月，满街都是厚厚的积雪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已由霍博托夫医生接替，不过他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等着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后腾出医院的寓所。他称之为厨娘的那个丑女人已经住到一间厢房里。

城里又散布着医院的流言蜚语，传说那个丑女人跟事务长吵架闹翻，还说事务长好像向她下跪求饶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的第一天就不得不找房子搬家。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畏畏缩缩地对他说，“原谅我提个不礼貌的问题：您手里有多少积蓄？”

安德烈·叶菲梅奇默默地数完钱，说。

“八十六个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不懂医生的话，不好意思地说，“我问的是您手里总共有多少存款？”

“我刚才对您说过了：八十六个卢布……此外再没有钱了。”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向来认为医生为人正直、高尚，但一直怀疑他手里少说也有两万积蓄。现在当他得知安德烈·叶菲梅奇已成了乞丐，生活无着，不知怎么他忽然伤心大哭，抱住了自己的朋友。

十五

安德烈·叶菲梅奇后来住到小市民别洛娃家的一栋有三扇窗的小房子里。房子只有三间屋，外加一个厨房。窗子临街的两个房间由医生占用，达留什卡、女房东和她的三个孩子都挤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住。有时女主人的情夫来过夜，这个醉醺醺的汉子整夜吵闹，吓得孩子们和达留什卡胆战心惊。他一来就坐到厨房里，开始要酒喝，大家都感到很别扭。医生出于怜悯就把哭哭啼啼的孩子们带进自己房里，让他们睡在地板上，他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

他照例八点钟起床，喝完茶便坐下来阅读旧书和旧杂志。他已经没钱买新书了。也许是书旧了，也许是环境变了，总之读书不再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而且很快就使他疲倦了。为了不虚度光阴，他把旧书编出详细目录，再把小小的书目标签贴到书脊上，这件机械的琐碎的工作他倒觉得比读书更有趣。单调而烦琐的工作不知不觉中削弱了他的思考，现在他万事不想，这一来时间便过得飞快。他甚至到厨房里坐下，帮达留什卡削土豆，在养麦粒中捡小石子他也觉得很有趣。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必定去教堂。他在墙跟站住，眯细眼睛，听唱诗班唱诗，想起父亲，想起母亲，想起大学生活，想起各种宗教。他的内心感到平静而忧伤，离开教堂的时候，总惋惜礼拜仪式结束得大快了。

他曾两次去医院看望伊凡·德米特里，想再跟他谈一谈。但是那两次伊凡·德米特里都异常激愤、恼火。他要求医生不再来打扰他，因为他早已厌恶空谈了。他说，他受尽了苦难，为此他向那些该诅咒的无耻小人只求一种奖赏－－单独囚禁。难道连这一点他也要遭到拒绝吗？当安德烈·叶菲梅奇向他告别、祝他晚安时，两次他都粗鲁地回答说：

“见鬼去！”

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知道他该不该去第三次。其实他心里是想去的。

往日吃完午饭，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沉思默想，现在整个下午直到喝晚茶这段时间里，他一直面对着墙躺在沙发上，完全陷于无法摆脱的种种世俗的考虑中。他感到屈辱，因为他工作了二十多年，既没有领到养老金，也没有领到一次性补助。诚然，他工作得不算勤快，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论工作勤快与否，都是能领养老金的。当今社会的公道正在于官品、勋章、养老金都不是按道德品质和工作才干奖赏的，而是按职务发放的，并不管工作得怎么样，为什么唯独他要成为例外呢？他现在是身无分文了。他都不好意思走过小铺，不好意思看一眼老板娘。他已经欠下三十二卢布的啤酒钱，也欠着小市民别洛娃的房租。达留什卡偷偷变卖旧衣服和旧书，向女房东撤谎，说医生很快会领到一大笔钱。

他也生自己的气，不该外出旅行花掉了他积蓄的一千卢布。有这一千卢布现在能派多少用场啊！他又抱怨有人总来打扰他。霍博托夫自认为有责任不时来探访这位有病的同事。可是他那肥头胖脸，他那种粗俗的故作宽容的口气，连他嘴里的“同事”，连他那双高统靴子，无不让安德烈·叶菲梅奇看了讨厌。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居然认为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看病是他的责任，而且自以为治病有方。他每一次来总带一瓶溴化钾和几颗大黄①丸。

①一种药用植物。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也认为有责任常来拜访他的朋友，为他解闷。每次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总是做出毫无拘束的样子，不自然地哈哈大笑，一再向他表明他今天气色很好，谢天谢地，事情正在好转，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他认为自己朋友的病情毫无希望了。他至今没有归还在华沙借的款子，所以总是羞愧难当，神情紧张，故意扬声大笑，说些逗趣的事。他的那些笑话和故事现在变得没完没了，这对安德烈·叶菲梅奇和他本人来说都成了苦事。

他一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照样脸对着墙躺在沙发上，咬着牙听他说话。本来他的内心就压着层层积怨，他感到随着朋友的每一次来访，这积怨又加高一层，似乎快堵到他的喉咙口了。

为了摆脱这些浅薄的感情，他赶紧去想，不论他本人，还是霍博托夫，还是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迟早都要死的，不会在这自然界留下一丝痕迹。如果设想百万年之后有个精灵在宇宙中飞过地球，那么它所看到的也只是粘土和光秃的峭壁。一切，不论是文化还是道德准则，都不复存在，连牛劳都长不出来。那么对小铺老板的惭愧，渺小的霍博托夫，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令人苦恼的友谊，这些又算得了什么？这一切都微不足道，无聊得很。

然而这样的推理已经无济干事。他刚想象出百万年之后的地球，这时从光秃的峭壁后面却闪现出穿着高统靴的霍博托夫或是故意哈哈大笑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甚至能听到他那羞愧的低语：“华沙的借款，亲爱的，我过几天就还……一定。”

十六

有一天下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来了，当时安德烈·叶菲梅奇正躺在沙发上。事有凑巧，这时霍博托夫拿着一瓶溴化钾也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费劲地爬起来，坐好，两只手撑着沙发。

“今天，我亲爱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开口说，“您的脸色比昨天好多了。您变年轻了！真的，变年轻了！”

“是时候了，也该复原了，同事，”霍博托夫打着哈欠说，“这么拖拖拉拉恐怕您自己也厌烦了吧。”

“会复原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快活地说，“我们还要活到一百岁呢！肯定的！”

“一百年不好说，再活二十年不成问题，”霍博托夫安慰说，“不要紧，不要紧，同事，您可别泄气……别再胡思乱想了。”

“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扬声大笑，还拍拍朋友的膝头，“我们要大显身手的。上帝保佑，明年夏天我们去高加索，骑着马儿走遍全境，－－跳！跳！跳！等我们从高加索回来，等着瞧，说不定还要操办婚礼呢，”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调皮地挤挤眼睛，“我们让您成亲，亲爱的朋友，让您成亲……”

安德烈·叶菲梅奇忽地感到，积怨已堵到喉头，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

“真庸俗！”他说，立即起身走到窗前，“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说得太庸俗了吗？”

他本想说得委婉些，礼貌些，然而不由自主地突然捏紧拳头，高高举过头顶。

“别管我！”他大喝一声，嗓音都变了，涨红了脸，浑身打颤，“滚出去！两个人都滚出去！滚！”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和霍博托夫都站起来，先是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后来害怕了。

“两个人都滚出去！”安德烈·叶菲梅奇继续喊道，“呆子！蠢材！我既不要你们的友谊，也不要你们的药水，蠢材！庸俗！可恶！”

霍博托夫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不知所措地交换一下眼色，退到门口，进了前室。安德烈·叶菲梅奇抓起那瓶溴化钾，使劲朝他们背后扔去。玻璃瓶砰的一声在门槛上砸碎了。

“见你们的鬼去！”他用抽泣的声音喊道，追到前室，“见鬼去！”

客人走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像发疟子一样不住打颤，躺到沙发上，不停地嘟哝着：

“呆子！蠢材！”

当他平静下来，他首先想到的是现在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一定羞愧难当，心情沉重，这一切太可怕了。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头脑和分寸跑哪儿去了？通情达理和明哲的冷静跑哪儿去了？

医生十分内疚，不住地埋怨自己，弄得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十点来钟，他动身去邮政局向邮政局长陪礼道歉。

“昨天的事我们就不要提了，”大为感动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紧紧握住他的手，叹口气说，“谁再提旧事，让他瞎了眼。留巴夫金！”他忽然大叫一声，弄得邮务人员和顾客都吓了一跳，“端把椅子来！你等一下，”他对一个农妇喊道，她正把一封挂号信从铁格子里递给他，“难道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他又转身对安德烈·叶菲梅奇温柔地说：“请坐呀，我恳求您，亲爱的朋友。”

他默默坐着，轻轻地抚摩着膝头，过了一会儿才说：

“我心里一点也不怨恨您。疾病是无情的，这我知道。昨天您犯病了，把我和大夫吓坏了。过后我们又谈起您，谈了根久。我亲爱的，您为什么不想认真治一治您的病呢？难道可以这样吗？请原谅我作为朋友直言不讳，”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开始小声说，“您的处境极其不妙：住处狭小，肮脏，无人照料，没钱治病……我亲爱的朋友，我和大夫一起真诚地恳求您，听从我们的劝告：住到医院里去吧！那里有营养食品，有护理，有治疗。叶夫根尼·费多罗维奇，我们私下里说说，尽管是个粗俗的人①，可是通晓医术，对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向我保证，他要给您治病。”

①原文为法文。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邮政局长真诚的关怀和突然流到脸上的眼泪感动了。

“尊敬的朋友，别相信！”他也小声说，一手按到胸口上，“别信他们的！这是骗局！我的病只在于二十年来我在这个城市里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是个疯子。我根本没有病，我只是落进了一个魔圈里，再也出不去了。我已经无所谓，我作好了一切准备。”

“到医院里去住吧，我的朋友。”

“我无所谓，哪怕去坐牢。”

“亲爱的，您保证处处都听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的安排。”

“好吧，我保证。可是我要再说一遍，尊敬的朋友，我落入了魔圈。现在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朋友们真诚的关怀，都导致一个结局－－我的毁灭。我正在毁灭，而且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好朋友，您会复原的。”

“何必说这个呢？”安德烈·叶菲梅奇忿忿地说，“很少有人在人生的终点不感受到我此刻的心境。一旦有人对您说，您的肾脏有毛病，心房扩大，所以您必须治疗，或者对您说，您是疯子，是罪犯，总之，一旦别人突然注意您，那您就该知道您落入了魔目，再也出不去了。您竭力想跑出来，却越发迷路了。听天由命吧，因为任何人的力量已经救不了您。我就是这样想的。”

当时铁格子那边挤了很多顾客。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想妨碍公务，便站起来告辞。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再一次请他务必答应他的话，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这一天的傍晚，穿着短皮袄和高统靴的霍博托夫出乎意外地也来看望安德烈·叶菲梅奇。他平静地说，那语气仿佛昨天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我有事来找您，同事。我来邀请您：您可愿意跟我一道去参加一次会诊？”

安德烈·叶菲梅奇琢磨，霍博托大可能想让他出去走一走，散散心，或者真要给他一个挣钱的机会，于是穿上衣服，跟他一道走了。他很高兴有机会改正昨天的过错，两人和解了，并且由衷地感谢霍博托夫，他居然只字不提昨天的事，可见原谅他了。很难料到这个没有教养的人待人这么和蔼。

“那么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烈·叶菲梅奇问道。

“在我的医院里。我早就想请您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

他们走进医院院子，绕过主楼，朝疯人住的偏屋走去。不知为什么一路上谁都不说话。他们走进前室，尼基塔照例跳起来，挺直身子。

“这里有个病人由肺部引出并发症，”霍博托夫同安德烈·叶菲梅奇走进第六病室时小声说，“您在这儿先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我去取我的听诊器。”

说完，他走了。

十七

天色暗下来，伊凡·德米特里躺在自己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瘫痪病人一动不动地坐着，小声抽泣，嘴唇不住地颤动。胖农民和从前的拣信员正睡着。病室里很静。

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伊凡·德米特里的床沿上等着。可是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进来的不是霍博托夫，而是尼基塔，还抱着病人服，不知谁的内衣裤和一双拖鞋。

“老爷，请您换衣服，”他轻声说，“这是您的床，请过来，”他指着一张显然是刚搬来的空床补充道，“不要紧，上帝保佑，您会复原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全明白了。他一句话没说，走到尼基塔指定的床前，坐下了。他看到尼基塔站在一旁等着，便自己脱光了衣服，他感到很难为情。他赶紧穿上病人的衣服，内裤太短，衬衫很长，那件长袍上有熏鱼的气味。

“您会复原的，上帝保佑，”尼基塔重复道。

他抱起安德烈·叶菲梅奇换下来的衣服，走出去，关上身后的门。

“无所谓……”安德烈·叶菲梅奇想道，羞臊地裹紧长袍，直觉得穿了这身衣服他像个囚徒了，“没什么，……礼服也罢，制服也罢，这身病人服也罢，反正都一样……”

可是怀表呢？侧面口袋里的记事本呢？还有香烟呢？尼基塔把衣服送哪儿去了？今后，恐怕直到死，他再也穿不上自己的裤子、坎肩和靴子了。这一切实在奇怪，刚开始的时候简直不可思议。尽管直到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还是相信，小市民别洛娃家的房子和这第六病室之间毫无差异，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荒唐、空虚，然而他的手还是发抖，腿脚冰凉。一想到伊凡·德米特里很快会起床看到他穿着病人服，他就觉得十分可怕。他站起来，在病室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后来又坐下了。

就这样他坐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他感到厌倦和难以忍受的烦闷。难道在这里要坐上一天，一星期，甚至像这些人那样一坐就几年吗？好吧，他坐一阵，走一阵，又坐下了。可以走到窗前，看看外面，然后再从这个屋角走到那个屋角。可是以后做什么呢？就这样像个木头人似的老坐着想心事吗？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刚躺下，立即又坐起来，用袖子擦去额上的冷汗。他觉得他的脸上也有一股熏鱼的气味。他又在病室里走来走去。

“这是某种误会……”他说，疑惑不解地摊开双手，“应当解释一下，这是误会……”

这时，伊凡·德米特里醒来了。他坐起来，用两个拳头托着腮帮。他啐了一口。然后忆洋洋地看医生一眼，显然开始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不久他那张睡意惺松的脸上便露出了恶意的嘲弄人的表情。

“啊哈，把您也关到这里来啦，亲爱的！”他用带着睡意的嘶哑的声音说，还眯起一只眼睛，“我很高兴。您以前喝别人的血，现在轮到别人喝您的血了。妙不可言！”

“这是某种误会……”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听了伊凡·德米特里的话吓坏了，他耸耸肩膀，重复道：“这是误会……”

伊凡·德米特里又啐一口，躺下了。

“该诅咒的生活！”他发起牢骚，“令人悲哀、令人屈辱的是，这种生活不是以苦难得到报偿而结束，也不像歌剧中那样以礼赞而结束，而是以死亡结束。总有一天勤杂工会来抓住尸体的手脚，把他拖到地下室里。呸！那也没什么……到了那个世界我们就要喜气洋洋了……我的幽灵也要从那里回来，吓唬这些恶人。我要叫他们吓白了头。”

莫谢伊卡回来了，看到医生，伸出一只手。

“给个小钱吧！”他说。

十八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窗前，望着野外。天色已黑，在右侧的地平线上，升起一轮红色的冷月。在离医院围墙不远的地方，大约一百俄丈开外，是一幢高大的围着石墙的白房子。这是监狱。

“瞧，这就是现实！”安德烈·叶菲梅奇想道。他心里害怕。

这月亮，这监狱，这些围墙上的铁钉，连同远处烧骨场上腾起的火焰，都让人不寒而栗。身后传来叹息声。安德烈·叶菲梅奇回过头去，看见一个胸前戴着亮闪闪的星章、勋章的人。正露出笑脸，狡黠地挤着一只眼睛。那模样也显得可怕。

安德烈·叶菲梅奇要自己相信：月亮和监狱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心理健全的人照样佩戴勋章，世上万物最后都要腐烂，化作尘土。可是突然问他陷入绝望，伸出双手抓住铁栏杆，竭尽全力摇撼起来。坚固的铁窗纹丝不动。

后来，为了摆脱恐怖，他走到伊凡·德米特里床前，坐下了。

“我的精神崩溃了，亲爱的朋友，”他小声低语，战战兢兢地擦着冷汗，“精神崩溃了。”

“那您就谈谈人生哲理呀，”伊凡·德米特里挖苦说。

“我的天哪，天哪，……对了，对了，您有一次谈到俄国没有哲学，可是连小人物也大谈哲理问题。不过您知道小人物大谈哲理对谁也没有害处，”安德烈·叶菲梅奇有一种仿佛想哭、想引起怜悯的语气说，“我的朋友，为什么您要这样幸灾乐祸地嘲笑人呢？如若小人物感到不满，为什么他不能发发议论呢？一个有头脑的、有教养的、有自尊心的、爱好自由的人，一个圣洁如神灵的人，竟然没有别的出路，除了去一个肮脏愚昧的小城当个医生，一辈子给病人拔火罐、贴水蛭、贴芥末膏！招摇撞骗，狭隘，庸俗！啊，我的天哪！”

“您说蠢话。既然讨厌当医生，您去当大臣呀。”

“不行，哪儿也不行。我们软弱，亲爱的……对世事我向来漠不关心，我积极而清醒地思考着，可是一旦生活粗暴地碰我一下，我就垂头丧气……意志消沉……我们软弱，无用……您也一样，我的朋友。您聪明、高尚，您从母亲的乳汁里吮吸着美好的激情，可是一旦您迈进生活，您就疲倦了，生病了……我们软弱、软弱啊！”

随着傍晚的来临，除了恐惧和屈辱之外，安德烈·叶菲梅奇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种难以摆脱的痛苦。最后，他弄明白，他这是想喝啤酒，想抽烟了。

“我要出去，我的朋友，”他说，“我去说，让他们弄灯来……不能这样……我受不了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门口，打开门，可是尼基塔立即跳起来，挡住他的去路。

“您去哪儿？不行，不行！”他说，“该睡觉啦！”

“我出去一会儿，在院子里走一走。”安德烈·叶菲梅奇慌张地说。

“不行，不行，这不许可。您自己也知道。”

尼基塔砰的一声关上门，用背顶住门板。

“可是即使我出去了，这又碍谁的什么事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耸耸肩膀问道，“真不明白！尼基塔，我要出去！”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一定要出去！”

“别捣乱，这不好！”尼基塔教训说。

“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凡·德米特里突然跳起来喊道，“他有什么权利不放人出去？他们怎么敢把我们关在这里？法律好像明文规定，不经审判谁都不能被剥夺自由！这是暴力！专横！”

“当然，这是专横！”安德烈。叶菲梅奇受到伊凡·德米特里呼喊声的鼓舞，也说，“我要出去。我必须出去。他没有权利！放我出去，你听见没有？”

“你听见没有，蠢猪？”伊凡·德米特里大声叫骂，用拳头捶门，“你开门，要不然我砸了它！屠夫！”

“开门！…安德烈·叶菲梅奇浑身打颤，大喊道，“我要你开门！”

“再喊呀！”尼基塔在门后回答，“喊呀！”

“至少你去把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叫来。对他说，我请他来一趟……来一会儿！”

“明天老爷他自己会来的。”

“他们绝不会把我们放出去！”这时伊凡·德米特里继续道，“他们要在这里把我们活活折磨死！哦，主啊！难道在那个世界里真的没有地狱，这些恶人可以不受惩罚？正义在哪里？快开门，恶鬼，我要闷死了！”他声嘶力竭地喊道：“好吧，我来撞个头破血流！你们这些杀人凶手！”

尼基塔迅速打开门，用双手和膝盖粗鲁地把安德烈·叶菲梅奇推开，然后抡起胳膊，一拳头打在他的脸上。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一股带咸味的巨浪把他连头吞没，向床那边冲去，他的嘴里当真有股咸味：多半他的牙齿出血了。他像要游出水面，挥舞着胳膊，抓住了不知谁的床，这时他感到尼基塔在他背上又打了两拳。

伊凡·德米特里一声尖叫。想必他也挨打了。

随后一切都静下来。淡淡的月光照进铁窗，地板上落着网子一样的阴影。真可怕。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屏住呼吸，惶恐不安地等着再一次挨打。就像有人拿一把尖刀，扎进他的肉体，在胸腔内和腹腔内转动几圈。他疼得直咬枕头，磨牙。忽然间，在他一片混饨的脑子里，清晰地闪出一个可怕的难堪的念头：此刻在月光下像鬼影般的这几个人，几十年来一定天天都忍受着这样的疼痛。二十多年来他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想知道－－怎么能这样呢？他没有受过苦，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疼痛，因此他也许情有可原。可是，良心的谴责却像尼基塔那样固执无情，弄得从头到脚浑身冰冷。他一跃而起，想大喊一声，飞快跑去杀了尼基塔，杀了霍博托夫、总务长和医士，然后自杀，然而从他的胸腔里发不出一丝声音，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他上气不接下气，一把抓住胸前的长袍和衬衫，猛地撕开了。他倒在床上，失去了知觉。

十九

第二天早晨，他头疼耳鸣，感到周身瘫软。想起昨天自己的软弱他不觉得有愧。昨天他胆怯，甚至怕见月亮，真诚地说出了以前意料不到的思想感情，如小人物感到不满难免爱发议论的想法。可是现在他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

他不吃不喝，躺着不动，一句话不说。

“我无所谓了，”别人间他话时他想，“我不想回答……我无所谓了”

午饭后，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来了，带来了四分之一俄磅①茶叶和一俄磅水果软糖。达留什卡来过几次，呆板的脸上露出几分悲伤，在床头一站就是一个钟头。霍博托夫也来看望他，带来一瓶溴化钾，吩咐尼基塔烧点什么熏一熏病室。

①一俄磅等于四０九·五克。

傍晚，安德烈·叶菲梅奇因脑溢血死去。起初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寒颤和恶心，那股难受劲像是渗透他的全身，直至手指，从胃里涌到头部，灌进了眼睛和耳朵。眼前的东西发绿。安德烈·叶菲梅奇明白他死到临头了，他忽然想到伊凡·德米特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以及千千万万的人是相信永生的。万一真能这样呢？然而他不想永生，他的这个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他昨天在书里读到的一群体态优雅、美丽异常的鹿正从他身前跑过，随后一个农妇向他伸出一只拿着挂号信的手……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说了一句什么。随后一切都消失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永远失去了知觉。

勤杂工来了，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把他抬到小礼拜堂里。他躺在那里的桌子上，眼睛未合，夜里月光照着他。早晨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来了，他对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祷告一番，合上前任上司的眼睛。

第二天，安德烈·叶菲梅奇下葬了。送葬的人只有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和达留什卡。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

脖子上的安娜

一

在教堂里行完婚礼，甚至没有预备清淡的酒菜，新婚夫妇各喝了一杯酒，便更衣、坐车，去了火车站，取消了欢乐的婚庆舞会和晚宴，取消了音乐和舞蹈，他们要赶到二百俄里以外去朝圣。许多人称赞这种做法，说，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已有官职在身，年纪也不轻，热闹的婚礼看来显得不大得体。再说一个五十二岁的文官，娶了一个刚满十八的姑娘，在这种场合下听音乐也没有趣味。也有人说，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之所以想出去修道院朝圣的主意，其实是为了让年轻的妻子明白：在婚姻问题上，他是把宗教和道德放在首位的。

一群同事和亲戚到车站为新婚夫妇送行。他们端着酒杯站着，等着火车开动时好欢呼“乌拉！”彼得·列翁季伊奇，新娘的父亲，头戴高筒帽，身穿教员礼服，已经喝醉，他脸色煞白，举着杯子，不住地住窗口探过身去，央求说：

“安妞塔！安尼娅①！安尼娅，听我一句话！”

①均为安娜的小名。

安尼娅从窗子里探出身来，他便贴着她的耳朵嘟哝起来。她直觉得酒气熏人，耳朵里灌风，什么也听不清楚。他就在她脸上、胸前、手上不住地画十字。这时他连呼吸都在颤抖，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她的两个弟弟，中学生别佳和安德留沙，在他身后拉扯他的礼服，难为情地小声说：

“爸爸，行了……爸爸，别这样……”

火车开动了，安尼娅看到，他的父亲跟着车厢跑了几步，身子摇摇晃晃，酒杯里的酒都洒了。他那张带着愧色的脸是多么可怜而又善良啊！

“乌拉！”他喊道。

现在新婚夫妇单独在一起了。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进了包间，查看一番，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然后笑容满面地在他年轻妻子的对面坐下。这是一名中等身材的文官，相当胖，大腹便便，保养得极好，脸上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嘴上却不留唇髭。他那个刮得干干净净、轮廓分明的圆下巴，看上去倒像脚后跟。他脸上最大的特征是没有唇髭，这块新刮过的不毛之地，渐渐地与旁边两个胖乎乎、颤悠悠、像果冻一样的腮帮子联成一片。他举止庄重，动作徐缓，态度温和。

“现在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情，”他含笑说，“五年前，科索罗托夫得了一枚二级圣安娜勋章，到大人府上感谢的时候，大人是这样说的：‘这么说，您现在有三个安娜了：一个在扣眼里，两个在脖子上。’这里得说明一下，当时科索罗托夫的妻子安娜，一个爱吵嘴的轻桃女人，刚刚回到他的身边。我希望，当我拿到二级安娜勋章的时候，大人找不到任何借口对我说这种话。”

他眯起小眼睛微微笑了。她也微微笑了；但她一想到这个男人随时会用他那肉乎乎、湿漉漉的嘴唇来吻她，而她已经无权拒绝他这样做，心里就不免发慌。他那大腹便便的身子只要一动，就把她吓一跳。她感到又可怕又厌恶。他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从脖子上取下勋章，脱掉燕尾服和坎肩，换上长袍。

“这就舒服了，”他说着坐到安娜身边。

她回想起刚才的婚礼是多么令人难堪，她总觉得神甫、宾客和教堂里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哀伤的目光望着她，似乎在问：像她这样一个漂亮可爱的姑娘，为什么非要嫁给这个上了年纪的、没有趣味的先生？为什么？虽说今天早晨她还满心欢喜，认为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可是在举行婚礼的时候，以及现在坐在车厢里，她已经感到自己做错了事，受了骗，显得很可笑。瞧她嫁给了一个有钱人，但她还是身无分文，连结婚礼服也是借了钱做的。今天父亲和两个弟弟来送她的时候，她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他们身上连一个小钱也没有。今天他们能吃上晚饭吗？明天呢？不知怎么她觉得，她走后现在父亲和弟弟只好坐在家里挨饿，就像安葬完母亲的那天晚上一样，心情沉重，感到难以忍受的悲伤。

“唉，我是多么不幸！”她想，“为什么我这样不幸呢？”

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个庄重的人，不习惯向女人献殷勤，他笨拙地碰碰她的腰，拍拍她的肩膀；她呢，正想着钱，想着母亲和她的去世。母亲死后，父亲彼得·列翁季伊奇，一名中学习字课和图画课教员，从此开始酗酒，家境便越来越贫困。两个男孩子没有靴子和套鞋，父亲叫人扭送去见民事法官，法警便来家查抄家具……真丢人！安尼娅要照看酗酒的父亲，给弟弟补袜子，跑市场……每当有人夸她年轻漂亮、风度优雅时，她总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瞧着她那顶廉价的帽子和皮鞋上用黑面糊堵住的窟窿。到了夜里她就伤心落泪，怎么也摆脱不掉不安的思绪：老担心父亲因他的酒瘾很快就会被校方辞退，他受不了这种打击，会跟母亲一样死掉。于是，一些相识的太太开始忙碌起来，要为安尼娅找一个好男人。不久就找到了这个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他不年轻，也不漂亮，但很有钱。他在银行里有十万存款，还有一座祖上留下、目前已出租出去的庄园。这人循规蹈矩，颇得大人的好评。别人告诉安尼娅：要他帮忙不费吹灰之力，他只消请大人给中学校长，甚至给督学写封便函，叫校方不得辞退彼得·列翁季伊奇就行了……

她正想着这些往事，突然从窗子里送来音乐声和嘈杂的人声。原来火车在小站上停下了。在月台对面的人群里，有人使劲地拉着手风琴，一把廉价的小提琴发出刺耳的拉锯声。从一排高高的白桦和杨树后面，从沐浴在月光中的别墅区那边，传来悠扬的军乐声：显然别墅里正在举行舞会。在月台上，住别墅的消夏客和来这儿的城里人在散步，只要天气好，他们就上这儿来呼吸新鲜空气。这其中就有阿尔特诺夫，整个别墅区的业主，大富翁，一个又高又胖的黑发男子，脸型像亚美尼亚人，眼睛鼓出，穿一身古怪的衣服。他上身的衬衫不扣纽扣，敞着怀，一双高统靴上带着马刺，肩上披一件拖到地上的黑斗篷，像女人身后的拖地长后襟。两条猎狗耷拉着尖嘴脸跟在他后面。

安尼娅的眼睛里还噙着泪花，但她已经不想母亲，不想钱和自己的婚事了。她不断跟认识的中学生和军官们握手，快活地笑着，很快地重复着：

“您好！过得怎么样？”

她来到车厢外的小平台上，站到月光下，好让大家都能看到她穿着华丽的新衣，戴着漂亮的帽子。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停下了？”她问。

“这儿是错车站，”有人回答，“在等一辆邮车。”

她发现阿尔特诺夫正瞧着她，便卖弄风情地眯起眼睛，大声说起法语来。忽然问，因为她的声音那么美妙动听，因为周围乐声荡漾、一轮明月倒影在水池里，因为阿尔特诺夫，这个出了名的风流男子和幸运儿，正痴迷地、好奇地盯着她，还因为大家都很快活，安尼娅不禁心花怒放。当火车开动、相识的军官们纷纷行军礼向她告别时，她随着树林后面送来的军乐声，已经哼起了波尔卡舞曲。她回到包间时，心里有一种感觉，似乎小站上的人使她确信：不管际遇如何，她日后肯定会幸福的。

这对新婚夫妇在修道院里住了两天就回到城里。他们住在一幢公家寓所里。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上班后，安尼娅就弹弹钢琴，或是烦闷得哭一阵，或是躺在软榻上看看小说，翻翻时装杂志。用午饭的时候，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总是吃得很多，边吃边谈政治，说些有关任命、调动和奖赏的消息，说人应当劳动，说家庭生活不是享福，而是尽责，说积下一百个戈比就是一卢布，说他把宗教和道德看得高于世间的一切。最后，他握着餐刀，像举着剑似的，说：

“每个人都应当尽到自己的职责！”

安尼娅在一旁听着，心里害怕，吃不下东西，常常饿着肚子离开餐桌。午饭后丈夫躺下休息，不久就鼾声大作，她就回到自己的家。父亲和弟弟们看了她一阵，那眼神有点异样，好像她来之前他们刚刚责备过她，说她是为了金钱才嫁给一个她不爱的、既枯燥又讨厌的人。她那蟋蟋作响的衣裙，手锣，总之她的一身太太打扮，使他们感到拘束和屈辱。在她面前他们有点不好意思，不知道跟她说什么好。但他们还像以前一样爱他，吃饭的时候少了她还不习惯。她坐下来，跟他们一道喝菜汤和粥，吃那种有蜡烛味的羊油煎的土豆。彼得·列翁季伊奇用颤抖的手拿起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带着贪婪、厌恶的神情一饮而尽，接着倒第二杯，第三杯……别佳和安德留沙，两个消瘦、苍白、大眼睛的男孩夺过酒瓶，慌张地说：

“别喝了，爸爸……够了，爸爸……”

安尼娅也不安起来，央求他不再喝酒，他却勃然大怒，用拳头捶桌子。

“我不许别人来管我！”他大声嚷道，“坏小子！坏丫头！看我把你们都赶出去！”

可是他的声音里流露出软弱和善良，所以谁都不怕他。午饭后他通常要打扮一番。他脸色苍白，下巴上有一道刮破的口子，伸着细长脖子，在镜子前一站就是半个钟头。一会儿梳头，一会儿捻捻黑胡子，一会儿往身上洒香水，再打个蝴蝶领结，然后戴上手套和高礼帽，这才走出家门去教家馆了。如果是节日，他就留在家里，有时画画水彩画，有时弹弹风琴。那台风琴吱吱叫，隆隆响，他偏要逼它奏出和谐悦耳的乐声来，还要自弹自唱，有时就冲着两个孩子生气：

“混账！坏包！把乐器都弄坏了！”

到了晚上，安尼娅的丈夫常常跟住在同一幢公寓里的同事们玩牌。玩牌的时候，文官太太们也聚到一起。这些太太长相不美，服饰不雅，举止粗鲁，倒像是厨娘。她们在房间里说东道西播弄是非，她们的话跟她们本人一样粗俗而无聊。有时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也带安尼娅上剧院看戏。幕间休息的时候，他不让她离开一步，他要她挽着自己的胳臂一道在走廊里和休息室里踱来踱去。有时候，他对某个人躬身致礼，随即悄悄对安尼娅说：“五品文官……大人接见过他……”或者，“这人很有钱财，……自家有房子……”当他们经过小卖部时，安尼娅很想买点甜食，她喜欢吃巧克力和苹果馅小蛋糕，但她身上没有钱，向丈夫讨又不好意思。他拿起一个梨，用指头捏一捏，犹豫不决地问道：

“多少钱？”

“二十五戈比。”

“是吗？”他说着又把梨放回原处。可是什么也不买就走开也不好意思，于是他要了一瓶矿泉水，一个人把它全喝光，喝得他的眼睛里冒出泪水。这时候安尼娅真恨他。

有时候，他忽地涨红了脸，急急对她说：

“向那位老夫人鞠躬！”

“可是我不认识她。”

“没关系。她是税务局局长太太！鞠躬呀，我跟你说呐！”他一个劲儿地唠叨着，“你的脑袋掉不了的。”

安尼娅便鞠躬致礼，她的脑袋也果真没有掉下来，但内心感到十分痛苦。丈夫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她只能生自己的气：她不该像个大傻瓜似的受了他的骗。她本来只是为了钱才嫁给他，可是现在她的钱比结婚前还少。原先父亲还常常给她二十戈比，现在呢，她连一个戈比也没有。偷偷拿钱或者向他要点她都做不到，她怕丈夫，见着他就战战兢兢。她觉得她对这个人的恐惧感由来已久。小时候，她总认为中学校长是最威严最可怕的力量，这力量像头上的乌云、像冲过来的火车头想把她压死。另一种威严可怕的力量，就是家里经常提起、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对他诚惶诚恐的大人。另外还有十几种小一些的可怕力量，其中包括中学里那些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神色严厉、铁面无情的教员。最后，就是现在的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这个循规蹈矩的人连面孔也长得像中学校长。在安尼娅的想象中，这一切合成一股力量，变成一头可怕的巨大的白熊，正一步一步朝像她父亲那样一些弱小而有过失的人逼近。她不敢说出违拗的话，每当她受到粗暴的爱抚，被对方的拥抱吓得胆战心惊、受到玷污时，她只能强作笑颜，佯装快乐的样子。

只有一次，为了偿还一笔极不愉快的债务，彼得·列翁季伊奇壮着胆子向他借五十卢布，可那是多么令人难堪啊！

“好吧，钱我借给您。”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考虑一番后说，“不过我得警告您：如果您不戒酒的话，今后我不会再接济您。一个人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沾上这种毛病是可耻的。我不得不向您提醒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嗜好葬送了许多有才干的人，其实只要他们有所克制，这些人本来是可以步步高升、身居要职的。”

接下去便是长篇大论：“根据……”，“鉴于刚才所说……”，“由此得出结论……”，可怜的彼得·列翁季伊奇忍受着屈辱的折磨，反而更想喝酒了。

两个弟弟有时到安尼娅家来作客，他们总是穿着破裤子和破靴子，照样要听他的训导。

“每个人都应当尽到自己的职责！”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对他们说。

钱他是不给的。但他送安尼娅戒指、手锣和胸针，说这些东西遇到艰难日子就大有用处。他经常拿钥匙打开她的五斗柜，检查这些东西是否完好无缺。

二

转眼间冬天到了。还在圣诞节以前，当地报纸就早早登出消息：一年一度的圣诞舞会将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贵族俱乐部举行。每天晚上打完牌之后，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总要焦急不安地跟官太太嘀咕一阵，不时忧心忡忡地看安尼娅一眼，随后长时间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想着什么心事。最后，有一天夜里，他在安尼娅面前站住，说：

“你得做一身舞衣，听明白了吗？只是请你先跟玛丽亚·格里戈里耶夫娜和娜塔利娅·库兹米尼什娜商量一下。”

他给了她一百卢布。她收下钱，但是她在定做舞衣的时候，跟谁都没有商量，只是在父亲面前提了一句。她竭力设想，母亲参加舞会会怎么穿着打扮。她去世的母亲向来穿得很时髦，也肯为安尼娅花工夫，把她打扮得像一个漂亮的洋娃娃，还教会她说法语，跳玛祖卡舞①－－而且跳得极好（出嫁前她母亲当过五年的家庭教师）。安尼娅跟她母亲一样，会把旧裙翻改成新装，用汽油洗手套，租用珠宝首饰①，她也跟母亲一样，善于眯细眼睛，娇滴滴地说话，摆出种种迷人的姿态，必要时可以高兴得神采飞扬，也可以变得一脸忧伤，叫人琢磨不透。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黑头发、黑眼睛、神经质和随时注重打扮的习惯。

①波兰的一种民间舞。

赴舞会前半个小时，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没穿礼服走进她的房间，想在她的穿衣镜前把勋章挂在脖子上。他一看，简直被她的美貌和那身新做的华丽夺目的薄纱舞衣迷住了。他得意地梳理着自己的络腮胡子，说：

“瞧你多漂亮……多漂亮！我的安纽塔！”忽然他换了一本正经的语气接下去说：“是我使你得到了幸福，今天你也同样能使我得到幸福。我求你跟大人的夫人结识！看在上帝的份上！通过她我就能弄到主任奏事官的职位了！”

他们坐车去参加舞会。贵族俱乐部的大门口站着侍卫。进了前厅，只见衣帽架上挂了不少皮大衣，侍者穿来穿去，袒胸露背的仕女们用扇子挡着穿堂风。空气里有煤气灯和军人的气味。安尼娅挽

着丈夫的胳臂踏上楼梯，耳里听着音乐，眼睛瞧着大镜子里被辉煌灯火照亮的自己，她心中的欢乐苏醒了，像那次在月光下的小站上一样，再一次预感到幸福即将来临。她高做自信地走着，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经不是小姑娘，而是一位夫人，并且不由自主地模仿起已故母亲的步态和风度来。她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富有的、自由的人。即使丈夫在场，她也不感到拘束，因为在她踏进俱乐部门槛的那一刻，她已经本能地意识到，身边的年老丈夫丝毫不会贬低自己，相反，倒给她增添一层诱人的神秘色彩，这正是男人们最动心的。大厅里乐声悠扬，舞会已经开始。从简朴的公寓里出来，置身于这片辉煌的灯火、缤纷的色彩、音乐和喧闹之中，深受感动的安尼娅向大厅里扫了一眼，心中暗想：“啊，真是太好了！”她立刻在人群中认出了她所有的熟人、所有那些以前在晚会上或游乐时遇见过的军官、教员、律师、文官、地主、大官、阿尔特诺夫和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这些女士一个个都打扮入时，袒胸露背，有的美丽动人，有的长相难看。她们在义卖市场的小木屋和售货亭里已经各就各位，为周济穷人举行义卖。一个佩戴带穗肩章的魁梧的军官（她是在上中学时在老基辅街上跟他相识的，现在已不记得他的名字）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邀请她跳华尔兹舞。她从丈夫身边翩翩飞走，她觉得此刻她像坐在一条小帆船上在暴风雨中随波漂荡，而丈夫已远远地留在岸上了……她跳得热烈奔放、兴致勃勃，华尔兹、波尔卡、卡德里尔，一曲接一曲跳下去，从一个舞伴手里转到另一个舞伴手里，音乐和喧闹使她心醉神迷，她娇滴滴他说话，俄语里夹杂着法语，不住地笑，脑子里既没有丈夫，也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她赢得了男人的欢心，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焦急不安地捏着手里的扇子，她感到口渴。她的父亲彼得·列翁季伊奇穿一件皱巴巴的有汽油味的礼服，走到她跟前，递给她一小碟红色冰淇淋。

“你今天真迷人！”他欣喜万分地瞧着她说，“我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后悔过，你不该匆匆忙忙出嫁……为了什么？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可是……”他用发抖的手掏出一小沓钞票，说：“今天我领到教家馆的薪水，我可以还清欠你丈夫的钱了。”

她把小碟子塞到他手里，立即被人搂住腰，被远远地带走了。她越过舞伴的肩头，匆匆一瞥，看到父亲在镶木地板上轻快地滑行，搂着一位太太在大厅里满场飞旋。

“他不醉的时候多么可爱啊！”她说。

她还是跟那个魁梧军官跳玛祖卡舞。他傲慢地、沉重地踏着舞步，活像一头被宰后套上军装的牲口，他不时耸动肩膀、挺挺胸膛，脚跟很勉强地踏着拍子——一副极不愿跳舞的样子。她却在他身边像花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用她的美貌和裸露的脖颈挑逗他。她的眼睛像火一般燃烧，她的动作充满了激情，而他却越来越无动于衷，像国王恩赐似地向她伸出手去。

“好哇，好哇！”人群里有人喝彩。

但是，渐渐地连魁梧的军官也抵挡不住了，他活跃起来，激动起来，已经陶醉于她的魁力，变得无比狂热，现在他的动作变得轻快，充满了活力，而她只是摆动肩头，狡黠地望着他：她严若一位女王，他是奴隶。这时她感觉到，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在看着他们，所有这些人都看呆了，心里嫉妒他们。魁梧的军官刚向她道过谢，人群中突然闪开一条道，男人们不知为什么奇怪地挺直身子，双手贴在裤缝上……原来，礼服上佩戴着两枚星章的大人正朝她走来。是的，大人正是冲她而来的，因为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她，脸上堆着媚笑，嘴巴努动着像在吃东西——他看见漂亮女人的时候向来是这样的。

“我很高兴，很高兴……”他这样开始，“我要下令关您丈夫的禁闭，因为他把这么一件宝贝一直瞒着我们。”“我受太太之命前来找您，”他继续道，向她伸出手去，“您得帮帮我们……嗯，是的……应当发您一笔美人奖金才对……就像美国那样……嗯，是的……美国人……我太太正着急地等着您呢。”

他把她领到小木屋里，去见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这位太太的下半截脸大得不成比例，就好像她的嘴里含着一块大石头。

“快来帮帮我们，”她用鼻音慢腔慢调地说，“所有的漂亮女人都在义卖市场上工作，只有您一个人不知为什么只顾玩乐，您为什么不想帮帮我们呢？”

她走开了，安尼娅就坐了她的位于守着一把银茶壶和几只杯子。这里的生意立即兴隆起来。喝一杯茶安尼娅至少收一个卢布，那个魁梧的军官让她逼着喝了三杯。阿尔特诺夫也来了。这个富翁眼睛鼓出，有哮喘病，身上穿的已不是安尼娅夏天看到的那身古怪衣服，而是跟大家一样的燕尾服。他不眨眼地盯着安尼娅，喝了一杯香摈酒，付了一百卢布，接着又喝一杯，又给了一百－－这中间一句话也没说，因为哮喘病犯了……安尼娅招徕顾客，收他们的钱，此刻她已经确信不疑，她的笑容和目光能给这些人带来极大的快乐。她这才明白，她生来只是为了享受这种有音乐、有舞蹈、有崇拜者的热闹、豪华、欢乐的生活的。想到长期以来她所害怕的那股威逼她的、想把她压死的力量，她不免觉得可笑。现在她谁都不怕了。她只惋惜母亲去世了，否则她此刻会看到她的成功，跟她一道高兴的。

彼得·列翁季伊奇脸色已经发白，但两条腿还算站得稳，他来到小木屋前，要了一杯白兰地。安尼娅脸红了，等着他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她已经为自己有这样一个贫穷而普通的父亲感到羞愧），但他喝完酒，从一沓钞票中扔出十卢布，一句话没说就傲慢地走了。不久她看到他跟舞伴一道跳轮舞①，这时他已经脚步踉跄，不停地嚷叫，弄得他的舞伴十分尴尬。安尼娅由此想起，三年前的一次舞会上，他也是这样东歪西倒、不停地嚷叫一结果让警察分局长弄回家睡觉，第二天校长就威胁要辞退他。这段回忆多么煞风景啊！

①原文为法文。

售货亭里的茶炊都已熄灭，精疲力竭的女慈善家们把各自的进款都交给了那位嘴里像含着石头的上了年纪的太太。这时阿尔特诺夫挽起安尼娅的胳臂把她领到餐厅，那里已经为全体参加义卖的人摆上酒宴。参加晚宴的不超过二十人，席间非常热闹。大人举杯祝酒：“在这个豪华的餐厅里，应当为本次义卖的宗旨－－为廉价的慈善食堂的兴旺发达干杯。”一名陆军准将建议大家为“连大炮也干拜下风的力量”干杯，于是男士们探过身子纷纷跟女士们碰杯。大家非常非常快活！

当安尼娅让人护送回家时，天色已经大亮，厨娘们都上市场了。她满心欢喜、带着醉意、满脑子新鲜印象，同时又疲惫不堪，她脱去衣服，倒在床上，立即睡着了……

下午一点多钟女仆把她唤醒，禀报说，阿尔特诺夫先生登门拜访。她很快穿好衣服，来到客厅。阿尔特诺夫走后不久，大人亲自前来感谢她参加义卖工作。他色迷迷地瞧着她，努动着嘴巴，吻她的小手，并且请求她允许他以后再来拜访，然后坐车走了。她站在客厅中央，又惊讶又兴奋，不相信她的生活这么快就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正在这时候她的丈夫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进来了……他站在她面前，竟也是一副讨好巴结、毕恭毕敬的奴才相，这副模样她已经看惯了；他在那些有权有势的大人物面前总是这样的。她料定自己说什么活他也拿她没办法，于是又高兴、又气愤、又轻蔑地咬清每个字说：

“滚出去，蠢货！”

从此以后，安尼娅就没有一天闲着的时候，因为她有时参加野餐，有时参加郊游，有时参加演出。她每天凌晨才回到家里，经常睡在客厅的地板上，事后还动人地对别人说，她怎么在花丛底下睡觉。她需要很多钱，但她已经不怕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了，她花他的钱就像花自己的钱一样。她不讨也不要，只是把帐单给他送去，或者写张便条：“交来人二百卢布”，或“速付一百卢布”。

复活节那天，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得了一枚二级安娜勋章。当他前往道谢时，大人把报纸放到一边，在圈椅里坐得更舒服一些。

“这么说，您现在有三个安娜了，”他说，一面查看着自己的白手和粉指甲，“一个在扣眼里，两个在脖子上。”

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小心地伸出两个手指，按住嘴巴，免得笑出声来。他说：

“现在就等小弗拉季米尔出世了。我斗胆请求大人做他的教父。”

他这是暗示四级弗拉季米尔勋章，而且已经暗地里想象着，他将到处去宣扬他的这句既机智又大胆、语义双关的俏皮话。他本想再说些类似的妙语，但大人又埋头看报去了，还朝他点一下头……

安尼娅依旧坐着三套马车兜风，同阿尔特诺夫出去打猎，演独幕戏，在外面晚餐，并且很少回家看望父亲和弟弟了。他们自个儿吃饭。彼得·列翁季伊奇的酒瘾越来越大，又没有钱，那架风琴早已卖出抵债。两个男孩子现在不放他独自上街，老是跟着他，生怕他跌倒。有时他们在老基辅街上遇见安尼娅坐在双套马车上兜风，车旁还有一匹拉梢的马，阿尔特诺夫坐在车夫座位上亲自赶车。这时，彼得·列翁季伊奇摘下高礼帽，总想对她喊一声，可是别佳和安德留沙一人拽他一条胳膊，央求他：

“别这样，爸爸……算了，爸爸……”

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套中人

在米罗诺西茨村边，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误了归时的猎人们正安顿下来过夜。他们只有二人：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员布尔金。伊凡·伊凡内奇有个相当古怪的复姓：奇木沙-喜马拉雅斯基，这个姓跟他很不相称①，所以省城里的人通常只叫他的名字和父称。他住在城郊的养马场，现在出来打猎是想呼吸点新鲜空气。中学教员布尔金每年夏天都在ｎ姓伯爵家里做客，所以在这一带早已不算外人了。

①因旧俄用复姓者多为名人，望族，而伊凡·伊凡内奇只是个普通的兽医。

暂时没有睡觉。伊凡·伊凡内奇，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留着长长的胡子，坐在门外月光下吸着烟斗，布尔金躺在里面的干草上，在黑暗中看不见他。

他们天南海北地闲聊着。顺便提起村长的老婆玛芙拉，说这女人身体结实，人也不蠢，就是一辈子没有走出自己的村子，从来没有见过城市，没有见过铁路，最近十年间更是成天守着炉灶，只有到夜里才出来走动走动。

“这有什么奇怪的！”布尔金说，“有些人生性孤僻，他们像寄居蟹或蜗牛那样，总想缩进自己的壳里，这种人世上还不少哩。也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即返回太古时代，那时候人的祖先还不成其为群居的动物，而是独自居住在自己的洞穴里；也许这仅仅是人的性格的一种变异－－谁知道呢。我不是搞自然科学的，这类问题不关我的事。我只是想说，像玛芙拉这类人，并不是罕见的现象。哦，不必去远处找，两个月前，我们城里死了一个人，他姓别利科夫，希腊语教员，我的同事。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只要出门，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的伞装在套子里，怀表装在灰色的鹿皮套子里，有时他掏出小折刀削铅笔，那把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就是他的脸似乎也装在套千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每当他坐上出租马车，一定吩咐车夫支起车篷。总而言之，这个人永远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令他懊丧、害怕，弄得他终日惶惶不安。也许是为自己的胆怯、为自己对现实的厌恶辩护吧，他总是赞扬过去，赞扬不曾有过的东西。就连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实际上也相当于他的套鞋和雨伞，他可以躲在里面逃避现实。

“‘啊，古希腊语是多么响亮动听，多么美妙！’他说时露出甜美愉快的表情。仿佛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眯细眼睛，竖起一个手指头，念道：‘安特罗波斯！’①

①希腊文：人。

“别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误的。既然规定晚九点后中学生不得外出，或者报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那么他认为这很清楚，很明确，既然禁止了，那就够了。至于文告里批准、允许干什么事，他总觉得其中带有可疑的成分，带有某种言犹未尽，令人不安的因素。每当城里批准成立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着头小声说：

“‘这个嘛，当然也对，这都很好，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任何违犯、偏离、背弃所谓规章的行为，虽说跟他毫不相干，也总让他忧心忡忡。比如说有个同事做祷告时迟到了，或者听说中学生调皮捣乱了，或者有人看到女学监很晚还和军官在一起，他就会非常激动，总是说：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顾虑重重、疑神疑鬼的作风和一套纯粹套子式的论调，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他说什么某某男子中学、女子中学的年轻人行为不轨，教室里乱哄哄的－－唉，千万别传到当局那里，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又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开除出校，那么情况就会好转。后来怎么样呢？他不住地唉声叹气，老是发牢骚，苍白的小脸上架一副墨镜－－您知道，那张小尖脸跟黄鼠狼的一样－－他就这样逼迫我们，我们只好让步，把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数压下去，关他们的禁闭，最后把他们开除了事。他有一个古怪的习惯－－到同事家串门。他到一个教员家里，坐下后一言不发，像是在监视什么。就这样不声不响坐上个把钟头就走了。他把这叫做‘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显然，他上同事家闷坐并不轻松，可他照样挨家挨户串门，只因为他认为这是尽到同事应尽的义务。我们这些教员都怕他。连校长也怕他三分。您想想看，我们这些教员都是些有头脑、极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良好教育，可是我们的学校却让这个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小人把持了整整十五年！何止一所中学呢？全城都捏在他的掌心里！我们的太太小姐们到星期六不敢安排家庭演出，害怕让他知道；神职人员在他面前不好意思吃荤和打牌。在别利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最近十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都变得谨小慎微，事事都怕。怕大声说话，怕写信，怕交朋友，怕读书，怕周济穷人，怕教人识字……”

伊凡·伊凡内奇想说点什么，嗽了嗽喉咙，但他先抽起烟斗来，看了看月亮，然后才一字一顿地说：

“是的，我们都是有头脑的正派人，我们读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作品，以及巴克莱①等人的著作，可是我们又常常屈服于某种压力，一再忍让……问题就在这儿。”

①巴克莱（一八二一－－一八六二），英国历史学家。

“别利科夫跟我住在同一幢房里，”布尔金接着说，“同一层楼，门对门，我们经常见面，所以了解他的家庭生活。在家里也是那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无数清规戒律，还有那句口头掸：‘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斋期吃素不利健康，可是又不能吃荤，因为怕人说别利科夫不守斋戒。于是他就吃牛油煎鲈鱼－－这当然不是素食，可也不是斋期禁止的食品。他不用女仆，害怕别人背后说他的坏话。他雇了个厨子阿法纳西，老头子六十岁上下，成天醉醺醺的，还有点痴呆。他当过勤务兵，好歹能弄几个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站在房门口，交叉抱着胳膊，老是叹一口长气，嘟哝那么一句话：

“‘如今他们这种人多得很呢！’

“别利科夫的卧室小得像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睡觉的时候，他总用被子蒙着头。房间里又热又闷，风敲打着关着的门，炉子里像有人呜呜地哭，厨房里传来声声叹息，不祥的叹息……

“他躺在被子里恐怖之极。他生怕会出什么事情，生怕阿法纳西会宰了他，生怕窃贼溜进家来，这之后就通宵做着噩梦。到早晨我们一道去学校的时候，他无精打采，脸色苍白。看得出来，他要进去的这所学生很多的学校令他全身心感到恐慌和厌恶，而他这个生性孤僻的人觉得与我同行也很别扭。

“‘我们班上总是闹哄哄的，’他说，似乎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心情沉重，‘真不像话！’

“可是这个希腊语教员，这个套中人，您能想象吗，差一点还结婚了呢！”

伊凡·伊凡内奇很快回头瞧瞧堆房，说：

“您开玩笑！”

“没惜，他差一点结婚了，尽管这是多么令人奇怪。我们学校新调来了一位史地课教员，叫米哈伊尔·萨维奇·柯瓦连科，小俄罗斯人①。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姐姐瓦莲卡。他年轻，高个子，肤色黝黑，一双大手，看模样就知道他说话声音低沉，果真没错，他的声音像从木桶里发出来的：卜，卜，卜……他姐姐年纪已经不轻，三十岁上下，个子高挑，身材匀称，黑黑的眉毛，红红的脸蛋－－一句话，不是姑娘，而是果冻，她那样活跃，吵吵嚷嚷，不停地哼着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高声大笑，动不动就发出一连串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们初次正经结识科瓦连科姐弟，我记得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一群神态严肃、闷闷不乐、把参加校长命名日宴会也当作例行公事的教员中间，我们忽地看到，一位新的阿佛洛狄忒②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了：她双手叉腰走来走去，又笑又唱，翩翩起舞……她动情地唱起一首《风飘飘》，随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接着再唱一曲，我们大家都让她迷住了－－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别利科夫。他在她身旁坐下，甜蜜地微笑着，说：

①乌克兰人的旧称。

②阿拂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传说她在大海的泡沫中诞生。

“‘小俄罗斯语柔和，动听，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

“这番奉承使她感到得意，于是她用令人信服的语气动情地告诉他，说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处田庄，现在妈妈还住在那里。那里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③！小俄罗斯人把南爪叫‘卡巴克’，把酒馆叫‘申克’。他们做的西红柿加紫甜菜浓汤‘可美味啦，可美味啦，简直好吃得－－要命！’

③俄语中意为“酒馆”，乌克兰语中意为“南瓜”。

“我们听着，听着，忽然大家不约而同冒出一个念头：

“‘把他们撮合成一对，那才好哩’，校长太太悄悄对我说。

“我们大家不知怎么都记起来，我们的别利科夫还没有结婚。我们这时都感到奇怪，对他的终身大事我们竟一直没有注意，完全给忽略了。他对女人一般持什么态度？他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以前我们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也许我们甚至不能设想，这个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挂着帐子的人还能爱上什么人。

“‘他早过了四十，她也三十多了……’校长太太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她是愿意嫁给他的。’

“在我们省，人们出于无聊，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干了无数不必要的蠢事！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却没人去做。哦，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既然我们很难设想别利科夫会结婚，我们又为什么突然之间头脑发热要给他做媒呢？校长太太，督学太太，以及全体教员太太全都兴致勃勃，甚至连模样都变好看了，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目标。校长太太订了一个剧院包厢，我们一看－－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莲卡，拿着这么小的一把扇子，眉开眼笑，喜气洋洋。身旁坐着别利科夫，瘦小，佝偻，倒像是让人用钳子夹到这里来的。我有时在家里请朋友聚会，太太们便要我一定邀上别利科夫和瓦莲卡。总而言之，机器开动起来了。原来瓦莲卡本人也不反对出嫁。她跟弟弟生活在一起不大愉快，大家只知道，他们成天争吵不休，还互相对骂。我来跟您说一段插曲：柯瓦连科在街上走着，一个壮实的大高个子，穿着绣花衬衫，一给头发从制帽里耷拉到额头上。他一手抱着一包书，一手拿一根多疖的粗手杖。她姐姐跟在后面，也拿着书。

“‘你啊，米哈伊里克①，这本书就没有读过！’她大声嚷道，‘我对你说，我可以起誓，你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

“‘可我要告诉你，我读过！’柯瓦连科也大声嚷道，还用手杖敲得人行道咚咚响。

“‘哎呀，我的天哪，明契克②！你干吗发脾气，要知道我们的谈话带原则性。”

①②米哈伊尔的小名。

“‘可我要告诉你：我读过这本书！’他嚷得更响了。

“在家里，即使有外人在场，他们也照样争吵不休。这种生活多半让她厌倦了，她一心想有个自己的窝，再说也该考虑到年龄了。现在已经不是挑挑拣拣的时候，嫁谁都可以，哪怕希腊语教员也凑合。可也是，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小姐只要能嫁出去就行，嫁给谁是无所谓的。不管怎么说，瓦莲卡开始对我们的别利科夫表露出明显的好感。

“那么，别利科夫呢，他也去柯瓦连科家，就像上我们家一样。他到他家，坐下来就一言不发。他默默坐着，瓦莲卡就为他唱《风飘飘》，或者用那双乌黑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他，或者突然发出一串朗朗大笑：

“‘哈哈哈！’

“在恋爱问题上，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撮合起着很大的作用。于是全体同事和太太们都去劝说别利科夫，说他应当结婚了，说他的生活中没有别的欠缺，只差结婚了。我们大家向他表示祝贺，一本正经地重复着那些老生常谈，比如说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又说瓦莲卡相貌不错，招人喜欢，是五品文官的女儿，又有田庄，最主要的，她是头一个待他这么温存又真心诚意的女人。结果说得他晕头转向，他认定自己当真该结婚了。”

“这下该有人夺走他的套鞋和雨伞了，”伊凡·伊凡内奇说。

“您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他把瓦莲卡的相片放在自己桌子上，还老来找我谈论瓦莲卡，谈论家庭生活，也说婚姻是人生大事，虽然他也常去柯瓦连科家，但他的生活方式却丝毫没有改变。甚至相反，结婚的决定使他像得了一场大病：他消瘦了，脸色煞白，似乎更深地藏进自己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①·萨维什娜我是中意的，’他说道，勉强地淡淡一笑，‘我也知道，每个人都该结婚的，但是……这一切，您知道吗，来得有点突然……需要考虑考虑。’

①瓦莲卡的正式名字。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对他说，‘您结婚就是了。”

“‘不，结婚是一件大事，首先应当掂量一下将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惹出什么麻烦。这件事弄得我不得安宁，现在天天夜里都睡不着觉。老实说吧，我心里害怕：他们姐弟俩的思想方法有点古怪，他们的言谈，您知道吗，也有点古怪。她的性格太活泼。真要结了婚，恐怕日后会遇上什么麻烦。’

“就这样他一直没有求婚，老是拖着，这使校长太太和我们那里所有太太们大为恼火。他反反复复掂量着面临的义务和责任，与此同时几乎每天都跟瓦莲卡一道散步，也许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必须这样做。他还常来我家谈论家庭生活，若不是后来出了一件荒唐的事②，很可能他最终会去求婚的，那样的话，一门不必要的、愚蠢的婚姻就完成了在我们这里，由于无聊，由于无事可做，这样的婚姻可以说成千上万。这里须要说明一下，瓦莲卡的弟弟柯瓦连科，从认识别利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不能容忍他。

②原文为德语。

“‘我不明白’他耸耸肩膀对我们说，‘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容忍这个爱告密的家伙，这个卑鄙的小人。哎呀，先生们，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你们这里的空气污浊，能把人活活憋死。难道你们是教育家、师长？不，你们是一群官吏，你们这里不是科学的殿堂，而是城市警察局，有一股酸臭味，跟警察亭子里一样。不，诸位同事，我再跟你们待上一阵，不久就回到自己的田庄去。我宁愿在那里捉捉虾，教小俄罗斯的孩子们读书认字。我一定要走，你们跟你们的犹太就留在这里吧，叫他见鬼去①！’

①乌克兰语。

“有时他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笑声时而低沉，时而尖细。他双手一摊，问我：

“‘他干什么来我家坐着？他要什么？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的！’

“他甚至给别利科夫起了个绰号叫‘毒蜘蛛’。自然，我们当着他的面从来不提他的姐姐要嫁给‘毒蜘蛛’的事。有一天，校长太太暗示他，说如果把他的姐姐嫁给像别利科夫这样一个稳重的、受人尊敬的人倒是不错的。他皱起眉头，埋怨道：

“‘这不关我的事。她哪怕嫁一条毒蛇也由她去，我可不爱管别人的闲事。’

“现在您听我说下去。有个好恶作剧的人画了一幅漫画：别利科夫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打着雨伞在走路，身边的瓦莲卡挽着他的胳臂，下面的题词是：‘堕人情网的安特罗波斯’。那副神态，您知道吗，简直惟妙惟肖。这位画家想必画了不止一夜，因为全体男中女中的教员、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员和全体文官居然人手一张。别利科夫也收到一份。漫画使他的心情极其沉重。

“我们一道走出家门－－这一天刚好是五月一日，星期天，我们全体师生约好在校门口集合，然后一道步行去城外树林里郊游。我们一道走出家门，他的脸色铁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底下竟有这样坏、这样恶毒的人！’他说时嘴唇在发抖。

“我甚至可怜起他来了。我们走着，突然，您能想象吗，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赶上来了，后面跟着瓦莲卡，也骑着自行车。她满脸通红，很累的样子，但兴高采烈，快活得很。

“‘我们先走啦！’她大声嚷道，‘天气多好啊，多好啊，简直好得要命！’

“他们走远了，不见了。我的别利科夫脸色由青变白，像是吓呆了。他站住，望着我……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还是我的眼睛看错了？中学教员和女人都能骑自行车，这成何体统？’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愿意骑就由他们骑好了。’

“‘那怎么行呢？’他喊起来，对我的平静感到吃惊，‘您这是什么话？！’

“他像受到致命的一击，不愿再往前走，转身独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神经质地搓着手，不住地打颤，看脸色他像是病了。没上完课就走了，这在他还是平生第一次。也没有吃午饭。傍晚，他穿上暖和的衣服，尽管这时已经是夏天了，步履蹒跚地朝柯瓦连科家走去。瓦莲卡不在家，他只碰到了她的弟弟。

“‘请坐吧，’柯瓦连科皱起眉头，冷冷地说。他午睡后刚醒，睡眼惺忪，心情极坏。

“别利科夫默默坐了十来分钟才开口说：

“‘我到府上来，是想解解胸中的烦闷。现在我的心情非常非常沉重。有人恶意诽谤，把我和另一位你我都亲近的女士画成一幅可笑的漫画。我认为有责任向您保证，这事与我毫不相干……我并没有给人任何口实，可以招致这种嘲笑，恰恰相反，我的言行举止表明我是一个极其正派的人。’

“柯瓦连科坐在那里生闷气，一言不发。别利科夫等了片刻，然后忧心忡忡地小声说：

“‘我对您还有一言相告。我已任教多年，您只是刚开始工作，因此，作为一个年长的同事，我认为有责任向您提出忠告。您骑自行车，可是这种玩闹对身为青年的师表来说，是有伤大雅的！’

“‘那为什么？’柯瓦连科粗声粗气地问。

“‘这难道还须要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还不明白吗？如果教员骑自行车，那么学生们该做什么呢？恐怕他们只好用头走路了！既然这事未经正式批准，那就不能做。昨天我吓了一大跳！我一看到您的姐姐，我的眼前就发黑。一个女人或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您本人到底有什么事？’

“‘我只有一件事－－对您提出忠告，米哈伊尔·萨维奇。您还年轻，前程远大，所以您的举止行为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可是您太随便了，哎呀，太随便了！您经常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上街时老拿着什么书，现在还骑自行车。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事会传到校长那里，再传到督学那里……那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和我姐姐骑自行车的事，跟谁都没有关系！”柯瓦连科说时涨红了脸，‘谁来干涉我个人的和家庭的私事，我就叫他－－滚蛋！’

“别利科夫脸色煞白，站起身来。

“‘既然您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他说，‘我请您注意，往后在我的面前千万别这样谈论上司。对当局您应当尊敬才是。’

“‘怎么，难道我刚才说了当局的坏话了吗？’柯瓦连科责问，愤恨地瞧着他，‘劳驾了，请别来打扰我。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跟您这样的先生根本就不想交谈。我不喜欢告密分子。’

“别利科夫神经紧张地忙乱起来，很快穿上衣服，一脸惊骇的神色。他这是平生第一回听见这么粗鲁的话。

“‘您尽可以随便说去，’他说着从前室走到楼梯口，‘只是我得警告您：我们刚才的谈话也许有人听见了，为了避免别人歪曲谈话的内容，惹出什么事端，我必须把这次谈话内容的要点向校长报告。我有责任这样做。’

“‘告密吗？走吧，告密去吧！’

“柯瓦连科从后面一把揪住他的领子，只一推，别利科夫就滚下楼去，套鞋碰着楼梯啪啪地响。楼梯又高又陡，他滚到楼下却平安无事，他站起来，摸摸鼻子，看眼镜摔破了没有？正当他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时候，瓦莲卡和两位太太刚好走进来；她们站在下面看着－－对别利科夫来说这比什么都可怕。看来，他宁可摔断脖子，摔断两条腿，也不愿成为别人的笑柄：这下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还会传到校长和督学那里－－哎呀，千万别惹出麻烦来！－－有人会画一幅新的漫画，这事闹到后来校方会勒令他退职……

“他爬起来后，瓦莲卡才认出他来。她瞧着他那可笑的脸，皱巴巴的大衣和套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她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笑声响彻全楼：

“‘哈哈哈！’

“这一连串清脆响亮的‘哈哈哈’断送了一切：断送了别利科夫的婚事和他的尘世生活。他已经听不见瓦莲卡说的话，也看不见眼前的一切。他回到家里，首先收走桌上瓦莲卡的相片，然后在床上躺下，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三天后，阿法纳西来找我，问要不要去请医生，因为他家老爷‘出事’了。我去看望别利科夫。他躺在帐子里，蒙着被子，一声不响。问他什么，除了‘是’‘不是’外，什么话也没有。他躺在床上，阿法纳西在一旁转来转去。他脸色阴沉，紧皱眉头，不住地唉声叹气。他浑身酒气，那气味跟小酒馆里的一样。

“一个月后别利科夫去世了。我们大家，也就是男中、女中和师范专科学校的人，都去为他送葬。当时，他躺在棺木里，面容温和，愉快，甚至有几分喜色，仿佛很高兴他终于被装进套子，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是的，他实现了他的理想！连老天爷也表示对他的敬意，下葬的那一天，天色阴沉，下着细雨，我们大家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莲卡也来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棺木下了墓穴时，她大声哭了一阵。我发现，小俄罗斯女人不是哭就是笑，介于二者之间的情绪是没有的。

“老实说，埋葬别利科夫这样的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从墓地回来的路上，我们都是一副端庄持重、愁眉不展的面容，谁也不愿意流露出这份喜悦的心情－－它很像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还在童年时代体验过的一种感情：等大人们出了家门，我们就在花园里跑来跑去，玩上一两个钟头，享受一番充分自由的欢乐。啊，自由呀自由！哪怕有它的半点迹象，哪怕有它的一丝希望，它也会给我们的心灵插上翅膀。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地回来，感到心情愉快。可是，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依旧那样严酷，令人厌倦，毫无理性。这是一种虽没有明令禁止、但也没有充分开戒的生活。情况不见好转。的确，我们埋葬了别利科夫，可是还有多少这类套中人留在世上，而且将来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啊！”

“问题就在这儿，”伊凡·伊凡内奇说着，点起了烟斗。

“将来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啊！”布尔金重复道。

中学教员走出板棚。这人身材不高，很胖，秃顶，留着几乎齐腰的大胡子。两条狗也跟了出来。

“好月色，好月色！”他说着，抬头望着天空。

已是午夜。向右边望去，可以看到整个村子，一条长街伸向远处，足有四五俄里。万物都进入寂静而深沉的梦乡。没有一丝动静，没有，一丝声息，甚至叫人难以置信，大自然竟能这般沉寂。在这月色溶溶的深夜里，望着那宽阔的街道、街道两侧的农舍、草垛和睡去的杨柳，内心会感到分外平静。摆脱了一切辛劳、忧虑和不幸，隐藏在膝陇夜色的庇护下，村子在安然歇息，显得那么温柔、凄清、美丽。似乎天上的繁星都亲切地、深情地望着它，似乎在这片土地上邪恶已不复存在，一切都十分美好。向左边望去，村子尽头处便是田野。田野一望无际，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沐浴在月光中的这片广表土地，同样没有动静，没有声音。

“问题就在这儿，”伊凡·伊凡内奇重复道，“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拥挤不堪的城市里，写些没用的公文，玩‘文特’牌戏－－难道这不是套子？至于我们在游手好闲的懒汉、图谋私利的讼棍和愚蠢无聊的女人们中间消磨了我们的一生，说着并听着各种各样的废话－－难道这不是套子？哦，如果您愿意的话，我现在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用了，该睡觉了，”布尔金说，“明天再讲吧。”

两人回到板棚里，在干草上躺下。他们盖上被子，正要朦胧入睡，忽然听到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人在堆房附近走动：走了一会儿，站住了，不多久又吧嗒吧嗒走起来……狗唔唔地叫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动，”布尔金说。

脚步声听不见了。

“看别人作假，听别人说谎，”伊凡·伊凡内奇翻了一个身说，“如若你容忍这种虚伪，别人就管你叫傻瓜。你只好忍气吞声，任人侮辱，不敢公开声称你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们一边，你只好说谎，陪笑，凡此种种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有个温暖的小窝，捞个分文不值的一官半职！不，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哦，您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伊凡·伊凡内奇，”教员说，“我们睡觉吧。”

十分钟后，布尔金已经睡着了。伊凡·伊凡内奇却还在不断地翻身叹气。后来他索性爬起来，走到外面，在门口坐下，点起了烟斗。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五日

姚内奇

一

每当有人来到省城ｃ，抱怨这里的生活沉闷单调的时候，本地的居民像是为自己辩护似的说：恰恰相反，这个城市好得很，城里有图书馆，剧院，俱乐部，经常举行舞会，最后，还有许多聪明、有趣、令人愉快的家庭，完全可以跟他们交往。他们便举出图尔金一家，说这是本城最有教养、最有才华的家庭。

这一家人住在本城一条主要大街上自家的宅院里，紧挨着省长官邸。伊凡·彼得罗维奇·图尔金本人是个肥胖漂亮的黑发男子，留着络腮胡予，经常举办业余演出为慈善事业募集资金，自己在剧中扮演老将军的角色，不时发出滑稽可笑的咳嗽声。他知道许多趣闻、字谜和俗语，喜欢开玩笑，说俏皮话，脸上的那副表情总让人琢磨不透：他这是开玩笑呢，还是说正经的。他的妻子薇拉·约瑟福夫娜是个面容可爱的清瘦的太太，戴着夹鼻眼镜①，她写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还喜欢为客人们朗诵她的作品。他们的女儿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是个年轻的姑娘，会弹钢琴。总而言之，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的才能。图尔金一家殷勤好客，他们总是高高兴兴地、真心诚意地、落落大方地向客人们展示他们的才华。他们那幢高大的砖砌的房子十分宽敞，夏天凉快，半数窗子对着一个古老的郁郁葱葱的花园，到了春天那里的夜莺就婉转啼唱。每逢家里来了客人，厨房里就响起丁了当当的菜刀声，院子里都有一股煎洋葱的气味。这一切预示着不久将有一席丰盛而美味的晚餐。

①原文为法文。

德米特里·姚内奇·斯塔尔采夫，地方自治局新派任的医生，居住在离省城九俄里的佳利日。他刚上任不久，人们也对他说，他作为有知识的人，理应结识图尔金一家。有一次，在冬天，在大街上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伊凡·彼得罗维奇。两人谈天气、戏剧和霍乱，未了图尔金邀请他去作客。春天，耶稣升天节那一夭，斯塔尔采夫看完病人之后，进城去散散心，顺便买点东西。他不急不忙地步行进城（当时他还没有置备马车），一路上轻轻地唱着：

我痛饮人生之杯，

还不知道伤心落泪……①

①出自俄国诗人杰利维格的诗《悲歌》，由著名音乐家雅科夫列夫谱曲。

他在城里吃了午饭，在公园里散一会步，后来很自然地想起了伊凡·彼得罗维奇的邀请，便决定登门拜访图尔金一家，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您好啊，有请啦，”伊凡·彼得罗维奇在台阶上迎接他说，“非常非常高兴见到这样一位令人愉快的客人。请迸屋来，让我来把您介绍给我的好太太。我对他说，蔽洛奇卡②，”他把医生介绍给妻子，继续道，“我对他说，根据罗马法典，他没有任何权利只待在自己的医院里，他应当把闲暇时间奉献给社交活动。我说的对不对，亲爱的？”

②薇拉的昵称。

“请坐在这儿，”薇拉·约瑟福夫娜指着身边的座位说，“您不妨对我献献殷勤。我丈夫好嫉妒，他是奥赛罗③，不过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叫他什么也看不出来。”

③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名著《奥赛罗》中的主人公，因嫉妒杀死自己的妻子。

“哎呀，你这个小母鸡，宠坏了的女人，……”伊凡·彼得罗维奇柔声说道，还吻一下她的额头。“您来得正巧，”他又对客人说，“我的好太太刚写完一部‘其大无边’的长篇小说，今天正要朗诵呢。”

“让④，”薇拉·约瑟福夫娜对丈夫说，“你去吩咐他们端茶来。⑤”

④法文名字，相当于俄文的伊凡。

⑤原文为法文。

主人又把斯塔尔采夫介绍给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很像母亲，同样清瘦，面容可爱。脸上的表情带几分稚气，腰肢柔软而苗条，已经发育的少女的胸脯十分健美，洋溢着十足的青春气息。后来大家喝茶，吃果酱、蜂蜜、糖果和饼干。饼干十分可口，放进嘴里就化。傍晚时分，渐渐地来了许多客人，伊凡·彼得罗维奇眉开眼笑地迎接每一位客人，说：

“您好啊，有请啦！”

然后大家神情严肃地坐在客厅里，薇拉·约瑟福夫娜开始朗诵自己的小说。她这样开始：“严寒凛冽……”所有的窗子都敞开着，可以听到厨房里的菜刀声，闻到一股煎香葱的气味……大家坐在柔软的深深的圈椅里很舒服，在昏暗的客厅中灯光亲切地胶着眼睛。现在，在这夏日的傍晚，当窗子里传来街头的人声和笑语，送来院子里丁香花的阵阵清香，听众们就很难体会凛冽的严寒，以及夕阳西下，一片寒光照耀着雪原和孤独的行路人的情景了。薇拉·约瑟福夫娜读的是一个年轻美丽的伯爵小姐如何在村子里开办学校、医院和图书馆，以及如何爱上一个流浪的画家的故事。尽管她读的内容在生活中从来不曾有过，但听起来还是很愉快，很舒服，让人的脑子里生出许许多多美好的恬淡的思想。简直叫人不想站起来……

“真正不赖……”伊凡·彼得罗维奇轻声叹道。

有一位客人听得心驰神往，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是的……的确……”

两小时过去了。邻近的市立公园里有乐队在演奏，合唱团在演唱。当薇拉·约瑟福夫娜合上自己的本子，足有四五分钟的时间大家都默不作声，听着合唱团唱的《松明》，这支歌表达出浓浓的生活情趣，却是小说中所没有的。

“您的作品会在杂志上发表吗？”斯塔尔采大问薇拉·约瑟福夫娜。

“不，”她回答，“我的作品向来不发表。我写完了就把它藏进我的柜子里。何必发表呢？”她解释说，“要知道我们有家产。”

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叹了一口气。

“现在该你，科季克①，来弹支曲子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对女儿说。

①叶卡捷琳娜的小名。

钢琴盖子掀开了，原先摆好的乐谱翻开了。叶卡捷琳娜坐下，双手齐击琴键，随即又使足劲敲打起来，一下，两下，她的肩头和胸脯不住地颤动，她固执地敲打同一处地方，似乎她不把琴键敲进钢琴里是决不罢休的。客厅里琴声雷动，震得地板、天花板和家具全都轰隆作响……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弹的是一段极难的曲子，又长又单调，唯一的妙趣就是难弹。斯塔尔采夫一边听着，一边想象着，高山上乱石滚滚而下，滚滚而下，他盼望着这些石头早点停住。这时叶卡捷琳娜紧张得满脸徘红，精神抖擞，充满活力，一络头发掉在额上，那模样很招他喜欢。在佳利日，他在病人和农民中间度过了漫长的冬季，现在坐在客厅里，看着这个年轻，文雅，想必也纯洁的人儿，听着这支喧闹的、令人厌烦的、但毕竟高雅的乐曲，这是多么令人愉快，多么新鲜啊……

“哦，科季克，你今天弹得比哪次都好，”伊凡·彼得罗维奇在女儿弹完一曲站起来时含着泪说，“你可以死了，丹尼斯，你反正写不出更好的曲子了。”①

①据说这是波将金公爵对俄国剧作家冯维辛的喜剧《纨挎子弟》的评价。丹尼斯为冯维辛的名字。

大家围着她，向她表示祝贺，表示惊奇，众口一词地说，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美妙的音乐了。她呢，默默听着，微微露出一丝笑意，浑身上下透着得意。

“好极了！太美啦！”

“好极了！”斯塔尔采夫在众人热情的感染下，也说，“您在哪儿学的音乐？”他问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是在音乐学院吗？”

“不，我现在正打算进音乐学院，目前在跟扎夫洛夫斯卡娅太太学琴。”

“那么，您在本地的中学毕业了？”

“噢，没有！”薇拉·约瑟福夫娜代女儿回答，“我们为她请了家庭教师，进普通中学或者进贵族女中，我想您也会同意的，难免受到坏的影响。一个女孩子在发育成长阶段，只应接受母亲的影响。”

“可是我反正要进音乐学院！”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说。

“不去，科季克爱她的妈妈。科季克不会让爸爸妈妈伤心的。”

“不嘛，我要去！我偏要去！”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撒娇地说，还跺了一下脚。

到吃晚饭的时候，轮到伊凡·彼得罗维奇来显露他的才华了。他眼睛笑眯眯他讲着各种奇闻轶事，说俏皮话，出一些荒谬可笑的习题，然后自己来解答。他说的话与众不同，这种语言是他长期练习说俏皮话形成的，而且显然成了他的习惯，比如说：其大无边的，真正不赖的，千万分地感谢您，等等，等等。

但是这还不算完。当酒足饭饱、心满意足的客人们挤在前厅里，拿各自的大衣和手杖时，有个小僮忙着伺候他们。他叫帕夫卢沙，这家人叫他帕瓦，是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留着短短的头发，脸蛋胖乎乎的。

“喂，帕瓦，表演一下！”伊凡·彼得罗维奇对他说。

帕瓦摆出可笑的姿势，举起一只手，用凄惨的声调说：

“死去吧，你这不幸的女人！”

于是大家哈哈大笑。

“真有意思，”斯塔尔采夫走到街上，心里想道。

他又顺路进了一家餐馆，喝了啤酒，然后步行回佳利日。他走着，一路上轻轻地唱着：

你的声音温柔亲切，

令我心神陶醉……①

①引自普希金的诗《夜》，由音乐家鲁宾斯坦谱曲。

走了九俄里路，然后躺下睡觉，他却不感到一丝倦意，相反，他觉得他还能高高兴兴地再走上二十俄里。

“真正不赖……”他正要入睡，想起这句话，又笑起来。

二

斯塔尔采夫老想去看望图尔金一家，但是医院的事情大多，他怎么也抽不出空来。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这样在辛劳和孤独中度过了。可是有一天，从城里送来了一封蓝封皮的信。

薇拉·约瑟福夫娜早就有个偏头痛的毛病，近来，因为科季克每天吓唬她说要进音乐学院，她就经常犯病了。城里所有的医生都请遍了，最后就轮到了他这名地方医生。薇拉·约瑟福夫娜给他写了一封令人感动的信，请他无论如何来一趟为她减轻病痛。斯塔尔采夫立即前往，此后就常去图尔金家……经他的治疗，薇拉·约瑟福夫娜的病还真有点好转，于是她见了客人就说，斯塔尔采夫是一名了不起的神医，不过后来他之所以经常去图尔金家，已经不是为她治偏头痛了……

这天是节日。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总算弹完了那些冗长的、令人心烦的练习曲。随后大家一直坐在饭厅里喝茶，听伊凡·彼得罗维奇讲一件可笑的事。后来门铃响了，得有人去前厅迎接客人，斯塔尔采夫趁这忙乱的工夫，万分激动地对叶卡捷琳娜小声说：

“我求求您，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折磨我，我们去花园吧！”

她耸耸肩膀，一副困惑不解的神色，似乎不明白他要她做什么，但还是站了起来，走出去了。

“您每天要练三四个钟头的琴，”他跟在她后面说，“然后老跟妈妈坐在一起，我都没有机会跟您说说话。哪怕给我一刻钟也好啊，我求您了。”

快到秋天了，古老的花园里一片寂静和凄凉，林荫道上铺满了枯黄的落叶。天色很快就黑了。

“我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见到您，”斯塔尔采夫接着说，“但愿您知道这是多么痛苦就好了！坐下吧，请听我说。”

两人在花园里有一处心爱的地方：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枫树下的一张长椅。这时他们就坐到这张椅子上。

“您有什么事？”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一本正经地、冷冷地问。

“我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见到您，我好久好久没有听到您说话了。我真想、我太想听到您的声音了。您说话呀。”

她那青春的朝气，眼睛和脸上那副天真神态让他喜不自禁。连她身上穿的连衣裙在他眼里也特别好看，那份朴素而天真的风姿令人心动。尽管她天真烂漫，同时他又觉得她很聪明，很有素养，跟她的年龄不相称。他可以跟她谈论文学，谈论艺术，以及随便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向她发发牢骚，抱怨生活和人们，虽说在这种严肃谈话的中间，有时她会突然没来由地笑起来，或者干脆跑回屋里去了。她跟ｃ城的所有姑娘一样，看了许多书（一般说来，ｃ城的人很少读书，本地图书馆里的人都说，要是姑娘们和年轻的犹太人不来借书，图书馆早就可以关门了）。这一点尤其让斯塔尔采夫感到满意。每一回他总是激动地问她，近来她读了什么书。等她讲起来，他简直听得入迷了。

“在我们没有见面的这个星期里，您读了什么书？”此刻他问她道，“请您给我说一说。”

“我读了皮谢姆斯基①的作品。”

①皮谢姆斯基（一八二一－－一八八一），俄国作家。

“哪一本？”

“《一千个农奴》，”科季克回答，“可是这个皮谢姆斯基的名字多么可笑，叫什么阿列克谢·费奥费拉克特奇！”

“您这是去哪儿？”斯塔尔采夫看到她突然站起来朝房子走去，吃惊地问，“我必须跟您好好谈一谈，我有心里话要说……您哪怕再跟我待五分钟！我恳求您！”

她站住了，像要说点什么，随后不好意思地把一张纸条塞进他手里，急忙跑回家，又坐到她的钢琴前。

“今晚十一点，”斯塔尔采夫念道，“请去墓地，在杰米奇的墓碑附近。”

“哦，这个主意可太不聪明了，”他平静下来，不禁想道，“这跟墓地有什么相干？她要干什么？”

显而易见：科季克这是恶作剧。既然不难在街上或在公园里安排约会，有谁会想出这种主意－－正正经经地约人半夜三更到郊外的墓地相会呢？再说他作为地方自治局委任的医生，是个有头脑的体面人，好，现在却唉声叹气，接下约会的条子，到墓地去徘徊游荡，做出连中学生都会笑话的蠢事，这成何体统呢？这种罗曼蒂克会有什么结果？要是让同事们知道了，他们会怎么说？当斯塔尔采夫在俱乐部的桌子旁踱来踱去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可是到了十点半，他却拿定主意去墓地了。

这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对马和车夫。车夫叫潘捷莱蒙，经常穿一件丝绒坎肩。月色溶溶。四周很静，天气暖和，不过已透着秋天的一丝凉意。城郊的屠宰场附近有狗在吠叫。斯塔尔采夫把马车留在城边上的一条胡同里，自己步行去墓地。“各人有各人的怪脾气，”他想，“科季克也古怪，谁知道呢？说不定她不是开玩笑，当真会来的。”他沉洒于这个毫无根据的渺茫的希望中，而希望总是令人陶醉的。

他在野地里走了半俄里路。远处的一长条黑他他的墓地呈现在眼前，看上去像是一片树林或是一座大花园。渐渐地露出了白色的围墙，大门……月光下可以看清大门上的题词：“时候要到……”①斯塔尔采夫从小门里走进去，首先看到的是宽阔的林荫道两侧的许多白十字架和墓碑，以及它们和枫树投下的无数阴影。向远处望去，周围也都是黑白两种颜色，沉寂的树木把枝叶垂向白色的墓石。这里似乎比野地里更明亮些。无数像爪子似的枫叶清清楚楚地躺在林荫道的黄沙上和墓石上，墓碑上的题词也清晰可见。起初，眼前的一切让斯塔尔采夫大吃一惊，他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番景象，往后恐怕再也不会见到了。这是一处跟别的地方完全不同的天地：这里的月色无比美妙柔和，仿佛这里是月光的摇篮；这里没有生命，绝对没有，可是每一棵黝黑的杨树，每一座坟墓都让人感到里面隐藏着能揭开平静、美好、永恒的生活的奥秘。白色的墓石，枯萎的鲜花，连同树叶的秋天的气息，无不透出宽恕、凄凉和安宁。

①见《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全句为“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周围一片肃穆，天上的星星静静地俯视这片土地，只有斯塔尔采夫的脚步声显得那么响亮刺耳，不合时宜。直到响起了教堂的钟声，他设想自己也成了埋在这里的死人，这时他感到似乎有人在凭吊他，他忽然想到，这里并不安宁，并不寂静，这里只有虚无的无声的悲哀和深深压抑的绝望。

杰米奇的墓碑做成小教堂的样子，上面立着一个天使。从前，有个意大利歌剧团路过这个城市，一名女歌唱家死了，被安葬在这里，还立了这块碑。现在城里已经没有人记得她了，可是墓门上方的长明灯，在月光照耀下像火一样燃烧着。

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本来，谁会半夜三更到这个地方来？但斯塔尔采夫还是等着，那月光仿佛温暖着他的心，他热情洋溢地等待着，想象着跟心爱的姑娘拥抱接吻。他在墓碑旁坐了半个钟头，后来又在旁边的林荫道上徘徊良久。他手里拿着帽子，二边等待一边想，在这些坟墓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妇女和姑娘，她们活着的时候美丽迷人，她们也恋爱过，享受过夜间热烈而缠绵的欢爱。说真的，大自然母亲不怀好意，也真能捉弄人，想到这里又多么令人沮丧。虽然斯塔尔采夫这么想着，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大声呼喊，说他需要爱情，说他不借任何代价期待着爱情的欢乐。在他面前，那些发白的东西已经不是一块块大理石，而是许多美丽的女儿身。他看到羞答答地躲藏在树影里的玉人，感受到一股暖流，这种心醉神迷的幻想变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

月亮躲进云层，仿佛天幕落下，四周忽然一片黑暗。斯塔尔采夫好不容易才找到大门－－这时天色已黑，秋夜总是这样的－－然后又摸黑走了一个半小时的夜路，才找到停着马车的那条胡同。

“我累了，脚都站不稳了，”他对潘捷莱蒙说。

他舒舒服

眼地坐进马车里，心想：“哎呀，真不该发胖的！”

三

第二天晚上，他坐上马车去图尔金家求婚。可是来得不凑巧，因为有个理发师在叶卡捷琳娜的房间里给她做头发。她正准备去俱乐部参加舞会。

他又不得不在饭厅里闲坐，喝茶。伊凡·波得罗维奇看到客人若有所思、颇不耐烦的样子，便从坎肩口袋里掏出几张纸，念了一封可笑的信。那是他的德国总管写来的，报告说庄园里“所有的道德都歪了，羞耻掉了。”①

①德国总管用错了词，他想说：“所有的门闩都坏了，一堵墙倒了。”

“嫁妆他们大概不会少给的，”斯塔尔采夫想道，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

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此刻他处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仿佛有人用催眠的甜酒把他灌醉了似的：他迷迷糊糊，但是很快活，心里暖洋洋的。与此同时他的脑子里有个冷静的严厉的声音在争辩：

“趁早收场吧！你们两个般配吗？她娇生惯养，好耍性子，每天要睡到下午两点钟；你呢，一个教堂执事的儿子，地方医生。”

“哪又怎么样？”他想，“我不在乎。”

“再者，你若娶了她，”那声音接着说，“她的家人会逼你扔掉地方医生的工作，搬到城里来住。”

“哪有什么？”他想，“住在城里也很好。他们会给嫁妆，我们可以好好布置一番……”

最后，叶卡捷琳娜总算出来了。她穿一身袒胸露背的舞衣，那么美丽动人，纯洁可爱，让斯塔尔采夫看得入迷，欣喜若狂，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瞧着她傻笑。

她开始跟大家告别，他呢，留下来已经没有意思，便起身说，他也该回去了：有病人等着呢。

“那也没有办法，”伊凡·彼得罗维奇说，“请便吧。不过，请您顺便把科季克送到俱乐部。”

外面下起细雨，天很黑，只是凭着潘捷莱蒙的喑哑的咳嗽声，才能推断马车停在什么地方。车篷已经支起来了。

“我走路踩地毯，你走路尽撒谎，”伊凡·彼得罗维奇说着顺口溜，扶女儿坐进马车，“他走路尽撤谎……走吧！再见，请啦！”

他们坐车走了。

“我昨晚去墓地了，”斯塔尔采夫开口说，“您这样做未免太刻薄，太狠心了……”

“您去墓地了？”

“是啊，我去那里了，一直等您，等到快两点钟了。我好痛苦……”

“既然您不懂得开玩笑，那您就痛苦去吧。”

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想到这么巧妙地捉弄了一个爱她的男人，对方又这么热烈地爱着她，感到十分得意，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忽然她一声惊叫，因为这时两匹马猛地朝俱乐部大门拐过去，马车倾斜了。斯塔尔采夫趁势搂住她的腰，她吓得惊魂未定，倒在他的怀里。他情不自禁，便热烈地吻她的嘴唇，她的下颏，把她搂得更紧了。

“别闹了，”她干巴巴地说。

转眼间，她已经下了车。俱乐部大门口灯火辉煌，一名警察用厌恶的口气冲着潘捷莱蒙大声斥责：“怎么停下来了，你这呆鸟！快把车赶走！”

斯塔尔采夫坐车回家，但很快又回来了。他穿上借来的礼服，系着白色的硬领结，那领结不知怎么总翘起来，老想从领口上滑开。午夜时分，他坐在俱乐部的客厅里，一往情深地对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说：

“啊，从来没有恋爱过的人怎么懂得什么叫爱情呢！在我看来，至今还没有人准确地描写过爱情，而且这种温柔、欢乐而又痛苦的感情未必是能够言传的。谁体验过这种感情，哪怕只有一次，他也就不想用语言来表达它了。何必来一番开场白，再细细倾诉衷肠呢？花言巧语有什么用呢？我的爱情无边无际……我请求您，我央求您，”斯塔尔采夫终于说出口：“做我的妻子吧！”

“德米特里·姚内奇，”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想了一下，露出极其严肃的神情说，“德米特里·姚内奇，承蒙见爱，我十分感激，我尊敬您，但是……”她霍地站起，接着说下去：“但是，请原谅，我不能做您的妻子。让我们严肃地谈一谈。德米特里·姚内奇，您知道，我爱艺术，胜过生活里的一切。我爱音乐爱得发疯，我崇拜音乐，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它。我想当一名演唱家，我渴望名声，成就和自由，而您却要让我继续待在这个城市里，继续过这种空虚、无聊的生活，这种生活我已经无法忍受了。做您的妻子－－哦，不，请原谅！人应当追求一个崇高而辉煌的目标，而家庭生活只会永远束缚我。德米特里·姚内奇（说到这里她微微一笑，因为这个名字让她想起了“阿列克谢·费奥菲拉克特奇”），德米特里·姚内奇，您是一位善良、高尚、有头脑的人，淮都比不上您……”她热泪盈眶了：“对您我深表同情，但是……但是您得明白……”

她怕哭起来，赶紧转身跑出了客厅。

斯塔尔采夫的心不再剧烈地跳动。他走出俱乐部来到街上，头一件事就是扯下那个硬领结，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觉得有点丢脸，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没有料到会遭到拒绝－－也不相信，他的一切幻想、痴情和希望把他弄到这么一个尴尬的结局，简直就像业余演出的一出小戏。他为自己的感情，为自己的初恋感到伤心，伤心得恨不得大哭一场，或者操起伞来朝潘捷莱蒙的宽背使劲打去。

一连两三天他无心工作，不吃不睡，但等消息传来，他得知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已经去莫斯科进了音乐学院，他才平静下来，过起从前那种生活。

后来，他偶尔回想起当初如何在墓地里徘徊，如何跑遍全城去借礼服的情景，总是慢悠悠地伸个懒腰，说：

“多少麻烦事，真是的！”

四

四年过去了。斯塔尔采夫在城里的业务已经相当繁重。每天上午他在佳利日匆匆看完病人，然后坐车去城里行医。现在他坐的已经不是双套马车，而是带许多小铃铛的三套马车了，每天总要到深夜才能回到家。他发福了，而且越来越胖，因为气短已经懒得走路。潘捷莱蒙也发福了，他越是往宽里长，就越是伤心地叹气，抱怨自己命苦：赶马车的活儿大累人了。

斯塔尔采夫去过各种各样的人家，遇见过许许多多的人，但跟谁也没有深交。当地居民的言谈，对生活的看法，连同他们的外表，都惹得他生气。渐渐地经验告诉他：你尽可以跟当地人打打牌，或者吃吃喝喝，这时候他们都心平气和，宽厚善良，甚至相当聪明，但是只要话题一转到吃喝以外的事，比如说谈谈政治或者科学，那他们就目瞪口呆，或者发一通空洞、愚蠢、恶毒的议论，叫人听了只好摆摆手走开。有时，斯塔尔采夫甚至试着找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当地人交谈，比如说到人类。他说，谢天谢地，人类在不断进步，又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人类将废除护照和死刑。这时候，对方斜着眼睛怀疑地看着他，问道：“这么说来，到时候人就可以在大街上任意杀人了？”有时斯塔尔采夫参加应酬，在饭余酒后说到人应当劳动，生活中没有劳动是不行的，大家便认为这是指责他们，开始生气，蝶蝶不休地争辩起来。尽管这样，城里人还是什么事也不干，对什么也不感兴趣，简直想不出能跟他们谈些什么。斯塔尔采夫只好回避各种谈话，只管吃喝玩牌。每当他碰上某家有喜庆，主人请他入席时，他就坐下，望着面前的盘子，默默地吃喝。席间的谈话没有趣味，没有道理，很是无聊，他感到生气，激动，但一言不发。由于他总是板着脸不说话，眼睛望着盘子，城里人就给他起个外号，叫他“傲慢的波兰人”，虽说他根本就不是波兰人。

对于戏剧和音乐会这类娱乐活动，他向来不去参加，可是每天晚上都打“文特”，一玩就是三小时，玩得兴致勃勃。他还有一样消遣，他是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迷上的：每到晚上，从一个个口袋里掏出行医得来的钱，这些黄黄绿绿的票子有的带香水味，有的带醋味，有的带熏香味，有的带鱼油味。这些票子胡乱塞在各个口袋里，有时约摸有七十个卢布。等到积攒到几百，他就送到信贷合作社存活期。

在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外出求学的四年间，斯塔尔采夫只去过图尔金家两趟，还是应薇拉·约瑟福夫娜之请去治她的偏头痛的。每年夏天叶卡捷琳娜都回来度假，但他一次也没有见到她，不知怎么就是不凑巧。

就这样四年过去了。在一个宁静温暖的早晨，一封信送到医院里。信是薇拉·约瑟福夫娜写给德米特里·姚内奇的。信上说，她很想念他，请他务必大驾光临以便减轻她的病痛。信下面有一行附言：“我也赞同妈妈的邀请。卡。”

斯塔尔采大考虑一番，傍晚驱车到了图尔金家。

“哎呀，您好啊，有请啦！”伊凡·彼得罗维奇眉开眼笑地欢迎他，“蓬茹杰！”①

①“蓬茹”是法语“你好”的音译，“杰”是俄语动词字尾。这种不伦不类的语言意在逗乐。

薇拉·约瑟福夫娜已经老多了，头发也白了。她握住斯塔尔采夫的手，装模作样地叹口气，说：

“大夫，您显然不想对我献殷勤了，从来也不上我们家来，我对您来说是太老了。不过，现在回来了一位年轻的，也许她会走运些。”

那么科季克呢？她瘦了，白了，变得更漂亮，更苗条了。但她已经是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不是当年的科季克了：在她身上已经没有昔日的蓬勃朝气和天真烂漫的神态。现在她的目光和举止间流露出一种新的表情－－胆怯的悔愧的表情，仿佛在这里，在图尔金家里，她像在作客似的。

一多年不见了！”她说着，把手递给斯塔尔采夫，看得出来，她有点心慌意乱。她留神地、好奇地瞧着他的脸，继续道：“您可发福了！您晒黑了，壮实了，不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即使现在他还是喜欢她，很喜欢她，不过，她身上好像缺了一点什么，或者说多了一点什么－－究竟是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但它却妨碍他产生以前一样的感情。他不喜欢她那苍白的脸色，那新的表情，淡淡的笑容和说话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连她的衣服和坐着的圈椅他也不喜欢了，他也不喜欢过去那段往事，当时他差点想娶了她。他想起了四年前令他激动不安的爱情、幻想和希望，他感到不自在了。

大家喝茶，吃甜点心。然后菠拉·约瑟福夫娜朗读她的小说，读着生活中永远不会发生的故事。斯塔尔采夫听着，望着她一头漂亮的白发，盼望着她早点读完。

“不会写小说的人未必平庸，”他想，“会写小说却不会把它藏起来的人那才愚蠢。”

“真正不赖的……”伊凡·彼得罗维奇说。

然后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弹钢琴，乐声轰响，弹了很久。一曲弹完，大家长时间地向她道谢，对她赞不绝口。

“幸好我当年没有娶她，”斯塔尔采夫心中暗想。

她望着他，显然在等着他邀她到花园里去，但他默不作声。

“让我们谈谈吧，”她走到他跟前，说，“您生活得怎么样？有些什么新闻？情况怎么样？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您，”她激动地说下去，“我一直想给您写信，也想亲自去佳利日看望您，我本来决定动身了，可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谁知道您现在对我的态度呢。今天我就这样激动不安地等着您的到来。看在上帝份上，我们去花园里吧。”

他们来到了花园，坐到老枫树下那张长椅上，就像四年前一样。周围很黑。

“您生活得到底怎么样？”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问。

“没什么，平平常常，”斯塔尔采夫回答。

他再也想不起该说什么。两人沉默了。

“此刻我很激动，”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说时用双手捂着脸，“不过请您别在意。回到家我的心情好极了，看到大家我真高兴，我一时还不习惯。有多少事值得回忆啊！我觉得我们两人会不停地谈下去，谈到天亮呢。”

此刻他在近处看见她的脸和亮闪闪的眼睛。在这儿，在昏暗中，她显得比刚才在屋子里更年轻些，仿佛她的脸上又露出昔日那种稚气的神态。实际上她确实怀着天真的好奇心望着他的脸，似乎想在近处仔细地看一看并且了解这个当年那么热烈、温柔地爱过她，却又那么不幸的人。她的眼睛分明在感谢他的这份爱情。他也记起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全部细节：他怎样在墓地徘徊，后来在凌晨又怎样筋疲力尽地回到自己的住处。他忽然伤感起来，往日的情怀多么令人惋惜！他内心的激情似火花般闪亮了。

“您还记得我送您去俱乐部参加晚会的情景吗？”他说，“当时下着雨，天很黑……”

内心的激情燃烧起来，他要诉说他的苦闷，抱怨生活的无奈……

“唉！”他叹口气说，“您刚才问我过得怎么样，我们这里的生活能怎么样呢？不行啊。我们衰老，发胖，堕落。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悄悄流逝，毫无生气，没有印象，没有思想……白天赚钱，晚上去俱乐部，周围是一伙牌迷、酒鬼和嗓子喊哑了的人，真叫我无法忍受。这生活有什么好呢？”

“可是您有工作，有崇高的生活目标。以前您总爱谈您的医院。那时候我有点古怪，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钢琴家。其实现在所有的小姐都在弹钢琴，我也在弹，跟大家一样，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这个钢琴家，跟妈妈那个作家一个样。所以很自然的，我那时候不了解您，可是后来到了莫斯科，我却常常想念您。我只想念您一个人。做一名地方医生，帮助受苦的人们，为民众服务，那是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深情地重复说，“我在莫斯科想念您的时候，我觉得您是那么完美，那么崇高……”

斯塔尔采夫想起了每天晚上从一个个口袋里掏出许多钞票的乐趣，他心中的激情便熄灭了。

他站起身来，想回到屋里。她挽住他的胳臂。

“您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最好的人，”她接着说，“我们会经常见面谈心的，不是吗？答应我。我不是什么钢琴家，在这方面我已经有自知之明，在您的面前我不会再弹琴，再谈音乐了。”

他们进了屋子。斯塔尔采夫在傍晚的灯光下看到她的脸，看到那双忧伤、感激、探询的眼睛正定定地望着他，他感到不安起来，又暗自想道：“幸好我那时没有娶她。”

他起身告辞。

“根据罗马法典，您没有任何权利不吃晚饭就走，”伊凡·彼得罗维奇送他出门时说，“您这态度简直是垂直线。喂，快表演一下，”他对前厅里的帕瓦说。

这时的帕瓦不再是孩子，这个留着唇髭的年轻人摆出可笑的姿势，举起一只手，用凄修的声调说：

“死去吧，你这不幸的女人！”

这一切令斯塔尔采夫感到愤怒。他坐进马车，望着黑沉沉的房子和花园，望着这处他曾经十分珍爱的地方，他立即想起了一切－－薇拉·约瑟福夫娜的小说，科季克轰响的琴声，伊凡·彼得罗维奇的俏皮话和帕瓦的装腔作势，他不禁想到，既然全城最有才华的这家人个个那么平庸，那么这个城市又会怎么样呢？

三天后，帕瓦送来一封叶卡捷琳娜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您没有来看我们，为什么？我担心您对我们的态度已经变了，我一想到这一点就害怕。只有您才能使我安下心来，快来吧，告诉我您一切都好。

我必需跟您谈一谈。

您的叶·图

他读完这封信，考虑了一会儿，对帕瓦说：

“亲爱的，你回去说我今天很忙，不能去。就说过两三夭再去。”

三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去图尔金家。有一天他路过那里，想到应当进去坐坐，哪怕一小会儿也好，但转念一想……还是没有进去。

此后他再也没有去过图尔金家。

五

又过了几年。斯塔尔采夫更胖了，一身肥肉，气喘吁吁，走起路来总是仰着脑袋。每逢他大腹便便、红光满面地坐在铃声钉当的三套马车上，而那个同样大腹便便、红光满面的潘捷莱蒙，坐在车夫座上，挺起胖嘟嘟的后脑勺，朝前伸出木棍般僵直的胳臂，向着迎面而来的行人叱喝着：“靠右，右边走！”－－这幅景象可真够威风的：似乎这坐车的不是人，而是异教的神灵。他在城里的业务十分繁重，忙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他已经有了一处庄园，两幢城里的房子，目前正物色第三幢更有利可图的房产。每当他在信贷合作社听说某处有房出售时，他就毫不客气地闯进去，走遍每个房间，全然不管那些没穿好衣服的妇女和孩子正惊恐地瞧着他，用手杖捅着所有的房门，问：

“这是书房吗？这是卧室吗？这算什么？”

他一面说，一面气喘吁吁地擦着额头上的汗珠。

他要操劳的事很多，但他仍然不放弃地方医师的职位。他贪得无厌，总想两头都兼顾着。在佳利日，在城里，大家都只叫他“姚内奇”①。“这个姚内奇要去哪儿？”或者“要不要请姚内奇来会诊？”

①直呼父称，表示不客气。

大概是他的喉部脂肪过多，他的声音变得又尖又细。他的性格也变了，变得难以相处，动辄发怒。他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总爱发脾气，不耐烦地用手杖敲地板，用他那难听的声音叫喊。

“请您只回答我的问题！别说废话！”

他孤身一人，过着寂寞无聊的生活，任什么也提不起他的兴趣。

他住在佳利日的这些年月，他对科季克的爱情算是他唯一的、恐怕也是最后的欢乐。每天晚上他在俱乐部里玩“文特”，然后独自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吃晚饭。一个年龄最大、最稳重的侍者伊凡伺候他用餐，给他送上第十六号拉斐特红葡萄酒。俱乐部里所有的人，上至主任，下至厨师和侍者，都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个个都尽心竭力地奉迎他，惟恐他突然大发脾气，拿手杖敲地板。

吃晚饭的时候，他有时转过身，对别人的谈话插上几句：

“你们这是说什么？啊，说谁呢？”

有时候，邻桌有人谈到图尔金家的事，他就问：

“你们说的是哪个图尔金家？是女儿会弹钢琴的那一家吗？”

关于他的情况，能说的也就是这些。

那么，图尔金一家人呢？伊凡·彼得罗维奇不显老，一点儿也没有变，照旧爱说俏皮话，讲各种奇闻轶事。薇拉·约瑟福夫娜照旧高高兴兴地、真心诚意地、落落大方地朗诵她的小说。科季克每天照旧弹钢琴，一弹就是三四个小时。她明显地老了，还常常生病，每年秋天总跟妈妈一道去克里米亚疗养。这时，伊凡·彼得罗维奇便到火车站给她们送行，火车开动时，他擦着眼泪大声叫道：

“再见吧，请啦！”

还挥动着手绢。

一八九八年九月

关于爱情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仆人端来很可口的小馅饼、虾、羊肉排；我们正吃着，厨师尼卡诺尔走上楼来，问客人们中饭想吃什么菜。这个人中等身材，胖胖的脸，小小的眼睛，胡子刮光，看上去他的唇髭好象不是剃掉而是拔掉的。

阿列兴说美丽的彼拉盖雅爱上了这个厨师。由于他是个酒徒，脾气暴躁，她就不愿意嫁给他，只同意这样同居下去。他呢，笃信上帝，宗教信仰不允许他照这样同居下去；他要求她嫁给他，要不然就不肯再同居；每逢他喝醉了酒，他总是骂她，甚至打她。他喝醉酒的时候，她就躲到楼上去哭，于是阿列兴和仆人们就不走出家门，为的是在必要的时候好保护她。

大家开始谈到爱情。

“究竟爱情是怎样产生的，”阿列兴说，“为什么彼拉盖雅不爱上另外一个在内心和外貌方面更配得上她的人，却偏偏爱上尼卡诺尔这个丑八怪（我们这儿大家都叫他丑八怪），个人幸福的问题在爱情里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这都不得而知，关于这一切，要怎样解释就可以怎样解释。到目前为止关于爱情，只有一句话可以算得上是无可辩驳的真理：‘这是个极大的秘密’，至于此外人们关于爱情所写和所说的话，那都不成其为答案，只是把至今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罢了。某种解释看来似乎适合某一种情况，然而却不适合另外十种情况，依我看来，最好是对每一种情况分别加以解释，不要一概而论。

象医师们所说的那样，每个情况应该分别处理。”

“完全正确，”布尔金同意道。

“我们这些俄国的正派人对这些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却有一种偏爱。通常人们美化爱情，给它装点上玫瑰和夜莺，而我们俄国人却用那些要命的问题来装点它，而且所选择的往往是其中最没有趣味的问题。当初在莫斯科，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我有过一个生活伴侣，一个可爱的女人，每一次我把她搂在怀里，她心里却在想我一个月会给她多少钱，现在一磅①牛肉卖什么价钱。同样，我们爱着别人的时候，也不断地给自己提出问题：这样做是不是正直，是聪明还是愚蠢，这场恋爱会闹到什么下场，等等。这种情形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不过这会败人的兴，使人不满足，惹得人生气，这我却是知道的。”

看样子他象是要讲一件事。凡是生活孤独的人，心里总是藏着点什么，很想一吐为快。在城里，单身汉往往特意到澡堂或者饭馆里去，目的仅仅在于谈天，有的时候会把很有趣的事情讲给澡堂工人或者堂倌听，而在乡下，他们照例是在客人面前吐露他们的衷曲。此刻，从窗口望出去只看得见灰色的天空和被雨水淋湿的树木，在这样的天气是没有地方可去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只有讲话和听别人讲话了。

“我在索菲诺住下来经营田产，已经很久了，”阿列兴讲开了头，“自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按我所受的教育来说，我不是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按我的素质来说，我喜欢坐在书斋里工作，然而当初我到这儿来的时候，这个田庄已经欠了一 大笔债；我父亲借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在我的教育方面花了很多钱，所以我就决定不走，就在这儿工作，直到债务还清为止。我作了这样的决定，就开始在此地工作，不过说老实话，心里未尝不感到厌恶。这儿的土地出产不多，为了使农业经营不致赔钱，就得利用农奴或者雇农的劳动，而这两种情况差不多是一样的，要不然，就得照农民的作法来经营我的田产，也就是亲自下地干活，带着全家人一起干。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不过那时候我没有考虑得这样仔细。我连一小块土地也没有放过，我把附近村子里所有的农民和农妇都找来，我这儿的工作就热火朝天地干开了；我自己也耕地，播种，收割，同时又觉得乏味，厌恶地皱起眉头，好比乡下那种饿得发慌、溜进菜园里去吃黄瓜的猫；我浑身酸痛，一边走路，一边就睡着了。起初我以为我能够很容易地使得这种劳动生活和我的文明的习惯同时并存；我想，要做到这一点只要在生活里保持一种外部的秩序就行了。我在楼上的正房里住下来，吩咐仆人在早饭和午饭以后给我送咖啡来，咖啡里加上蜜酒，晚间我上床躺下以后就看《欧洲通报》②。可是有一天我们的教士伊凡神甫来到，一 下子把我的蜜酒都喝光了，《欧洲通报》也给神甫的那些女儿拿了去。在夏天，特别是在割草的季节 ，我没有工夫回到家里上床睡觉，往往就在板棚里，在雪橇上，或者在哪个守林人的小屋里睡上一觉，这样一来，怎么还谈得上看书呢？渐渐地，我搬到楼下来住，开始在仆人的厨房里吃饭了；我往日的奢侈生活就此完结，保留下来的只有当年伺候过我父亲的这些仆人，我不忍心辞退他们。

“我在这儿住了没有几年，就被选为当地的荣誉调解法官。有时候我得坐车到城里去参加调解法官会审法庭和地方法庭的审讯，这倒能使我散一下心。在此地一连住上两三个月而不到外地去，特别是在冬天，那么最后人就会想念黑色的礼服了。在地方法院里既有礼服，又有制服，还有燕尾服，大家都是受过一般教育的法律工作人员，要谈天也可以找到伙伴。平时在雪橇上睡觉，在仆人的厨房里吃饭，这时候却坐在圈椅里，身穿干净的衬衣，脚登轻便的靴子，胸前挂着表链，那是多么惬意啊！

“在城里，人们亲热地接待我，我也乐于结交。在所有的熟人当中，跟我交情最好，而且说实话，也最跟我合得来的，就是地方法庭的副庭长卢加诺维奇。你们俩都认得他，这是个极可爱的人。我们之间的结交是在审完那个著名的纵火案以后开始的，审讯连续进行了两天，我们都累了。卢加诺维奇瞧着我，说：“‘您听我说，到我家里吃饭去吧。’“这是出人意外的。因为我跟卢加诺维奇相交还浅，只是公事上的接触罢了，我一次也没有到他家里去过。我连忙回到旅馆里，换了一身衣服，就赶去吃饭。在那儿我有机会认识了卢加诺维奇的妻子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那时候她还很年轻，不过二十二岁，半年以前刚生过头一个孩子。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要我说明她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惹我喜欢的地方，我也说不清了，可是当时，吃饭的时候，我却是十分清楚的；我看到了一个年轻的、漂亮的、善良的、有知识的、迷人的女人，一个我早先没有碰到过的女人；我立刻觉得她是一个亲近的、早已熟识的人，仿佛那张脸，那对殷勤而聪明的眼睛，我以前小时候在我母亲的五屉柜上放着的那本照片簿上已经见过似的。

“在那个纵火案里，被告是四个犹太人，人们认定他们是同谋犯，而依我看来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吃饭的时候我很激动，很痛心，现在我记不得我讲过一些什么话了，只是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不住地摇头，对她的丈夫说：“‘德米特利，怎么会这样的呢？’“卢加诺维奇是个好心肠的、朴实的人，象这样的人坚定地抱着一种看法，认为人一旦受审，那就必定是有罪，谁对判决的公正有所怀疑，谁就只能按照法定手续用书面提出，而万万不能在吃饭时候，在私人间的闲谈里表达出来。

“‘我和您没有放过火，’他温和地说，‘所以您瞧，我们就没有受审，没有关进监狱啊。’“他们夫妇俩极力要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从一些小事上，比方说从他们俩一起烧咖啡，他们彼此只要说半句话就能互相会意的情形看来，我可以推断他们生活得融洽、和睦，喜欢招待客人。饭后他们俩一起弹钢琴，后来天黑下来，我就回 去了。这是在早春时节 。后来整个夏天我都是在索菲诺度过的，不曾离开过，我连想一想城里的工夫都没有，然而在那些日子里，那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人的形象却一直跟我在一起；我没有想她，可是她那轻盈的影子却印在我的心上了。

“到了晚秋，城里举行了一次为慈善事业募捐的戏剧演出。我走进省长的包厢（我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被邀请到那儿去的），一眼看见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跟省长夫人坐在一 起，于是那美丽的模样，那对亲切可爱的眼睛又对我产生不可抗拒的、使人震动的印象，产生了那种亲近的感觉。

“我们并排坐着，后来就走到休息室里去了。

“‘您瘦了，’她说，‘您生过病吧？’“‘对了。我的肩膀受了寒，到下雨天我就睡不好觉。’“‘您好象没精神的样子。春天您来吃饭的时候要显得年轻得多，也活泼得多。那一回您精神振奋，讲了许多话，十分有趣，老实说，我简直有点给您迷住了。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夏天我常常想起您，今天我动身到剧院里来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会见到您。’“说着，她笑了。

“‘可是今天您好象没精神的样子，’她又说一遍。‘这就使得您显老了。’“第二天我在卢加诺维奇家里吃早饭，饭后他们坐车到他们的别墅里去料理一下在那里过冬的事，我跟他们一起去了。

我又随同他们回到城里，午夜在他们那儿，在安静的家庭环境里喝茶，壁炉生上了火，年轻的母亲老是走出去看一下她的女儿睡熟没有。这以后，我每次进城就一定要到卢加诺维奇家里去。他们跟我处熟了，我也跟他们处熟了。我照例不经仆人通报就走进去，就象他们家里的人一样。

“‘谁啊？’远处一个房间里传来柔和的说话声，我听起来十分悦耳。

“‘是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来了，’女仆或者奶妈回答说。

“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总是带着忧虑的神色出来见我，每一次都要问：“‘为什么您这么久没有来？出了什么事吗？’“她的目光、她那只向我伸过来的优美高贵的手、她那件家常穿的连衣裙、她的发型、她的说话声、她的脚步声，每一次都在我的心里留下崭新的、在我的生活里不同寻常的、了不起的印象。我们常常谈得很久，也常常沉默很久，各人想各人的心思，要不然她就给我弹钢琴。要是他俩都不在家，那么我就留下来等着，跟奶妈闲谈，跟孩子玩耍，或者到书房里去，躺在一张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看报；等到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回来，我就到前厅里去迎接她，从她手里接过来她所买的种种东西，不知什么缘故每一次我都象小孩子那样满心热爱、得意洋洋地抱着那些包裹。

“有一句俗话说：乡下娘们儿没有操心事，就买口小猪来养着，自找麻烦。卢加诺维奇家的人本来没有操心的事，他们就跟我交上了朋友。要是我很久没有到城里去，那一定是我生病了，或者出了什么事，他们俩就十分担心。他们看到我这样一个受过教育、通好几国语言的人不从事科学或者文学工作，却住在乡下，象踩着轮子的松鼠那样忙个不停，干很多的活，却老是穷得连一个小钱也没有，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他们以为我很郁闷，如果我说话，发笑，吃东西，那也只是为了掩盖我的痛苦，甚至在我快活的时候，在我情绪畅快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他们的追根究底的眼光在盯着我。每逢我真的心情沉重，某个债主把我逼得很紧，或者我的钱不够，无法支付到期的欠款时，他们总是特别使人感动。夫妇俩走到窗口去交头接耳，商量一阵，然后他走到我面前来，带着严肃的神色说：“‘如果您，巴威尔·康斯坦丁诺维奇，眼前缺钱用，那么我和我的妻子请求您不要客气，把我们的钱拿去用吧。’“他激动得耳朵都涨红了。有一回 ，他也象那样在窗口和妻子交头接耳地商量一阵以后，就走到我跟前来，耳朵发红，说：“‘我和我的妻子恳切地要求您收下我们的这点礼物。’“他就拿给我一副袖扣，一个烟盒，或者一盏灯；为此我也从乡下派人把打死的飞禽、牛油、花束给他们送去。顺便提一 句，他们俩很有钱。当初我常常向别人借钱，而且不大选择对象，哪儿借得到就在哪儿借，然而任什么力量也不能促使我向卢加诺维奇夫妇借钱。可是何必谈这些呢！

“我心里很苦。不论在家里也好，在田野上也好，在板棚里也好，我总是想着她，我极力要了解这个年轻、美丽、聪明的女人的秘密，她怎么会嫁给一个枯燥乏味、几乎是个老头儿的人（她的丈夫已经四十多岁了），还跟他生下了孩子；我也极力要了解那个枯燥乏味的人，那个好心肠、朴实的人的秘密，他总是讲些没趣味的老生常谈，在舞会和晚会上总是挨近那些稳重的人，没精打采，显得是个多余的人，脸上现出温顺、冷漠的神情，仿佛是人家把他运到这儿来出售似的，而他却相信他有权利享受幸福，有权利跟她生孩子；我苦苦地要了解为什么她遇见的恰恰是他而不是我，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里必须产生这样可怕的错误。

“我每一次到城里去，总是从她的眼神看出来她在盼望我；她自己也对我承认说，从早晨起她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她料着我要去了。我们谈了很久，沉默了很久，可是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说穿我们的爱情，而是胆怯地、严密地把它掩盖起来。我们害怕那些足以泄露我们的秘密的事情。我温柔而深切地爱着她，可是我左思右想，问我自己，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克制我们的爱情，那么这种爱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难以想象，我这种温柔、忧郁的爱情会突然粗暴地破坏她丈夫、她孩子、她一家的幸福生活，而他们是十分爱我，十分信任我的。这样做正当吗？她固然会跟着我走，可是走到哪儿去呢？

我能把她带到哪儿去呢？假如我过着美好、有趣的生活，比方说，假如我在为祖国的解放战斗，或者是个著名的学者、演员、画家，倒也罢了，可是照眼前的情形看来，这无非是把她从一 个普通而平庸的环境里拉到另一个同样平庸，或者更平庸的环境里去罢了。而且我们的幸福能够维持多久呢？万一我害病了，死了，或者干脆我们不再相爱了，那她怎么办呢？

“她显然也在这样考虑。她想到她的丈夫，想到她的孩子，想到她那爱女婿如同爱儿子一样的母亲。如果她放任她的感情，那么，她就得要么说谎，要么说实话，然而处在她的地位这两种办法是同样可怕而不相宜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折磨她：她的爱情会给我带来幸福吗？她的爱情是否会把我这种本来已经沉重的、充满种种不幸的生活弄得更加复杂？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够年轻，跟我不相配，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也不够刻苦，而且精力也不足。她常对她丈夫说，我需要娶一个聪明贤德的姑娘，做我的好主妇和助手，不过她又立刻补充说，象这样的姑娘全城未必找得到一个。

“一晃就过了好几年。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每逢我到卢加诺维奇家里去，女仆就殷勤地微笑，孩子们嚷着说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叔叔来了，搂住我的脖子，大家都欢欢喜喜。他们不明白我的心情，以为我也高兴。大家把我看做一个高尚的人。大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感到有一个高尚的人在房间里走动，这就给他们对我的态度添上一种特别的魅力，仿佛我一来，连他们的生活也纯洁多了，美丽多了似的。我和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常常一块儿到剧院去，每一 次都是走着去的；我们并排坐在池座里，肩膀挨着肩膀，我默默地从她的手里接过望远镜来，同时感觉到她贴近我，她是我的，把我们拆散是不行的，可是由于一种古怪的误会，我们走出剧院以后却象陌生人那样互相道别，分手。关于我们，城里人已经议论纷纷，天晓得他们说了些什么话，不过，他们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随后那几年，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常常出门，有时候到她母亲那儿去，有时候到她妹妹那儿去；她常常心绪恶劣，对生活感到不满意，觉得生活已经毁了，在这种时候她就不愿意看到她的丈夫，她的子女。她已经在医治神经衰弱症了。

“我们沉默着，始终沉默着；有外人在场，她总是对我生出一种奇怪的反感；不管我说什么，她老是不同意我的话；如果我在争论，她就站到我的对方那一边去。我失手弄掉了什么东西，她就冷冷地说：“‘我给您道喜。’“如果我跟她一起到剧院里去，却忘了带望远镜，她事后就会说：“‘我早就知道您会忘记。’“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总之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或迟或早要结束的。离别的时刻到了，因为卢加诺维奇奉派到西部的一个省里去做法庭的庭长了。家具、马车、别墅都必须卖掉。我们坐车到他们的别墅里去，以及后来往回走，频频回头，最后看几眼花园和绿色房顶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凄凉，我心里明白：事到如今，我要告别的不仅仅是这个别墅了。

大家已经作出决定，到八月底我们要把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送到克里米亚③去，那是医师要她去的；不久以后，卢加诺维奇就要带着孩子们到西部那个省里去了。

“我们一大群人去给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送行。等到她已经跟她的丈夫和孩子告别，离开摇第三遍铃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跑进她的包房，为的是把她差点忘掉的一个筐子放到行李架上去；而且也需要告别。临到在这儿，在这个包房里，我们的眼光碰到一起，我们俩都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力量，我搂住她，她把脸贴在我的胸口上，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我吻她的脸、肩膀、沾着泪痕的手，啊，我跟她是多么不幸啊！我对她说穿，我爱她。我心里怀着燃烧般的痛苦明白过来：所有那些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渺小，多么虚妄啊。我这才明白过来：如果人在恋爱，那么他就应当根据一种比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过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东西来考虑这种爱情，否则就干脆什么也不考虑。

“我最后吻她一下，握一下她的手，我们就分别了，从此不再相见。火车已经开了。我坐在隔壁一个包房里（那儿空着没人），在那儿一直哭到火车开到下一站。然后我就步行回到索菲诺村。……”在阿列兴讲话的时候，雨已经停住，太阳出来了。布尔金和伊凡·伊凡内奇走出去，站在阳台上，从那儿可以看见花园和眼前在阳光里如同镜子一样发光的水面的美景。他们欣赏着，同时惋惜这个生着善良聪明的眼睛、坦诚地对他们叙述往事的人真的在这儿，在这个大庄园里转来转去，象松鼠踩着轮子那样忙碌着，却不去干科学工作或者别的什么工作，使他的生活变得愉快些；他们想到他在包房里同她告别，吻她的脸和肩膀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女人的神情该多么悲伤。他们俩都在城里看到过她，布尔金甚至跟她相识，认为她长得很美。

【注释】

①指俄磅，俄国采用公制前的重量单位，１俄磅等于４０９．５克。

②当时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文学与政治月刊。

③俄国南部一个疗养地。

女人的王国

一、前夜

这儿有一大叠钞票。这是森林中那个别墅的总管汇来的。

他在信上写道：他汇去一千五百卢布，这笔钱是他在法院二 审中胜诉，依照判决，从某某人那里取得的。安娜·阿基莫芙娜不喜欢而且害怕象“依照判决取得”和“胜诉”这类字眼。她知道没有司法制度不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逢常常跟人家打官司的工厂经理纳扎雷奇或者别墅总管替她打赢一场官司，她总是心惊肉跳，好象问心有愧似的。现在她也心惊胆战，觉得不自在，一心想把这一千五放到远处去，免得看见它。

她烦恼地暗想：她今年二十六岁，那些跟她同年龄的女人如今正操持家务，做得累了，就香甜地睡一觉，到明天早晨醒来，心情愉快，象过节似的。她们有许多人早已结婚，有子女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什么缘故，却得象老太婆似的，坐着看这些信，在信上加批语，写回信，然后整个傍晚什么事也不做，一直熬到午夜，光是等着困倦了好去睡觉；而明天呢，一整天会有许多人来拜节 ，向她请托种种事情；到后天，工厂里一定会出事，例如某人挨了打，或者某人酗酒死了，她就会由于某种缘故感到良心痛苦；等到节期过完，纳扎雷奇会因为工人旷工而开除二十来个人，那二十来个人就会脱下帽子，一起来到她家门口，站着不走，她却不好意思出去见他们，临了，他们象狗似的让人赶走。于是所有的熟人都会背着她纷纷议论，给她写匿名信，说她是大财主，剥削者，说她吞吃别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

桌上靠边的地方放着一叠信，她已经看过，放在一边了。

那都是告帮的信。写信的人中有挨饿的，有酗酒的，有家里人口众多、负担很重的，有患病的，有受屈辱的，有怀才不遇的。……安娜·阿基莫芙娜已经在每封信上加了批语，有的给三个卢布，有的给五个，这些信今天就要送到帐房去，明天帐房会分发救济金，或者用那些职员的话来说，就是“喂野兽”。

此外还有四百七十个卢布要零星散发出去，那是一笔存款的利息，这笔存款是由去世的阿基木·伊凡内奇立下遗嘱专供周济穷苦人用的。明天将会挤得不象样子。从大门口到帐房门口会排上一长行陌生人，他们面目狰狞，衣服褴褛，挨冻受饿，已经喝醉酒，用沙哑的声音把恩人安娜·阿基莫芙娜和她的父母歌颂一番。后面的人挤前面的人，前面的人就用难听的话叫骂。帐房里的职员被喧哗声、相骂声和哭诉声吵得心烦，就跳出来，照准什么人的脸打一个嘴巴，招得大家直乐。她自己的人，那些工人，却在节日前除了工资以外什么也得不到，这时候已经把工资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站在院子里瞧着发笑，有的看得眼热，有的冷嘲热讽。

“商人，特别是商人的女眷，往往喜欢叫化子胜过喜欢自己的工人，”安娜·阿基莫芙娜暗想。“事情永远是这样的。”

她的眼光落在那叠钞票上。明天把这些不需用的、讨厌的钱分发给工人倒挺好，可是白白给工人钱也不行，如果这样做，他们下一次会再来要。况且工厂里总共有一千八百多名工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还没算在内，那么这一千五顶得了什么事？要不，就这么办：从这些写信来告帮的人们当中，挑出一个不幸的、对美好的生活早已失去希望的人来，把这一千五送给他。这笔钱会象晴天霹雳似的把那个可怜人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定他会生平第一次感到幸福。安娜·阿基莫芙娜觉得这个想法倒也新奇有趣，使她着迷。她就从那叠信里随意抽出一封，看了一遍。有一个姓恰里科夫的十二品文官早已失业，害着病，住在古兴家的房子里，他的妻子得了痨病，有五个年纪很小的女儿。安娜·阿基莫芙娜对恰里科夫住着的那所古兴家的四层楼房子是很熟悉的。啊，那是一 所难看的、朽坏的、于健康有害的房子！

“我就把这笔钱送给恰里科夫好了，”她决定。“我不打算派人送去，还是我自己走一趟，免得多费口舌。对，”她想着，把那一千五放进衣袋里。“我去看一看，也许可以给那些小姑娘想点办法呢。”

她高兴起来，就拉了拉铃，吩咐套车。

等到她坐上雪橇，已经傍晚六点多钟了。各幢厂房的窗子里灯光明亮，因此这个大院子显得很黑。大门旁边，院子深处，靠近仓库和工人宿舍的地方，都点了电灯。

这些幽暗阴沉的厂房、仓库、工人所住的宿舍，安娜·阿基莫芙娜都不喜欢，看着害怕。那幢主要的厂房，她在父亲去世以后只去过一次。那些架着铁梁的高天花板，那许多转得很快的大轮子，传送带，杠杆，那种尖利刺耳的嘶嘶声，钢板的磕碰声，斗车的吱吱嘎嘎声，蒸气粗嗄的声响，那些苍白的或者通红的，再不就是扑满煤灰而乌黑的脸膛，那些汗湿的衬衫，那些由钢、铜、火焰放出的亮光，那种油脂和煤炭的气味，那种时而火热、时而冷飕飕的风，在她心上留下了地狱般的印象。她觉得那些轮子、杠杆、炽热而嘶嘶响的汽缸似乎极力要从它们的羁绊里挣脱出来，打死那些工人；而工人们呢，带着操劳的脸色，听不见彼此所说的话，跑来跑去，在机器旁边忙忙碌碌，仿佛极力要阻止它们可怕的活动似的。他们把一个什么东西指给安娜·阿基莫芙娜看，恭恭敬敬地对她解说一番。她记得在锻铁车间里，人们从火炉里拉出一块烧红的铁来，有一个头上扎着小皮带的老人和另一 个身穿蓝色工作服、胸前挂着表链、带着气愤的脸容、多半是个工头的年轻人抡起锤子砸那块铁，砸得金黄色的火花往四下里飞溅，过一忽儿，她面前就哗啷一响，摊开一大块铁板。老人笔直地站在那儿，面带笑容，年轻人用衣袖擦着汗湿的脸，对她解说着什么。她还记得在另一个车间里有个独眼的老人在锯一块铁，铁屑纷纷撒下来；有一个头发棕红色的工人戴着黑色眼镜，穿着满是窟窿的衬衫，在旋床旁边干活，用一块钢制造什么东西，那旋床在轰响，尖叫，呼啸，闹得安娜·阿基莫芙娜直恶心，好象有个什么东西正在钻她的耳朵。她瞧着，听着，什么也不懂，好意地微笑着，觉得难为情。你靠这个企业吃饭，从它那儿拿到几十万卢布，可是你却不了解它，也会喜欢它，这是多么奇怪啊！

至于工人宿舍，她一次也没去过。听说那边潮湿，有臭虫，人们生活放荡，乱七八糟。事情很奇怪：为了整顿宿舍，每年花掉成千的卢布，可是工人的状况，如果相信匿名信上的话，却一年比一年糟。……“父亲在世时，事情倒还有点条理，”安娜·阿基莫芙娜坐着雪橇走出院子，心里暗想，“因为他自己做过工人，知道该怎么办。我却什么也不懂，光干些蠢事。”

她又感到烦闷，不再因为出门而高兴了。她想到那个幸运者将眼见一千五百个卢布象从天而降般地落在他手里，她就不再觉得新奇有趣了。家里那个价值百万的企业正在逐渐瓦解、垮台，宿舍里的工人生活得连囚犯都不如，而自己却坐着雪橇去找什么恰里科夫，这实在是在做蠢事，欺骗自己的良心。附近那些布厂和纸厂的工人们成群地沿着大道走着，或者在大道附近穿过田野，往城里有灯火的地方走去。寒冷的空气里响起笑声和畅快的谈话声。安娜·阿基莫芙娜打量着那些女人和小孩，忽然想去过一过他们那种简单、粗陋、艰难的生活。她清楚地想起很久以前，人们还管她叫阿纽特卡①，她还是个小姑娘，跟她母亲躺在一个被窝里的时候，住在隔壁房间里的洗衣女工在洗衣服，从附近那些人家，隔着薄薄的板壁，传来哄笑声、叫骂声、孩子的啼哭声、手风琴声、旋床和缝纫机的嗡嗡声。她的父亲阿基木·伊凡内奇差不多什么手艺都会，一点也不在乎这种拥挤和吵闹，只顾在火炉旁边焊接什么东西，或者画什么草图，刨什么东西。她恨不得按从前跟她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所做的那样，洗衣服，烫衣服，跑商店，跑酒铺才好。她应该做工人，不应该做老板！她那幢吊着枝形灯架和挂着画片的大房子，她那个穿着燕尾服、留着象丝绒般柔软的唇髭的听差米宪卡，尊严的瓦尔瓦鲁希卡，善于逢迎的阿加芙尤希卡，那些几乎每天来向她要钱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总是使她心中惭愧的青年男女，还有那些文官，医师，那些用她的钱办慈善事业、当面恭维她、背地里却因为她出身低微而看不起她的太太们——对她来说，所有这一 切是多么乏味，多么格格不入啊！

这时候雪橇驶过铁路的道口和城门。随后是房屋和菜园轮流出现，最后，雪橇来到一条宽阔的街道上，著名的古兴家的房子就在那儿。平时这条街上安安静静，而现在正是节 日的前夕，因而热闹得很。小饭铺和酒馆里人声嘈杂。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不是住在本地区而是住在市中心的人坐车路过这条街道，他所看到的就全是些肮脏的人、喝醉的人、骂街的人，然而安娜·阿基莫芙娜从小就住在这一带，因此眼下在人群中不断地认出她去世的父亲，她母亲，她伯父。她的父亲是个性子温和、随随便便的人，有点喜欢幻想，无忧无虑，满不在乎，他既不喜爱钱财，也不喜爱荣誉，更不喜欢权势。他常说，做工的人没有工夫考虑过节 ，到教堂去。要不是因为妻子，他大概永世也不会斋戒，到了斋期照样吃荤食。可是她的伯父伊凡·伊凡内奇正好相反，他性格执拗，对待一切与宗教、政治和道德有关的事，他总是十分古板，不留情面，非但督促他自己，而且督促他所有的职员和熟人。走进他的房间而不在胸前画十字，那可万万使不得！如今安娜·阿基莫芙娜所住的那个富丽堂皇的住宅，他平日总是关门上锁，只有在大节期，来了重要的客人，才开门，他本人呢，住在帐房里，占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摆满了圣像。他热中于旧教派，经常在自己家里招待旧教派的主教和神甫，其实他是按照东方正教的仪式受洗，举行婚礼，埋葬妻子的。他的弟弟阿基木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可是他不喜欢这个弟弟，因为弟弟为人随随便便，他把这种随随便便叫做头脑简单，傻里傻气。他还嫌他弟弟对宗教太冷淡。他亏待这个弟弟，把他当做工人，每月发给他十六个卢布。阿基木对哥哥尊称“您”，遇到请求宽恕的节日就带着全家人跪在他面前。不过伊凡·伊凡内奇在去世前三年跟弟弟亲近起来，原谅了他，而且吩咐人给阿纽特卡请来一个女家庭教师。

古兴那所房子的门道又黑又深，臭烘烘的，贴着墙壁可以听见男人的咳嗽声。安娜·阿基莫芙娜在街上下了雪橇，走进院子，向人打听第四十六号住所文官恰里科夫家该怎样走。

人家就指引她走向右边最远的一扇门，从那儿登上三层楼。院子里也好，最远的那道门边也好，甚至在楼梯上，都有一种跟门道里同样难闻的气味。在安娜·阿基莫芙娜的童年时代，她父亲只是个普通工人，她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后来环境改变了，她还是以慈善家的身份常来走走。狭窄、肮脏的石头楼梯，高高的梯级，把每层楼隔开的梯台，吊在楼道上的油污的挂灯，空气中弥漫着的臭气，楼梯口房门边放着的洗衣盆、瓦罐、破旧衣服，——这一切她早已十分熟悉了。……有一扇房门开着，可以看见房内有些戴着软帽的犹太裁缝正坐在台子上缝衣服。安娜·阿基莫芙娜在楼梯上遇见许多人，然而她根本没想过这些人可能得罪她。工人和农民，没喝酒的也罢，喝醉酒的也罢，她都不怕，就象她不怕她那些有知识的熟人一样。

第四十六号住所里没有前堂，推门进去就是厨房。工厂工人和手工工匠们的住处照例有油漆、焦油、皮革、煤烟之类的气味，这要看主人干的是哪一行手艺。落魄的贵族和文官的住处却可以凭一种酸溜溜的恶劣气味分辨出来。此刻，安娜·阿基莫芙娜刚刚跨进门槛，这种难闻的气味就向她扑来。

在墙角上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穿黑色上衣的男人，背对着房门，这大概就是恰里科夫本人。他身旁有五个姑娘。年纪最大的是个宽脸盘的瘦姑娘，头发里插一把梳子，看样子十五岁上下。年纪最小的是个小胖子，头发长得跟刺猬一样，至多不过三岁。这六个人正在吃饭。炉子旁边站着一个矮小、很瘦、脸色发黄的女人，穿着裙子和白上衣，手里拿着一根炉叉子。她怀着孕。

“我没料到你这么不听话，丽左琪卡，”男人用责备的口气说。“哎，哎，真不害臊！看样子你是要爸爸揍你一顿，是吗？”

瘦女人看见门口出现一个不认得的女人，打了个冷战，放下炉叉子。

“瓦西里·尼基狄奇！”她过了一忽儿才用低沉的声音叫起来，好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

男人回头一看，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是一个骨瘦如柴、肩膀很窄的人，两鬓凹陷，胸部扁平。他的眼睛又小又深，眼睛周围有着黑眼圈，鼻子挺长，象鸟嘴，微微向右歪，嘴巴很大。他的胡子分成两半，唇髭剃掉了，因此他那模样与其说象个文官，不如说象个穿号衣的跟班。

“恰里科夫先生住在这儿吗？”安娜·阿基莫芙娜问。

“对，小姐，”恰里科夫严厉地回答说，可是立刻认出她是安娜·阿基莫芙娜，就叫了起来：“格拉戈列娃小姐！安娜·阿基莫芙娜！”他忽然喘不上气来，把两只手一拍，仿佛吓坏了似的。“恩人啊！”

他呻吟一声，往她那边跑过去，嘴里呜呜地叫，象个瘫痪病人似的。他胡子上粘着白菜，嘴里冒出酒气，把脑门子贴在她的皮手笼上，仿佛失去了知觉。

“请您伸出您的手！您的神圣的手！”他气喘吁吁地说。

“一场梦！一场美梦啊！孩子们，快叫醒我！”

他回转身来对着桌子，挥着拳头，用带哭声的嗓音说：“上帝听见我们的呼声了！我们的救星，我们的天使来了！

我们得救啦！孩子们，跪下来！跪下来！”

恰里科娃太太和几个姑娘，除了最小的一个以外，不知什么缘故，赶紧收拾桌子。

“您信上说，您的妻子病得很重，”安娜·阿基莫芙娜说，觉得羞愧，心里厌烦了。

“我不给他一千五 ，”她暗想。

“这就是她，我的妻子！”恰里科夫用尖细的女人声调说，仿佛眼泪涌进了他的脑袋。“这就是她，不幸的女人！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棺材！可是我们，小姐，并不抱怨。与其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死吧，不幸的女人！”

“他何必装腔作势？”安娜·阿基莫芙娜气恼地想。“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惯于跟商人打交道。”

“请您象对待普通人那样跟我说话，”她说。“我不喜欢看滑稽戏。”

“是，小姐。五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在葬礼的烛光下守着母亲的棺材，这居然是滑稽戏！唉！”恰里科夫转过脸去，伤心地说。

“别说了！”他妻子小声说着，拉拉他的衣袖。“我们这儿没有收拾干净，小姐，”她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请原谅。

……您明白，家里人口多，住得很挤，不过一家人过得和和气气的。”

“我不给他一千五了，”安娜·阿基莫芙娜又想。

为了赶快躲开这些人，躲开这种酸溜溜的气味，她已经拿出钱夹，决定取出二十五个卢布，不再多给，可是她想到她为这一点点钱走这么远的路，打搅这些人，忽然觉得害

臊了。

“如果您给我纸张和墨水，我就马上给一位跟我很熟的大夫写封信，要他到您这儿来一趟，”她说，脸红了。“那位大夫很好。我要给您留点钱支付医药费。”

恰里科娃太太连忙跑过去擦桌子。

“这儿不干净！你怎么了？”恰里科夫小声说，气冲冲地瞧着她。“领她到房客的屋里去！请，小姐，我斗胆要求您到我们房客的屋里去！”他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那边干净。”

“奥西普·伊里奇不准外人走进他的房间！”有一个姑娘厉声说道。

可是他们已经领着安娜·阿基莫芙娜从厨房里穿过狭窄的过道房间，在两张床中间走过去。从床上的布置可以看出，有一张床上直着睡两个人，另一张床上横着睡三个人。前面那个住着房客的房间果然干干净净。那儿有一张整洁的床，上面铺着一块红色的毛毯，枕头上蒙着白套子，床上甚至有一 个放表的盒子。桌上铺一块麻布的桌布，上面放着一个乳白色的墨水瓶、一支钢笔、一些纸张、几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摆得很妥贴。另一张干活用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修表用的工具和一些拆开的怀表。墙上挂着小锤子、钳子、小钻子、凿子、镊子等，还挂着三只挂钟，滴滴答答响。有一只挂钟很大，钟摆挺粗，小饭铺里常挂这样的钟。

安娜·阿基莫芙娜动手写信的时候，看见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她父亲的照片和一张她自己的照片。这使她暗暗吃惊。

“你们这儿住着个什么人？”她问。

“房客彼梅诺夫，小姐。他就在您的厂里做工。”

“是吗？我还以为他是个钟表匠呢。”

“他是下班以后业余修理钟表的。他喜欢干这种活，小姐。”

大家沉默了一阵，人只听得见钟表的滴答声和钢笔在纸上写字的沙沙声，后来恰里科夫叹了一口气，带着愤懑的心情讥诮地说：“人家说的是实话：光有贵族出身和文官官品是做不成皮大衣的。帽子上倒是有帽徽，贵族的头衔也不缺，可是却没有吃的。依我看来，如果出身低贱的人肯帮助穷人，他就比一个陷入贫困而又染上恶习的恰里科夫高贵得多。”

他为了讨好安娜·阿基莫芙娜就又说了几句糟蹋自己的贵族身份的话。事情很清楚：他压低自己是因为他认为他比她高。这当儿她已经写完信，封上信口。这封信会被他们丢掉，钱也不会用在医药上，这一点她是知道的，可是她仍旧在桌上放了二十五个卢布，后来想一想，又加上两张红钞票②。恰里科娃太太那只又瘦又黄、象鸡爪子似的手在她的眼前闪现了一下，一把抓住了那些钱。

“承您开恩，给了这些医药费，”恰里科夫用发抖的声音说，“可是请您把援助的手也伸给我……和我的孩子们吧，”他补充说，呜咽起来，“这些不幸的孩子啊！我倒不替自己担心，却替女儿们担心！我害怕淫荡的多头蛇③！”

安娜·阿基莫芙娜极力要打开钱夹，可是钱夹的开关坏了，她心慌意乱，脸红了。她害臊，因为人们站在她面前，瞧着她的手，等着，大概心底里在嘲笑她吧。这时候，不知什么人走进厨房，顿着脚，抖掉鞋上的雪。

“房客来了，”恰里科娃太太说。

安娜·阿基莫芙娜越发慌了。她不愿意让工厂里的人碰见她处在这种可笑的局面里；可是房客却仿佛故意捣乱似的，走进房里来了，就在这当儿，她终于拧坏开关，递给恰里科夫几张钞票，而恰里科夫象瘫痪病人那样发出呜呜的声音，撮着嘴唇寻找一个可以吻她的地方。她认出这个房客就是先前在锻铁车间里当她的面把一块铁板弄得轰轰响而且对她作了说明的那个工人。此刻他分明直接从工厂里来，他的脸被烟子熏得发黑，在半边脸上，靠近鼻子的地方，粘着黑烟。他的手完全是黑的，他那没系腰带的工作服由于满是油污而发亮。他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肩膀很宽，显然十分强壮。安娜·阿基莫芙娜第一眼就看出他是个每月工钱不会少于三十五个卢布、十分严厉、喜欢喊叫、常打工人耳光的工头，这可以从他的站相，从他看见自己房间里有女人而突然不知不觉做出来的那种姿势看出来，特别因为他的裤腿不塞在靴筒里，胸前缝着衣袋，他那把尖胡子剪得挺漂亮。她那去世的父亲阿基木·伊凡内奇虽是厂主的弟弟，可还是怕象房客这样的工头，总是讨好他们。

“对不起，您不在，我们擅自到这儿来了，”安娜·阿基莫芙娜说。

工人惊奇地瞧着她，发窘地微笑，没有说话。

“您，小姐，大点声说话，……”恰里科夫轻声说。“彼梅诺夫先生每天傍晚从工厂里回来，耳朵总是发聋。”

可是安娜·阿基莫芙娜想到在这儿已经没有事可做，不由得暗自高兴，就点一下头，赶快走出去了。彼梅诺夫走出来送她。

“您在我们这儿工作很久了吗？”她大声问道，没有转过头去看他。

“从九岁一直到现在。您伯父在世的时候，我就已经进厂干活了。”

“嘿，年数不少！我伯父和我父亲认得所有的职工，我却几乎一个也不认得。我以前见过您，可是不知道您姓彼梅诺夫。”

安娜·阿基莫芙娜有心在他面前为自己辩解，就装出一 副姿态，要他知道刚才她给钱不是认真给，而是闹着玩的。

“哎，真是穷啊！”她叹道。“平日也好，节日也好，我们总在做善事，可是没有什么成效。我觉得接济恰里科夫这样的人是徒劳无益的。”

“当然，是没有益处，”彼梅诺夫同意。“不管您给多少，他统统拿去喝酒了事。现在，夫妇俩就要你争我夺，打一夜的架了，”他补充道，笑了起来。

“是的，必须承认，我们的慈善事业是毫无益处，无聊可笑的。可是话说回来，您会同意，揣着手坐着也不行，总得干点什么才是。比方说，应该拿恰里科夫夫妇怎么办呢？”

她回转身来对着彼梅诺夫，站住，等他回答。他也站住，慢慢地耸了耸肩膀，没有说话。他分明知道该拿恰里科夫夫妇怎么办，可是那种办法太粗暴，不人道，他甚至不敢说出口。对他来说，恰里科夫夫妇是如此乏味，如此卑微，以致过了一忽儿他就把他们给忘掉了。他瞧着安娜·阿基莫芙娜的眼睛，愉快地微笑着，从他的表情看来，他象是正在做着好梦似的。直到现在，站在他的身边，安娜·阿基莫芙娜才从他的脸相，特别是从他的眼神看出来，他是多么疲劳，多么困倦。

“是啊，那一千五倒应该给他！”她暗想，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她觉得这个想法不妥当，会侮辱彼梅诺夫。

“您大概已经工作得周身酸痛了，可是您还送我出来，”她一面走下楼梯一面说。“您回家去吧。”

可是他没听清楚。到了街上，他跑到前面去，撩开雪橇上的车毯，扶着安娜·阿基莫芙娜坐上雪橇，说：“祝您过节万事如意！”

【注释】

①安娜的昵称。

②十卢布的纸币。

③希腊神话中的九头巨蛇，九头中的一头被砍下来还会再生。

二、早晨

“教堂里早就敲过钟了！真糟糕，等您赶去，人早都走散了！快起来吧！”

“两匹马跑呀，跑呀，……”安娜·阿基莫芙娜说着，醒过来了。她的使女，红头发的玛霞，手里举着蜡烛，站在她面前。“什么事？你有什么事？”

“弥撒已经做完了！”玛霞说，急坏了。“我这是第三次来叫您！要按我的意思，您就是睡到傍晚也不碍事，可是要知道，是您自己吩咐我来叫醒您的啊！”

安娜·阿基莫芙娜用胳膊肘撑起身子，往窗外看一眼。外面还一片漆黑，只有窗框的底边粘着雪而发白。传来低沉的钟声，然而这不是本教区在打钟，而是远处什么地方传来的钟声。小桌上的坐钟指明现在是六点零三分。

“好，玛霞。……过三分钟就起来，……”安娜·阿基莫芙娜用恳求的声调说，拉过被子蒙上头。

她想象门廊上的雪、雪橇、乌黑的天空、教堂里的人群、刺柏的气味，不由得心里害怕，可是她仍旧决定过一忽儿就起来，做早弥撒去。她在床上享受温暖，跟睡意挣扎着。睡意却仿佛故意捣乱似的，偏偏在不该睡的时候显得特别香甜。

在她蒙蒙眬眬地看见山上一座大花园，又看见古兴的那所房子的时候，却又时时刻刻不放心，想着她得马上起床到教堂去。

然而等到她起床，天却已经大亮，时钟指着九点半了。夜里新下了一场大雪，树木披上银装，空气异常明净、清澈、柔和，因此安娜·阿基莫芙娜一看窗外，首先就想深深地呼吸一下。她洗脸的时候，早先儿童时代的感情的残余，那种过圣诞节的欢乐，突然在她胸中颤动了一下，这以后，她的心灵就变得轻松，自由，纯净，仿佛连她的心灵都洗干净，或者浸在白雪里了。玛霞穿着节日的盛装，腰部勒得很紧，走进来拜节；然后她花很长的工夫给女主人梳头，帮她穿好连衣裙。这件精致华丽的新连衣裙的气味和穿在身上的感觉，它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和新洒的香水的气味，使得安娜·阿基莫芙娜兴奋起来。

“今天是圣诞节 ，”她快活地对玛霞说。“现在我们要算命了。”

“去年我算过命，说是我要嫁给一个老头子。算了三次都是这样。”

“得了吧，上帝是仁慈的。”

“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安娜·阿基莫芙娜？我是这样想的，象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还不如索性嫁给老头子好，”玛霞悲伤地说，叹一口气。“我已经二十一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在这所房子里，人人都知道红头发的玛霞爱上了听差米宪卡，这种深沉热烈而又无望的爱情已经持续三年了。

“得了，别说废话，”安娜·阿基莫芙娜安慰道。“我都快要三十岁了，可是我仍旧准备嫁个青年人。”

女主人换衣服的时候，米宪卡穿一件新燕尾服和一双漆皮鞋，在大厅里和客厅里走来走去，等着她出来，好给她拜节 。他走路素来有点特别，脚步又软又轻，谁要是在这当儿瞧着他的腿和胳膊，瞧着他低下的头，也许会以为他不是在简单地走路，而是学着跳卡德里尔舞的第一段舞步呢。尽管他留着精致的、象丝绒般柔软的唇髭，外貌漂亮，甚至带点滑头的味道，可是他为人稳重，小心，笃信宗教，象老人一 样。他祈祷上帝的时候老是叩头，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摇动香炉，散出香气。他对有钱有势的人总是恭恭敬敬，十分崇拜，可是见了穷人和各种告帮的人，他却以他那纯粹听差的灵魂蔑视他们。他那浆硬的衬衫里还有一件法兰绒内衣，那是他冬夏常穿，对他的健康十分宝贵的。他的耳朵里塞着棉花。

等到安娜·阿基莫芙娜同玛霞穿过大厅，他就低下头，略微歪着脑袋，用他那好听的、蜜糖样的声调说：“我荣幸地庆贺您，安娜·阿基莫芙娜，愉快地度过基督诞生的极隆重的节日。”

安娜·阿基莫芙娜赏给他五个卢布，可怜的玛霞简直呆住了。他那节日的装束、他的姿态、他的声调、他所说的话，都优美文雅得使她吃惊。她跟着她的小姐往前走去，可是她已经什么都不能想，什么都看不见，光是微笑着，时而笑得快乐，时而笑得辛酸。

这所房子的上面一层叫做上房，或者迎客的正屋，下面一层由姑母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掌管，叫做生意房，老人房，或者干脆叫女人房。楼上照例招待贵族和受过教育的客人，楼下招待普通的客人和姑母自己的朋友。漂亮而丰满的安娜·阿基莫芙娜走下楼去，她身体健康，依旧年轻、鲜艳，感到自己身上穿的那件华丽的连衣裙似乎光芒四射。她在楼下遭到了责难，大家怪她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却忘了上帝，睡过了头，错过了弥撒，而且没有下楼来开斋；同时大家又把手一拍，诚恳地说，她非凡漂亮，与众不同。她相信这些话，笑起来，吻她们，给她们钱，有的一个卢布，有的三个卢布，有的五个卢布，要看各人的身份而定。她喜欢楼下。不管你往哪儿看，那些神龛啦，圣像啦，长明灯啦，教士的肖像啦，都有修道院的味道。厨房里刀子玎玸熛欤械姆考*里已经弥漫着一股荤菜的很香的气味。涂过油漆的黄色地板发亮，从房门口到挂圣像的墙角铺着带鲜蓝色花条的窄地毯，象是一条小径。刺目的阳光直射进窗里来。

饭厅里坐着几个陌生的老太婆。瓦尔瓦鲁希卡的房间里也有几个老太婆，另外有个聋哑的少女，老是为了什么事害臊，嘴里嘟哝着：“卜勒，卜勒，……。”有两个精瘦的小姑娘是为了过节而从孤儿院里被领出来的，她们走到安娜·阿基莫芙娜跟前想吻她的手，可是被她那件华丽的连衣裙吓呆，在她面前站住不动了。她发现有个小姑娘眼睛有点斜视，想到这个小姑娘会遭到年轻小伙子们的轻慢，永远也嫁不出去，于是她那轻松欢快的心情起了变化，她的心突然痛苦地缩紧了。厨娘阿加芙尤希卡的房间里，在茶炊旁边坐着五个身材魁伟的乡下人，穿着新衬衫。他们不是工厂里的工人，而是厨娘的亲戚。这些乡下人看见安娜·阿基莫芙娜，就从坐位上跳起来，为了顾到礼貌而停止咀嚼，可是嘴里都装满了东西。厨师斯捷潘从厨房出来，走进这个房间，头上戴着白色厨师帽，手里拿着切菜刀，给她拜节来了；穿着毡靴的扫院人也走进来给她拜节 。运水的工人胡子上挂着小冰柱，站在外面往里看，却不敢走进来。

安娜·阿基莫芙娜走遍所有的房间，身后跟着她的全班人马：姑母、瓦尔瓦鲁希卡、尼康德罗芙娜、女缝工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楼下的玛霞。瓦尔瓦鲁希卡又瘦又单薄，身量却高，高过这所房子里的一切人。她穿一身黑色衣服，冒出柏树和咖啡的气味，在每个房间里见到圣像都要在胸前画十字，弯下腰深深地鞠躬。人们一看见她，不知什么缘故，总会想起，她已经为自己缝制好白色的寿衣，而且在她放寿衣的箱子里还藏着她的彩票。

“你，阿纽特卡，看在过节的份上发发慈悲吧！”她说着，打开通往厨房的门。“饶了他吧，求主拯救他！去他的吧！”

车夫潘捷列跪在厨房中央，他还在十一月就因为酗酒而被辞退了。他是个好心肠的人，可是一喝醉就发酒疯，怎么也睡不着觉，老是在厂房里走来走去，在那儿用威胁的口气说：“我什么事儿都知道！”现在，从他肥厚下垂的嘴唇、浮肿的脸，从他充血的眼睛，可以看出，从十一月起直到眼前这个节期，他一直在喝酒，没有中断过。

“饶了我吧，安娜·阿基莫芙娜！”他用嘶哑的声音说，脑门子砰的一声撞在地板上，露出他那牛样的后脑壳。

“你是由姑母辞退的，那你向她去讨饶吧。”

“姑母怎么了？”她的姑母走进厨房，喘吁吁地说。她很胖，胸脯上满可以放下一个茶炊和一个放茶杯的托盘。“姑母又怎么样？你才是这儿的女主人，该由你管。要按我的意思，他们这些混蛋，死绝了才好。得了，起来吧，猪猡！”她忍不住对潘捷列嚷道。“躲开我远远的！这是最后一次饶了你，要是再出什么事，你就别求人怜恤！”

然后她们走到饭厅去喝咖啡。可是她们刚刚围着桌子坐好，楼下的玛霞就一口气跑进来，大惊小怪地说：“歌手来了！”

说完，她又跑出去了。随后就传来擤鼻子的声音，低沉的咳嗽声，嘈杂的脚步声，仿佛大厅旁边的前厅里，有人牵着钉了马掌的马走进来了。有半分钟光景，一切归于沉寂。……猛然间，那些歌手放声歌唱，声音那么响，吓得大家打了个哆嗦。他们歌唱的时候，养老院的神甫来了，他还带来一个助祭和一个诵经士。神甫一面披上长巾，一面慢腾腾地说，夜里教堂打钟做晨祷的当儿，天下雪了，可是并不冷，将近天明时，却冷起来了，求主保佑，如今大概有零下二十度了。

“不过有许多人认定，冬天比夏天有益于人的健康，”助祭说，可是立刻做出严肃的脸相，随着教士唱起来：“你的诞生啊，基督，我们的主，……”不久，工人医院里的神甫带着一个诵经士来了，随后村社里的护士，孤儿院的儿童也来了，歌唱声几乎不断地响着。

他们唱完，吃了东西，就走了。

工厂里的职工来拜节 ，约摸有二十个人。他们都是厂里的一流人物，例如机械师和他们的助手、翻砂工匠、会计等。

大家都打扮得很体面，穿着新的黑礼服。这些人都精明强干，仿佛是精选出来的，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今天如果丢掉工作，明天别的工厂就会高高兴兴地把他们请去。他们显然喜欢姑母，因为他们在她面前都自由自在，甚至吸烟。当这群人一起去喝酒、吃凉菜的时候，会计甚至搂住她宽阔的腰。他们所以这样随便，部分地也许是因为瓦尔瓦鲁希卡虽然在那几个老人活着的时候掌握过大权，监督过职工的品行，如今在这所房子里却一点威风也没有了；也许还因为他们许多人都记得从前姑母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被哥哥们严加管束，穿戴得如同普通的村妇，跟阿加芙尤希卡一样，那时候安娜·阿基莫芙娜总是在厂房附近的院子里跑来跑去，大家都叫她阿纽特卡。

那些职工吃菜，谈话，瞧着安娜·阿基莫芙娜暗暗纳闷：她长得多么快，出落得多么好看啊！可是这个文雅的、由女家庭教师和学校教师教育出来的姑娘对他们来说却已经变得生疏，不可理解，他们不由自主地与她的姑母比较亲近；而姑母呢，对他们用“你”称呼，不住地劝他们喝酒吃菜，跟他们碰杯，已经喝下两杯花楸露酒。安娜·阿基莫芙娜老是担心他们认为她骄傲，把她看做暴发户，看做装成孔雀的乌鸦。此刻这些职工正围拢来吃凉菜，她就没有走出饭厅而跟他们攀谈起来。她看到昨天才认识的彼梅诺夫，问道：“您的房间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钟表？”

“我干修理钟表的活儿，”他回答说。“我干这活儿是在下班以后，或者在假日，或者睡不着觉的时候。”

“那么，要是我的表坏了，我可以拿给您修理吗？”安娜·阿基莫芙娜笑着问。

“怎么不可以呢？我愿意效劳，”彼梅诺夫说。她呢，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从腰带上解下她那个漂亮的怀表来，交给他，他脸上现出感动的神情，默默地瞧了一忽儿，把表还给她。“怎么不可以呢？我愿意效劳，”他又说一遍。“现在我已经不修理怀表了。我的视力差，大夫不准我干细活。不过为了您，我可以破例。”

“大夫们总是胡扯，”会计说。大家都笑起来。“你别信他们的话，”他听到笑声而得意起来，就接着说。“去年大斋期间有一个轮齿从鼓轮上蹦出来，正打在老人卡尔梅科夫脑袋上，打得脑浆都看得见，大夫说他就要死了，可是他到现在还活着，而且在干活，只是经过这场祸事以后，说话有点结结巴巴了。”

“大夫固然爱胡说，但倒也不总是胡说，”姑母叹了口气。

“彼得·安德烈伊奇瞎了眼睛，这个可怜的人现在已经去世了。喏，他跟你一样，整天价在工厂里守着很热的炉子干活，眼睛就瞎了。眼睛可不喜欢热。不过，哎，何必谈这些呢？”

她振作起来，说。“咱们来喝酒！我祝你们过节好，我的好朋友。我从没跟谁一块儿喝过酒，可是现在却跟你们喝起来了，我这有罪的女人。求上帝保佑吧！”

安娜·阿基莫芙娜觉得，自从昨天晚上相会以后，彼梅诺夫看不起慈善家的她，却好象被女人的她迷住了。她望着他，发现他举止很可爱，穿得也体面。不错，他的礼服的衣袖短了点，腰身似乎高了点，裤子也不时髦，不宽大；不过另一方面，他的领结却打得大方，飘洒，而且领带的颜色也不象别人的那么鲜艳。看来他是一个性子随和的人，因为凡是姑母放在他碟子里的菜，他统统顺从地吃下去了。她想起昨天他多么黑，多么困倦；不知什么缘故，这回忆使她深深感动。

那些职工临走的时候，安娜·阿基莫芙娜向彼梅诺夫伸出手去，想对他说，不必拘束，常来坐坐，可是她又说不出口，不知怎么，她的舌头不听使唤了。她怕别人认为她喜欢彼梅诺夫，就也对他的同事们伸出手去。

后来，由她主办的那个学校的学生们来了。他们全都剪短头发，穿着一色的灰色上衣。教师是个高身量的青年人，还没留唇髭，脸上有一些红斑点，神情显然很激动。他让学生们排好队伍，那些男孩就齐声唱起来，可是嗓音很尖，不悦耳。工厂经理纳扎雷奇是个头顶光秃、目光锐利的旧教派信徒，素来跟教师们处不好，对眼前这个忙忙乱乱地挥着手的教师尤其看不起，而且憎恨，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对待这个教师又傲慢又粗鲁，克扣他的薪金，干涉他的教课，为了干脆挤走他，便在圣诞节前的两个星期派他妻子的一个远亲到学校去做看守人，这人是个爱喝酒的农民，不听教师的话，当着学生的面顶撞他。

这些事安娜·阿基莫芙娜都知道，可是她无能为力，因为她自己就怕纳扎雷奇。眼下她很想至少对这个教师表示一 点好感，对他说一句她很满意他的话，可是唱完歌以后，他显得十分慌张，为一件什么事道歉，姑母呢，对他用“你”称呼，毫不拘礼地拉着他走到饭桌那边去，这时候她就觉得心里烦闷，不自在，吩咐人拿些糖果、点心给孩子们，然后独自走回楼上房间去了。

“这些节日的规矩，实际上，有许多残忍的地方，”过了一忽儿，她瞧着窗外的孩子们，仿佛自言自语地说，这时候，他们正成群地从房子里出来，往大门口走去，一路上冻得身子瑟缩着，穿上皮袄和大衣。“在节日，人都想休息一下，跟亲人一块儿待在家里，而这些可怜的孩子、这位教师和那些职工却不知什么缘故，必得冒着严寒走来走去，然后拜节 ，表示自己的敬意，弄得自己心慌意乱。……”这当儿米宪卡正好站在大厅门口，听见这话，就说：“这种规矩不是由我们开的头，也不会由我们结束。当然，我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人，安娜·阿基莫芙娜，不过我是这样理解的：穷人应该永远尊敬阔人。俗语说得好：上帝给坏蛋打上了记号。监狱里也罢，夜店里也罢，小酒店里也罢，总是只有穷人。正派人呢，您看得明白，永远都是阔人。关于阔人有这么一句俗话：深渊召唤深渊。”

“您，米宪卡，老是说些乏味而难懂的话，”安娜·阿基莫芙娜说，走到大厅另一头去了。

时钟刚刚敲过十一点。这个大房间的寂静使得她不住地打呵欠，只有楼下偶尔传来的歌声才打破这种寂静。这儿的铜器，照片簿，墙上那些画着海洋和大船、草场和牛群、莱茵河风光的图片，都已经一点也不新奇，她的眼光只在上面滑过而没有注意它们。过节的心情变成了厌烦无聊。安娜·阿基莫芙娜仍旧觉得自己漂亮，善良，与众不同，可是她已经觉得这对谁都不需要，她觉得就连自己身上那件贵重的连衣裙也不知道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缘故穿的。跟节日里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她开始寂寞得难受，有一种赶也赶不掉的想法折磨着她，她觉得她的美丽、健康、富足纯粹是骗局，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是个多余的人，谁也不需要她，谁也不爱她。她走遍所有的房间，嘴里哼着歌，不时瞧一眼窗外。她在大厅里站住，忍不住跟米宪卡攀谈起来。

“米沙，我不知道您对自己是怎么个看法，”她说，叹一 口气。“真的，连上帝都要为这件事惩罚您。”

“您说的是什么事，小姐？”

“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对不起，我干涉您的私事了，不过我觉得您的固执正在毁坏您自己的生活。您会同意，您现在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她又是个满好的、有出息的姑娘。

比她更好的姑娘您再也找不到了。她是个美人儿，聪明，温柔，热诚。……瞧瞧她的相貌吧！……要是她出身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或者更高的阶层，人家单看她那一头漂亮的火红色头发，就会爱上她。您瞧，她那头发跟她脸上的肤色多么相称啊。哎，我的上帝，您什么也不懂，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安娜·阿基莫芙娜伤心地说，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眶。

“可怜的姑娘，我多么替她难过！我知道您想娶个有钱的女人，不过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会给玛霞一笔陪嫁钱的。”

米宪卡暗地里总是把他的未来的配偶想象成又高又胖、气派庄重、笃信宗教的女人，走起路来好似一只骄傲的孔雀，而且不知什么缘故，肩膀上必得披着一条长披巾，玛霞却又瘦又娇，腰身扎得很细，走起路来脚步细碎；而主要的是她过于迷人，有时候惹得米宪卡十分喜欢，可是依他看来，这样的女人不宜于结婚，只宜于私姘。当初安娜·阿基莫芙娜答应给陪嫁钱，他曾动摇过一阵，可是有一天，一个贫穷的大学生，制服外面套一件棕色的大衣，拿着一封信来见安娜·阿基莫芙娜，却给玛霞迷住，忍不住在楼下衣帽架旁边搂住她，她轻轻地惊叫一声，米宪卡正好站在楼梯上边，看见了这件事，从那时候起，他就对玛霞抱着嫌恶的感情。穷大学生！谁知道呢，如果搂住她的是个有钱的大学生或者军官，结果就会另一个样子了。……“为什么您不愿意？”安娜·阿基莫芙娜问。“您另外还有什么要求呢？”

米宪卡没有开口，扬起眉毛，呆呆地瞧着一把圈椅。

“您爱着另外的女人吗？”

沉默。红头发的玛霞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来信和名片。她猜出他们在讲她，脸孔涨得通红，窘得快要流出眼泪来了。

“邮差来过了，”她嘟嘟哝哝说。“有个叫恰里科夫的文官来了，在楼下等着。他说您曾吩咐他今天为一件什么事来一 趟。”

“多么厚颜无耻！”安娜·阿基莫芙娜说，生气了。“我什么也没有吩咐过他。您去叫他滚，就说我不在家！”

响起了门铃声。这是本教区的教士们来了，他们素来是在迎客的正屋，也就是在楼上，受到接待的。教士们走后，工厂经理纳扎雷奇和厂医前来拜访，随后米宪卡通报，国民学校的督学官光临。接见客人们的工作开始了。

每逢有一点点空闲时间，安娜·阿基莫芙娜总是在客厅里一张很深的圈椅里坐下，闭起眼睛，心里想：她感到寂寞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她没有出嫁，而且永远也不会出嫁。然而这不能怪她，这是命运的播弄。如果她能相信自己的记忆的话，那么，当初在普通工人的生活环境里，她觉得倒挺舒服，挺自在，后来命运却硬把她抛到这些大房间里来，弄得她怎么也想不出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了什么缘故有那么多的人在她面前晃来晃去；在她看来，当前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因为这并没有给她一分钟的幸福，也不可能给她什么幸福。

“是啊，要能爱上一个什么人才好，”她伸着懒腰，心里想。单是这个想法就弄得她心里热乎乎的。“要能丢开这个工厂才好，”她思忖着，想象那些沉重的厂房、工人宿舍、学校怎样从她的心头落下去。……随后她想起她的父亲，想到如果他多活几年，他大概就会把她嫁给一个普通人，例如嫁给彼梅诺夫。他会命令她嫁给他，事情就办成了。那样倒好，工厂就会落在一个能干的人的手里了。

她想起他那卷曲的头发，浓眉大眼的侧影，带几分嘲笑的薄嘴唇，还想起他的体力，他肩膀上、胳膊上、胸脯上显示出来的惊人的体力，还想起他今天看她怀表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感动神情。

“可不是！”她说。“那倒也不错。……我愿意嫁给他。”

“安娜·阿基莫芙娜！”米宪卡悄没声儿地走进客厅，叫她一声。

“您把我吓了一跳！”她周身打了个哆嗦，说。“您有什么事？”

“安娜·阿基莫芙娜！”他又说一遍，把手按在心上，扬起眉毛。“您是我的女主人和恩人，只有您才能够在婚姻方面指教我，因为您在我的心里完全跟我的亲娘一样。……可是求您吩咐一下，叫楼下的人别笑我，别挖苦我。他们简直不容我消停！”

“他们怎样挖苦您呢？”

“他们说我是玛宪卡①的米宪卡。”

“呸，简直是胡说！”安娜·阿基莫芙娜愤慨地说。“你们这些人多么愚蠢！您多么愚蠢啊，米沙！您惹得我厌烦透了！

我都不想看见您了！”

【注释】

①玛宪卡和玛霞都是玛丽亚的爱称。

三、中饭

如同去年一样，最后来访的客人是四品文官克雷林和著名的律师雷塞维奇。他们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克雷林是一个六十开外的老人，生一张大嘴，花白的络腮胡子一直长到耳朵边，他的脸活象一只大山猫。他上身穿着文官制服，佩带安娜勋章的绶带，下面穿一条白裤子。他伸出两只手，把安娜·阿基莫芙娜的手握了很久，定睛瞅着她的脸，努动嘴唇，终于用单一的声调慢条斯理地开口说：“我尊敬您的伯父……和您的父亲，而且得到他们的好感。现在，您看得明白，我认为来给他们的可敬的继承人拜节是一种愉快的义务，……虽然我有病，路程也很远。看见您身体很好，我十分高兴。”

律师雷塞维奇是个高身量的金发男子，相貌英俊，两鬓和胡子有点花白，以风度异常潇洒出名。他摇摇摆摆地走进来，仿佛挺勉强地鞠躬，说话常常耸肩膀，这一切都流露出懒散的风雅，好象一匹为主人所宠爱而闲得过久的马。他吃得极好，非常健康，家财豪富，有一次他打牌甚至赢来四万卢布，可是他把这件事瞒着他的朋友。他喜欢吃好菜，特别是干酪、地菇、大麻油拌萝卜末，据他说，他在巴黎吃过一 种炸肥肠，而那肥肠却没洗过。他说话有条有理，从容不迫，十分流畅，只是为了故作姿态、惹人注目，才偶尔容许自己顿一顿，打个榧子，仿佛在选择字眼。所有他在法庭上必得说的那些话，他早就不再相信，或者也许还相信，可是认为毫无价值可言。那些话早已是人人皆知，陈腔滥调，平淡无奇了。……他只相信新奇而不同寻常的话。老生常谈，如果是用新奇的形式表达出来，就会引得他流泪。他有两个笔记本，上面抄满了他在形形色色的作家的书本中读到的警句，每逢他要找一个这样的警句，他总是急忙翻那两个笔记本，而且照例找不到。去世的阿基木·伊凡内奇一时高兴，为了摆排场而请他担任工厂业务方面的律师，给他定下一万二千的薪金。雷塞维奇在工厂里的全部工作只限于两三件无关紧要的诉请追偿案，这些案子他都交给他的助手去办了。

安娜·阿基莫芙娜知道他在工厂里无事可做，可是又没法辞掉他：她缺乏那种勇气，再说，也跟他混熟了。他自称是她的法律顾问，把每月一号他按时领去的薪金叫做“严峻的散文”。安娜·阿基莫芙娜知道，在她父亲死后，她的树林卖掉做枕木用的那笔交易中，雷塞维奇捞到一万五千卢布以上的好处，跟纳扎雷奇平分了。安娜·阿基莫芙娜知道这个骗局以后，伤心地哭起来，不过后来也就淡忘了。

他拜过节 ，吻过她的手以后，双目上上下下打量着她，皱起眉头。

“不行啊！”他带着真诚的难过神情说。“我说过，亲爱的，不行啊！”

“您在说什么啊，维克托尔·尼古拉伊奇？”

“我说过您不能发胖。你们一家人都有这种发胖的不幸倾向。不行啊，”他又用恳求的声调说一遍，吻她的手。“您这么好看！您这么俊俏！是啊，阁下，”他对克雷林说，“我给您介绍一下：她是这世界上我认真爱过的唯一的女人。”

“这不奇怪。在您这种年纪，跟安娜·阿基莫芙娜相识而能不爱上她，那是不可能的。”

“我热烈地崇拜她！”律师十分诚恳地接着说，然而仍旧带着他平素那种懒散的风雅神态。“我爱她，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是男人而她是女人；我跟她在一块儿的时候，总觉得她属于第三种性别，而我属于第四种性别，我们一块儿飞到一 个色彩缤纷的国土里，在那儿融化在光谱里了。勒孔特·德·李勒①把这种关系描写得比什么人都美妙。他有一段写得真精彩，真惊人。”

雷塞维奇就翻一个笔记本，然后又翻另一本，却没找到那段名言，只好算了。他们开始谈天气，谈歌剧，说是杜塞②快要来了。安娜·阿基莫芙娜想起雷塞维奇去年在她这儿吃过中饭，好象克雷林也吃过；因此在他们起身告辞的时候，她就用恳求的声调真诚地对他们说：既然他们不再去别人家拜节 ，那他们就应该留在她这儿吃中饭。客人们略略迟疑一下就同意了。

每逢大节日，除了做好白菜汤、乳猪、苹果烧鹅等中饭菜以外，厨房里还准备了所谓的法国式的或者高档的菜肴，以备楼上有客人要留下来吃饭。等到饭厅里响起碗碟声，雷塞维奇就现出明显的激动神情；他搓手，耸动肩膀，眯细眼睛，动情地讲起从前那两位老人请他吃过什么菜，这儿的厨师善于烧一种十分鲜美的酱汁鳕鱼块，那简直不是酱汁鱼块，而是天赐的佳肴！他预先体味着这顿美餐，已经在想象中吃起来，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了。等到安娜·阿基莫芙娜挽着他的胳膊，领他走进饭厅，他就喝下一杯白酒，把一块鲑鱼放进嘴里，他简直痛快得象猫那样呜呜地叫起来。他嚼得很响，样子很难看，鼻子里发出一种什么声音，同时眼睛变得油亮，露出贪婪的神色。

凉菜十分丰美，花色很多，其中有酸奶油拌新鲜白蘑菇，有煎牡蛎和炸虾段制成的蛋黄油调汁，其中加了很多有苦味的酸辣菜。正菜又丰盛又精致，酒是上品。米宪卡在饭桌旁边伺候他们，心里乐滋滋的。每逢他在桌上放下一道新菜，揭开明晃晃的锅盖，或者给客人斟酒，他总是现出魔法师那种庄严的神态。律师瞧着他的脸，瞧着他那象卡德里尔舞第一 段舞姿那样的步法，有好几次不由得暗想：“好一个蠢货！”

吃完第三道菜后，雷塞维奇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 findesiècle③的女人，我是说年纪很轻而且当然有钱的这类女人，应该独立自主，聪明，优雅，有知识，胆大，稍稍有点放荡。放荡呢，要适可而止，只能稍稍有那么一点儿；因为，您会同意，尽兴而为是要使人厌倦的。您，我亲爱的，不应当跟大家一样过呆板单调的生活，而应当兴致勃勃地享受生活，而轻微的放荡正是生活的一种调味料。您应该沉浸在花卉的醉人香气里，闻麝香的香味，吃印度大麻膏④，不过主要的是应当恋爱，恋爱，恋爱。……换了我是您，那我头一件事就是弄七个男人来，一个星期之中每天换他一个，而且给他们取好名字，一个叫星期一 ，一个叫星期二 ，一个叫星期三 ，等等，好让他们各人知道各人的日子。”

这一番话惹得安娜·阿基莫芙娜激动起来。她什么菜也没吃，光是喝下一杯葡萄酒。

“最后也让我来讲几句！”她说。“对我个人来说，我不理解没有家庭生活的爱情。我孤单，象天空中的月亮那么孤单，而且这月亮还亏缺了半截。不管您怎么说，我相信，我体会到，这种亏缺只有靠了平常意义上的爱情才能弥补。我认为这种爱情能确定我的责任，确定我的劳动的意义，照亮我的世界观。我要求于爱情的是我心灵的和平，我的安宁，我要远远地躲开麝香和所有那些招魂术，还有findesiècle等等。

……一句话，”说到这儿，她发窘了，“我要的是丈夫和孩子。”

“您想出嫁？喂，这也未尝不可，”雷塞维奇同意说。“您需要经历一切，什么出嫁啦，吃醋啦，初次私通的甜头啦，甚至生儿养女。……不过您得赶紧生活，赶紧，亲爱的，日月如梭，光阴可是不等人呀。”

“是啊，我干脆出嫁就是！”她说，生气地瞧着他那肥胖、满足的脸。“我会按顶平常、顶世俗的方式嫁出去，我会满心幸福。您再也猜不到，我会嫁给一个普通的工人，我会嫁给一个机械工或者一个绘图员。”

“这也不坏嘛。约瑟安娜公爵小姐爱上了格温普兰⑤，这种事在她是可以做的，因为她是一位公爵小姐；在您呢，也是样样事都可以做，因为您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亲爱的，如果您打算爱一个黑人或者阿拉伯人，那您就别拘束，您自管去弄一个黑人来。您别在任什么事上亏待自己。您应当跟您的愿望一样大胆。您别怠慢您的愿望。”

“难道我的话就这样难懂吗？”安娜·阿基莫芙娜诧异地问道，眼睛里闪着泪光。“您要明白，我掌管着一个巨大的企业，有两千工人，我要在上帝面前对他们负责。那些为我干活的人正在变瞎，变聋。我害怕生活，害怕！我难过，可是您却这么狠心，对我说什么黑人，而且……还发笑。”安娜·阿基莫芙娜说，用拳头捶桌子。“继续过我眼前所过的这种生活，或者嫁给一个象我这样闲散的、没有能力的人，那简直是罪过。我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她激昂地说，“再也不能！”

“她多么漂亮啊！”雷塞维奇说，他在欣赏她。“我的上帝，她多么漂亮啊！可是您为什么生气呢，亲爱的？就算我说得不对，可您难道以为：如果您由于那种我也深深尊敬的思想而过沉闷无聊的日子，抛弃生活的乐趣，工人就会因此轻松一点吗？丝毫也不会！不，还是应该放荡一下，放荡一下！”

他坚决地说。“您务必要放荡一下，非放荡一下不可！您得仔细想想，亲爱的，仔细想想！”

安娜·阿基莫芙娜终于把心里的话说出口，暗暗高兴，心情畅快了。她很满意，因为她讲得那样好，她的思想那样正直优美。她已经相信，比方说，如果彼梅诺夫爱上她，她就会高高兴兴地嫁给他。

米宪卡开始斟香槟酒。

“您惹得我生气了，维克托尔·尼古拉伊奇，”她说，跟律师碰杯。“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您虽然出了主意，可是您自己却完全不了解生活。照您的看法，如果谁是机械工或者绘图员，谁就一定是乡巴佬，无知无识的粗人。其实他们是最聪明的人！不平凡的人！”

“您的父亲和伯父……我认识他们，尊敬他们，”克雷林慢条斯理地说，他坐在那儿挺直腰板，象是一尊偶像。他始终在吃菜，一刻也没停过，“他们两人都具有出色的智慧和……和高尚的精神品质。”

“得了，这种品质我们可是清楚的！”律师嘟哝说，然后要求允许他吸烟。

吃完了饭，克雷林由人领去歇息。雷塞维奇吸完一支雪茄烟，跟着安娜·阿基莫芙娜走到她的书房去，他吃得过饱，走路摇摇晃晃。那种墙上挂着照片和扇子，天花板中央经常吊着粉红色或者淡蓝色挂灯的幽静角落，他是不喜欢的，认为这是缺乏创造力的软弱性格的表现；再者，使他现在想起就感到羞愧的那些风流韵事都跟这类灯有关系。不过，安娜·阿基莫芙娜的那个四壁光秃秃、里面放着一些不起眼的家具的书房，他看了倒十分中意。他坐在土耳其式长沙发上，瞧着安娜·阿基莫芙娜，觉得又软和又舒服；她呢，照例坐在壁炉前面的地毯上，两条胳膊搂住自己的膝头，眼望着火苗，不知在想什么，这时候他觉得她身上流着农民的、旧教派信徒的血。

每一次吃过饭以后，仆人端来咖啡和蜜酒，他总是兴奋起来，给她讲文学界的各种新闻。他讲得辞藻华丽，有声有色，自己也给自己的话迷住了。她听着他讲，每一次总是暗想：为了这种享受，不但可以给他一万二 ，哪怕多两倍也未尝不可，而且，凡是他招她不喜欢的一切，她统统原谅他了。

有的时候他对她讲一个中篇小说，甚至一个长篇小说的内容，于是两三个钟头不知不觉地过去，象几分钟一样。可是现在他却闭上眼睛，用一种郁闷的声调无精打采地开口讲话。

“我啊，亲爱的，已经很久没有读什么作品了，”在她请求他讲点什么以后，他说。“不过，有的时候读一读儒勒·凡尔纳的东西。”

“我却希望您给我讲点什么新的东西。”

“嗯，……新的，”雷塞维奇睡意蒙眬地嘟哝道，越发把身子往长沙发的角落里缩。“所有的新文学，亲爱的，对您和我来说都不适宜了。当然，这种新文学不能不是现在这种样子，不承认这种新文学就无异于不承认人间事物的自然法则，我呢，是承认这种新文学的，可是……”雷塞维奇似乎睡着了。然而过了一忽儿，他的声音又响起来：“全部新文学好比秋天烟囱里的风，不住地呻吟和呼号：‘哎呀，不幸的人！哎呀，你的生活简直可以跟监狱相比！哎呀，你的监狱里多么黑暗和潮湿呀！哎呀，你一定会灭亡，你没有指望了！’这些都挺好，不过我情愿读一种能够教导我们怎样从这种监狱里逃出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所有作家当中，我有时候只读莫泊桑的作品，”雷塞维奇说着，睁开眼睛。

“好作家，出色的作家呀！”雷塞维奇说，身子在长沙发上活动起来。“惊人的艺术家！可怕的、了不得的、神奇的艺术家！”

雷塞维奇说，从长沙发上站起来，举起右胳膊。“莫泊桑！”他热烈地说。“亲爱的，您读一读莫泊桑吧！他的一页书比人间全部财富所能给您的还要多！不管哪一行都是一个新天地。最柔和细腻的心灵活动一下子变成强烈狂暴的感情，您的灵魂仿佛在四万个大气压的压榨下变成一块极小极小的东西，带点模模糊糊的粉红色，如果可以把它放在舌头上的话，我想就会尝到一种酸涩的色情味道。那些转变，那些情节 ，那些旋律是多么强烈啊！您心平气和地躺在铃兰和玫瑰花丛里，忽然有一种可怕的、美妙的、无法抗拒的思想象火车头似的扑到您身上来，那滚热的蒸气笼罩您，那汽笛声震聋您的耳朵。

您读一读，读一读莫泊桑吧！亲爱的，我要求您读一读！”

雷塞维奇挥动两条胳膊，十分激动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

“是啊，这简直不能想象！”他说，仿佛陷于绝望似的。

“就连他最差的作品也会使我入迷，陶醉！不过我担心您会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为了让它吸引您，就得细细地品尝，慢慢地从每一行字里挤出汁水来，喝下去。……得把它喝下去才成！”

他说了很长的开场白，其中夹杂着许多象恶魔般的色情、最敏感的神经网、西蒙风⑥、结晶等等词儿，到最后，才开始讲一个长篇小说的情节 。他讲得不再象刚才那样矫揉造作，然而十分详细，背出整段的描写和对话。长篇小说里的人物把他迷住了，他为了说明他们的特征而做出种种姿势，变换脸相和嗓音，活象真正的演员。他兴奋得时而用男低音，时而用很尖的声调哈哈大笑，把两只手一拍，或者抱住头，那样子象是他的头就要炸开似的。安娜·阿基莫芙娜虽然看过这个长篇小说，可是仍旧听得入迷，觉得在律师的转述中，这篇小说似乎比原书美妙而且复杂许多倍。他引她注意小说里各种细腻的描写，强调那些精辟的句子和深刻的思想；可是她只看见生活，生活，生活和她自己，仿佛她自己就是小说里一个人物似的。她的精神振作起来，于是她自己也哈哈大笑，把两只手一拍，心中暗想：她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既然可以生活得挺好，那就没有必要这么糟糕地生活下去。她想起吃饭时候她那些话语和思想，感到自豪。等到她的脑海中突然出现彼梅诺夫的影子，她就不由得暗自高兴，巴望他爱上她。

雷塞维奇讲完以后，筋疲力尽地在长沙发上坐下来。

“您多么可爱！多么漂亮啊！”过了一忽儿，他用有气无力的声调开口说，仿佛得了病似的。“亲爱的，我待在您身旁就感到幸福，可是为什么我是四十二岁而不是三十岁呢？我的趣味和您的趣味已经不相合了：您应该放荡一下，我呢，却早已活过那个阶段，只巴望那种极细腻的、非物质的、象阳光般的爱情，也就是说，按您这种年纪的女人的观点看来，我已经毫无用处了。”

据他说，他喜爱屠格涅夫这个歌颂处女的爱情、纯洁，歌颂青春，歌颂忧郁的俄国风景的歌手；然而他本人喜爱处女的爱情却不是凭他在生活中的体验，而是凭别人的传说，把它看作是一种存在于现实生活之外的抽象的东西。现在他认定自己就是在用柏拉图式的、理想的爱情⑦爱着安娜·阿基莫芙娜，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种爱情是怎么回事。他觉得畅快，舒服，温暖，安娜·阿基莫芙娜显得迷人，与众不同；于是他以为由这种气氛在他心中引起的那种愉快的感觉就是人们称之为柏拉图式的爱情了。

他把他的脸颊贴在她的手上，用一种人们通常用来哄小孩的口气说：“我亲爱的，您为什么惩罚我呀？”

“怎么惩罚？什么时候？”

“这个节日我还没收到您的节礼呢。”

这以前安娜·阿基莫芙娜一次也没听说过到节日就得送给律师一笔节礼，现在她觉得为难了：应该送给他多少呢？这是非送不可的，因为他在等节礼，虽然他用含情脉脉的眼光瞧着她。

“大概是纳扎雷奇忘了，”她说。“然而现在补救还不算迟。”

她忽然想起昨天那一千五百个卢布如今放在她卧室里梳妆台的抽屉里。她就把那笔讨厌的钱拿来，送给律师，他带着懒洋洋的风雅姿态把钱塞进上衣口袋里，于是这件事就过去了，显得挺美满，挺自然。象这样突然提起节礼，而且收下一千五 ，那是与律师的身份相称的。

“ merci，”他说着，吻她的手指头。

克雷林走进来，脸上带着睡意，显得挺舒服，然而勋章 不再戴在胸前了。

他和雷塞维奇又坐了一忽儿，各自喝下一杯茶，就起身告辞。安娜·阿基莫芙娜有点心慌。……她完全忘了克雷林在哪儿工作，该不该给他钱，如果该给的话，那么是应该现在给呢，还是装在信封里，派人送去。

“他在哪儿工作？”她小声问雷塞维奇。

“鬼才知道，”律师嘟哝一句，打了个呵欠。

她寻思：克雷林以前常到她伯父和她父亲家里来，而且尊敬他们，那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大概他在用他们的钱做好事，在一 个什么慈善机关里工作吧。她到分别的时候，就往他手里塞了三百个卢布，他呢，仿佛大吃一惊，睁着死鱼般的眼睛瞧了她一忽儿，不过后来好象明白过来了，就说：“可是，尊敬的安娜·阿基莫芙娜，至于收条，您最早也要到新年才能收到了。”

雷塞维奇在米宪卡给他穿皮大衣的时候已经浑身发软，懒得动弹，身子摇摇晃晃了。他走下楼去，样子十分衰弱；看来，只要他一坐上雪橇，马上就会睡熟。

“阁下，”他在楼梯上站住，懒洋洋地对克雷林说，“不知您体验过这样一种感觉没有？好象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力量把您往长里拉，您就给拉得越来越长，最后变成一根极细的游丝。这种变化主观上表现为一种特别的、没法跟任何东西相比的色情感觉。”

安娜站在楼上，看见他们两人各自给米宪卡一张钞票。

“不要忘了我！再见！”她对他们叫道，跑回自己的寝室去了。

她赶快脱掉那件已经惹得她讨厌的连衣裙，穿上宽大的长袍，跑下楼去。她一面跑，一面笑，还顿着脚，象个顽皮的孩子。她渴望顽皮地闹一阵。

【注释】

①勒孔特·德·李勒（１８１８—１８９４），法国诗人，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帕尔纳斯派的领袖。

②当时意大利的一个女演员。

③法语：世纪末。

④一种麻醉剂，服用此剂能导致嗜毒成瘾。

⑤法国作家雨果所著的小说《笑面人》中的两个人物，女的是一位美丽的公爵小姐，男的却是个脸面畸形的丑角。

⑥北非等地沙漠区的干热风，常伴随着沙暴。

⑦柏拉图式的爱情指精神恋爱。

四、傍晚

穿着肥大的印花布罩衫的姑母、瓦尔瓦鲁希卡和另外两个老太婆，正坐在饭厅里吃晚饭。她们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 大块腌牛肉、一块火腿和各种腌小菜。那块腌牛肉很肥，看样子很好吃，冒出一股热气，升腾到天花板上。楼下是不喝葡萄酒的，可是另一方面却有很多种白酒和果子露酒。厨娘阿加芙尤希卡又白又胖，吃得饱饱的，站在门口，两条胳膊交叉着，正在跟那两个老太婆讲话。端茶和收盘子的是楼下的玛霸，一个黑发的姑娘，头发上系着大红的丝带。两个老太婆从早晨起就吃饱了，临吃晚饭的一个钟头以前还喝过茶，吃过加奶油的甜馅饼，因此现在吃得很勉强，仿佛在尽义务似的。

“哎呀，可不得了！”姑母看见安娜·阿基莫芙娜忽然跑进饭厅，挨着桌子，在她身旁一把椅子上坐下，就惊叫道。

“你把我吓坏了！”

每逢安娜·阿基莫芙娜心绪好，玩玩闹闹，家里的人就都高兴，这种情况每次都使人想到老头子已经死掉，老太婆在这所房子里已经没有什么权柄，人人都可以爱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用不着害怕受到严厉处罚了。只有那两个陌生老太婆斜眼看着安娜·阿基莫芙娜，现出大惑不解的神情，因为她唱起歌来了，而在饭桌旁边唱歌是罪过。

“我们的女主人，美人儿，五彩画！”阿加芙尤希卡肉麻地数落起来。“我们的珍贵的钻石！……那么多人，今天来参拜我们公主的人那么多，主啊，真了不得！又有将军，又有军官，又有老爷。……我一直瞧着窗外，数那些客人，数啊数的，到后来数不清楚，只好算了。”

“按我的看法，这些混蛋，他们还是根本不来的好！”姑母说。她忧虑地瞧着她的侄女，补了一句：“他们光是糟蹋我这可怜的孤女的光阴罢了。”

安娜·阿基莫芙娜饿了，因为她从早晨到现在，什么东西也没吃过。她们给她斟了一点很苦的露酒，她喝下去，吃了块加芥末的腌牛肉，觉得非常可口。随后楼下的玛霞端来火鸡、渍苹果和醋栗。这也好吃。只有一件事不愉快：瓷砖面的火炉不住地冒着热气，弄得空气发闷，大家的脸热得发烧。……晚饭后，仆人拿掉桌布，端来几碟薄荷蜜糖饼干、核桃、葡萄干。

“你也坐下，……干吗站在那儿？”姑母对厨娘说。

阿加芙尤希卡叹了口气，在桌旁坐下。玛霞也在她面前放一个酒杯，于是，安娜·阿基莫芙娜觉得，阿加芙尤希卡的白脖子象那个火炉似的，也在冒热气。大家纷纷议论：如今出嫁变得困难了，从前男人即使不贪图美色，至少也贪图钱财，可是现在谁也弄不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从前，只有驼背和瘸腿的姑娘才嫁不出去，现在呢，连相貌俊俏的和家里有钱的也没有人要。姑母把这种现象说成是道德败坏，说人们不敬畏上帝了；不过她忽然想起她的哥哥伊凡·伊凡内奇和瓦尔瓦鲁希卡，这两个人都过着信神的生活，敬畏上帝，可是他俩仍旧私下里生下孩子，送到育婴堂去。她发觉不对头，就改换话题，讲起以前她有过一个求婚者，是个工人，她很爱他，可是她的哥哥硬逼她嫁给一个丧偶的画圣像的匠人，谢天谢地，过了两年这个人总算死了。楼下的玛霞也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带着鬼鬼祟祟的神情说，这个星期每天早晨都有个来历不明的男人在院子里出现，这人留着黑唇髭，穿一件镶着羔皮领子的大衣，他一走进院子，就对着这所大房子的窗户看一阵，然后往前走，到厂房那边去了；这个男人挺不错，身材魁梧……听了这些话，安娜·阿基莫芙娜不知什么缘故忽然想要出嫁了，这种愿望十分强烈，到了难忍难熬的地步，她觉得她情愿减少一半寿命，交出全部财产，只求她心里知道，楼上有一个人对她来说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亲近，知道他热烈地爱她，依恋她。她一想到这种美妙的、不是用言语所能表达的亲密，她的心灵就波动起来，而健康和青春的本能就来诱惑她，诳骗她说，真正富有诗意的生活还没有来临，还在前面；她呢，听信了，就往椅背上一靠（这样一来她的头发就披散了），笑了起来，别人看见她笑，就也笑起来。这种无端的笑声在这个饭厅里久久不散。

仆人来通报，说“步行虫”到此地来过夜。她是个朝山拜神的女人，名叫巴霞，或者斯皮利多诺芙娜，生得又小又瘦，年纪在五十岁上下，穿一身黑衣服，头上戴着白头巾，目光锐利，鼻子尖尖的，下巴也尖，她的眼睛狡猾阴险，看起人来现出什么都能看透的神情。她的嘴唇缩成心的形状。由于她阴险和对人的敌意，在商人家庭里，人们就管她叫“步行虫”①。

她走进饭厅，对谁也不看一眼，径直往圣像走去，用女中音唱起《你的圣诞节》，然后唱《今天圣母》，又唱《基督降生》，过后才回转身来，用她那锐利的目光向大家望了一下。

“过节好！”她说着，吻安娜·阿基莫芙娜的肩膀。“我费了很大的劲，费了很大的劲，才算走到你们这儿，我的恩人。”

然后她吻姑母的肩膀，说：“我今天早晨就动身上你们这儿来了，可是半路上我到几个好心人家去歇了歇。‘再坐一忽儿，坐一忽儿吧，斯皮利多诺芙娜。’我呢，糊里糊涂，没有留意天色已经黑下来了。”

由于她不吃肉食，仆人就给她端来鱼子和鲑鱼。她一面吃，一面皱起眉头打量

大家，喝下三杯白酒。她吃饱了以后祷告上帝，然后在安娜·阿基莫芙娜跟前跪下。

如同去年和前年一样，她们开始玩“国王”②。所有的仆人，楼上楼下的都在内，围在房门口，看她们玩牌。安娜·阿基莫芙娜好象看见在男男女女的一群人当中有两次闪过米宪卡的身影，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头一个做国王的是“步行虫”，安娜·阿基莫芙娜却当了兵，向她进贡，后来姑母做了国王，而安娜·阿基莫芙娜当农民或者“狗崽子”，招得大家直乐；阿加芙尤希卡却做了王子，高兴得脸都臊红了。桌子的另一头也搞起一个牌局，打牌的有两个玛霞，有瓦尔瓦鲁希卡，还有女缝工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她是特意为玩“国王”而被人叫醒的，因而脸上带着睡意，老大的不高兴。

玩牌的时候大家谈起男人，讲到如今要嫁给一个好人是多么困难，又谈起哪种人的日子好过些，老姑娘呢，还是寡妇？

“你是个漂亮、健壮的姑娘，”步行虫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可是，小姐，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你为了谁守着不出嫁。”

“如果没有人要我，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也许你起誓要永远做姑娘吧？”步行虫接着说，仿佛没听见答话。“嗯，这也是好事，就做一辈子姑娘吧。……做一 辈子姑娘吧，”她反复说，专心地、狡猾地瞧着自己的牌。

“嗯，亲爱的，要做就做吧，……是啊。……不过处女，那些圣处女，也是各不相同的，”她说，叹了口气，把国王打出去了。“嗯，各不相同，小姐！有的人确实保持贞洁，跟修女一 样，规规矩矩，要是这样的人偶尔犯了罪，她呀，这个可怜的人儿，就会难过得要命，责备这样的人是罪过的。不过另外还有一种处女，成天价穿着黑衣服，而且悄悄给自己缝好了寿衣，而背地里却跟有钱的老头子勾搭。真的，我的小金丝雀儿。有的坏女人使出妖法，把老头子降伏住，我亲爱的，把老头子降伏住，弄得他晕头转向，晕头转向，等到她拿足他的钱财和彩票，她就索性使出妖法来把他弄死完事。”

对这些暗讽，瓦尔瓦鲁希卡光是叹口气，看一下圣像，算是回答。她的脸上现出基督徒的温顺神情。

“我就认识这么一个老姑娘，她是我的死对头，”步行虫接着说，得意洋洋地扫大家一眼。“她呀，这个女魔鬼，也老是叹气，瞧圣像。后来她把一个老头子降伏住了，要是你去找她，她就给你一块面包，吩咐你跪在地下，她自己唱起来：‘你生了孩子，可是仍旧保持着童贞③……’到了节日，她才给你一块面包吃，至于平时，她会骂你一顿。好，现在啊，我却要拿她开心了！由着我的性儿拿她开心了，我的小钻石！”

瓦尔瓦鲁希卡又看一眼圣像，在胸前画个十字。

“是啊，谁也不要我，斯皮利多诺芙娜，”安娜·阿基莫芙娜说，想换一下话题。“这有什么办法呢？”

“这怪你自己，小姐。你老是等待那种贵族出身、受过教育的，其实你该嫁给一个跟你同样身分的商人才是。”

“商人可不要！”姑母说，着急起来。“保佑吧，圣母！贵族固然会把你的钱一古脑儿花光，不过另一方面，他总还会疼你，我的小傻瓜。商人却立下很严的家规，弄得你就是在自己家里也休想安生。你有心跟他亲热一下，他却只顾剪他的息票，数他的钱。你坐下来跟他一块儿吃饭，他就数落你吃了他的面包，其实你吃的是你自己的，这乡巴佬！……你还是嫁给贵族吧。”

大家一齐讲起来，嘁嘁喳喳，互相打岔。姑母用一把夹核桃的钳子敲着桌子，涨红了脸，气呼呼地说：“商人可不行！不行！你要是把个商人弄到家里来，那我就去养老院！”

“嘘，……安静点！”步行虫叫道。等到大家静下来，她就眯细一只眼睛，说：“你猜怎么着，安努希卡④，我的燕子？

你用不着象大家那样真正嫁人。你是个有钱的、自由自在的人，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过，孩子，做个老姑娘也还是显得不合适。你要知道，我可以给你找个不中用的、傻头傻脑的男人，你呢，装个样子跟他成亲，然后你就自管去找乐子，俊姑娘！嗯，你不妨塞给你丈夫五千或者一万，叫他从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你呢，待在家里当家作主，想爱谁就爱谁，谁也管不着你。到那时候你自管去爱你那些贵族出身、受过教育的好了。嘿，那简直不是生活，而是成仙哩！”

步行虫用手指头打了个榧子，吹一声口哨，说：“你就自管去找乐子吧，俊姑娘！”

“那可是罪过啊！”姑母说。

“哼，罪过，”步行虫说，冷笑一声。“她是个受过教育的姑娘，她明白。拿刀子杀人或者用妖法降伏老头子是罪过，这没话说；可是爱上一个风流倜傥的朋友，压根儿就说不上有罪。真的，那算得了什么呢？真是什么罪也说不上！那些话全是朝山拜神的人胡想出来，哄骗老百姓的。是啊，我也到处说什么有罪啊有罪，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罪。”

步行虫说完，喝下点果子露酒，清了清嗓子。“你自管找乐子吧，俊姑娘！”她说，这一回大概是在说她自己了。“妞儿们，我这三十年来一直念叨有罪，而且害怕，现在我才看出来我错过时机，我白活了！哎，我是个傻瓜，我是傻瓜呀！”她说，叹了口气。“娘们儿家的一生是短暂的，每一天都该爱惜才是。

你，安努希卡，长得漂亮，又很有钱，可是你一到三十五岁或者四十岁，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啦。孩子，你别听那些人的话，自管过你的日子，玩玩乐乐活到四十岁，然后你祷告上帝，祈求恕罪，什么叩头啦，缝寿衣啦，反正有的是工夫。

你给上帝敬上一支蜡烛，给魔鬼送去一根火钩子！你不妨两件事一块儿办！嗯，怎么样？你愿意让一个小人物沾一下你的光吗？”

“我愿意，”安娜·阿基莫芙娜说，笑起来。“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我情愿嫁给一个普通人。”

“哦，那才好！嘿，那你会挑中一个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啊！”

步行虫说，眯细眼睛，摇头晃脑。“嘿！”

“我也对她说过，要是她找不到贵族，那也别嫁给商人，索性嫁给一个普通人吧，”姑母说。“至少我们家里也该有个男当家才行。好人还嫌少吗？就是嫁给我们厂里的工人也成啊。那些工人都不喝酒，挺老成嘛。……”“可不是！”步行虫同意。“那些小伙子挺好。姑姑，你愿不愿意我来做媒，把安努希卡嫁给瓦西里·列别金斯基？”

“哦，瓦夏⑤的腿可是太长了，”姑母认真地说。“他瘦得很。相貌也不中看。”

房门口的人群笑起来。

“那么，嫁给彼梅诺夫吧。你愿意嫁给彼梅诺夫吗？”步行虫问安娜·阿基莫芙娜。

“好。你上彼梅诺夫那儿去提亲吧。”

“真的？”

“你去提亲吧！”安娜·阿基莫芙娜坚决地说，用拳头捶一下桌子。“我说话算数，我一准嫁！”

“真的？”

安娜·阿基莫芙娜发觉自己的脸颊发烧，大家都瞧着她，她忽然感到害羞起来，把桌上的牌搅乱，就跑出房外去了。她跑上楼梯，到了楼上，在客厅里钢琴旁边坐下。她听见楼下传来嗡嗡声，仿佛大海在喧嚣。大概她们在谈她，谈彼梅诺夫，说不定步行虫趁她不在，正在奚落瓦尔瓦鲁希卡，而且，她的话肯定说得更露骨。

整个楼上，只有大厅里点着一盏灯，微弱的灯光从房门口射进漆黑的客厅。这时候还不到十点钟。安娜·阿基莫芙娜弹一个圆舞曲，接着又弹一个，随后再弹一个，接连不断地弹下去。她瞅着钢琴后面的幽暗墙角，微微地笑，心里呼唤着它，不由得暗自想道：要不要现在就进城去找人，比方说去找雷塞维奇，对他谈谈她此刻灵魂里发生的一切？她想滔滔不绝地讲话，欢笑，胡闹，然而钢琴后面的幽暗墙角却保持阴郁的沉默。四下里，楼上所有的房间里，到处一片寂静，没有一个人。

她喜欢动人的抒情歌曲，可是她的嗓音不悦耳，没受过训练，因此她光是弹伴奏曲，虽则也唱，声音却低得勉强听得见，只发出一点儿鼻音。她小声唱着一个个抒情歌曲，那些歌所唱的大多是爱情、离别、破灭的希望。她幻想她怎样对他伸出手去，含着眼泪恳求说：“彼梅诺夫，搬掉我心头的重负吧！”到那时候，仿佛她的罪过就得到了宽恕，她的灵魂会变得轻松愉快，而自由的，也许幸福的生活也就此开始了。

她忧伤地期望着，向琴键低下头去，心里热切地希望这种生活的变化马上就会发生；一想到原来的生活还要继续一段时期，就不由得感到害怕。随后她又弹琴，轻声唱歌，四下里静悄悄的。楼下不再传来嗡嗡声，大概她们都上床睡觉了。十 点钟早就敲过。寂寞乏味的长夜正在逼近过来。

安娜·阿基莫芙娜走遍所有的房间，在一张长沙发上躺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她的书房里去看今天傍晚收到的信。有十二封拜节的信和三封没有署名的匿名信。其中有一封是一 个普通工人用极其潦草而且几乎认不清的笔迹有的，他抱怨工厂商店里卖给工人的素油味道发苦，有煤油的气味；在另一封信上，有人恭恭敬敬地报告，说纳扎雷奇在最近几次买铁的生意中收下某人的贿赂一千卢布；第三封信骂她残忍。

节日的兴奋正在慢慢地消失，安娜·阿基莫芙娜为了保持这种心境就又在钢琴边坐下，开始轻声弹奏一个新的圆舞曲，然后她又想起今天吃中饭的时候她的思想和话语是多么聪明、正直。她看一眼四周乌黑的窗子和挂着画片的墙壁，看一眼从大厅里射进来的微弱灯光，忽然没来由地哭起来。她想到自己这么孤单，没有一个人可以谈一谈话，商量一下事情，不由得心中气恼。她为了打起精神来，就极力想象彼梅诺夫的模样，可是这也无济于事。

时钟敲了十二点。米宪卡走进来，这时候他已经不是穿燕尾服，而是改穿上衣了。他默默地点燃两支蜡烛，然后走出去，过一忽儿端着一个托盘进来，托盘上放着一杯茶。

“您笑什么？”她看出他脸上有笑意，就问道。

“方才我在楼下听见您拿彼梅诺夫说了一阵笑话，……”他说着，伸手遮住他那笑着的嘴。”刚才要是叫他跟维克托尔·尼古拉耶维奇和那位将军一块儿吃饭，他会活活吓死的，”米宪卡说，笑得两个肩膀颤抖起来。“恐怕他连怎样拿叉子都不会。”

这个听差的笑声、他的话语、他的上衣、他的唇髭，给安娜·阿基莫芙娜留下一种不干不净的印象。她闭上眼睛，不愿意再看见他。她不由自主地想象彼梅诺夫跟雷塞维奇和克雷林同桌吃饭的样子，她觉得他那胆怯而缺乏文化修养的模样又可怜又狼狈，惹得她厌恶。一直到这时候，她才在这一 天当中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她所想和所说的关于彼梅诺夫，关于跟普通工人结婚的话，都是废话，蠢话，胡闹。她要叫自己相信事情不是这样，要克服那种厌恶的心情，就特意回 想她在吃中饭的时候说过些什么话，可是她不能冷静地思考了。她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害臊，担心这一天她也许说了什么多余的话，厌恶自己的懦弱，所有这些使得她心慌意乱。她举起蜡烛，仿佛有什么人在追她似的，赶快走下楼去，叫醒斯皮利多诺芙娜，极力对她表白她刚才是说笑话。后来她回 到自己的卧室。红头发的玛霞本来坐在床边一张圈椅上打盹，这时候跳起来，动手整理床上的枕头。她脸容疲倦，带着睡意，她那漂亮的头发有半边披散下来。

“文官恰里科夫傍晚又来了，”她打着呵欠说，“可是我没敢来通报。他喝得烂醉。他说明天再来。”

“他找我干什么？”安娜·阿基莫芙娜生气地说，把梳子往地板上一丢。“我不要见他！不要见他！”

她断定她的生活里除了这个恰里科夫以外什么人也不会留下，这个人会不断地纠缠她，让她每天都想到她的生活多么没趣味，多么荒谬。要知道，她只能够干一件事，那就是接济穷人。啊，这是多么愚蠢！

她没脱掉衣服就躺下去，又是羞臊又是烦闷，呜呜地哭起来。在她看来，最恼人、最愚蠢的是，今天她那些关于彼梅诺夫的幻想都是正直、高尚、可贵的，然而同时她却感到雷塞维奇，以至克雷林，对她来说却比彼梅诺夫以及所有的工人加在一起还要亲近些。这时候她暗想，如果刚刚过去的漫长的一天可以画在一幅画上，那么，凡是恶劣庸俗的东西，例如那顿中饭、律师的话、“国王”牌戏，倒都是真实的，她那些关于彼梅诺夫的幻想和话语反而跟整个画面不协调，成了虚假的东西，成了牵强的东西。她还想到如今盼望幸福已经太迟，她已经什么都完了，要想重过当初跟她母亲同睡一 条被子的那种生活，或者想出一种新的、特别的生活，已经不可能了。

红头发的玛霞跪在床前，带着凄凉和迷惘的神情瞧着她，然后她自己也哭起来，把她的脸贴到女主人的手上，至于她为什么这样伤心，那是不用细说就可以明白的。

“我和你都是傻瓜，”安娜·阿基莫芙娜说，又是哭又是笑。“我们都是傻瓜！哎，我们是什么样的傻瓜呀！”

【注释】

①“步行虫”是一种昆虫，成虫与幼虫多为肉食性，食量大，有人称之为昆虫中间的猛虎。

②一种纸牌戏。

③指基督教的圣母。

④安娜的小名。

⑤瓦西里的爱称。

邻居

彼得·米海洛维奇·伊瓦欣心绪恶劣极了。他妹妹是个姑娘家，却搬到一个已婚的男子符拉西奇家里去住了。为了设法摆脱不论在家里还是在野外老是不肯离开他的那种沉郁沮丧的心境，他就向他的正义感，向他的纯正美好的信念求援：他可是素来拥护自由恋爱的啊！然而这都无济于事。他每次总是违背自己的意志，得出和愚蠢的奶妈同样的结论，那就是，他妹妹行为不端，符拉西奇把他的妹妹拐走了。这真是愁煞人。

他母亲整天都没走出她的房间。奶妈小声说话，长吁短叹；他的姑妈每天都准备动身，时而把她的皮箱搬到前厅去，时而又搬回她的房间。家里，院子里，花园里，都静悄悄的，仿佛这所房子里死了人似的。他的姑妈，仆人们，甚至那些农民，依彼得·米海雷奇看来，都象是带着捉摸不透的困惑神情瞧着他，仿佛想说：“人家勾引你的妹妹，你怎么没有动静呢？”他责备自己无所作为，可是他也不知道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是。

照这样过了大约六天。到第七天，那是星期日吃过午饭以后，一个骑马的人送来一封信。信封上的字是他所熟悉的女人的笔迹写的：“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伊瓦欣娜夫人收。”

不知什么缘故，彼得·米海雷奇觉得这个信封、这种笔迹、“夫人”这两个字，都有一种挑衅的、逞强的、自由主义的意味。而女人的自由主义总是顽强，不退让，残忍无情的。……“她宁可死，也不肯对她不幸的母亲让步，向她赔罪，”彼得·米海雷奇一面想，一面拿着那封信向他母亲的房间走去。

他母亲和衣躺在床上。她看见儿子，就猛地坐起来，理一下从包发帽里滑下来的白头发，很快地问道：“什么事？什么事？”

“写信来了，……”儿子说，把信交给她。

在这所房子里，“齐娜”这个名字，以至“她”这个字，都没有人提起。碰到说起齐娜的时候，总是不提名道姓，只说“写信来了”或者“走了”。……母亲认出女儿的笔迹，她的脸色变得难看，不愉快，她的白头发又从包发帽里滑下来了。

“不！”她说，摆一下手，好象那封信烫了她的手指头似的。“不，不，拿走！我说什么也不看！”

母亲放声大哭，又是伤心又是羞愧。她显然想看这封信，可是她的自尊心不容许她这样做。彼得·米海雷奇明白他自己应当拆开这封信，大声读一遍；然而他心里忽然生出一股以前从没体验过的怒火，他跑到院子里，对骑马的人嚷道：“你回去说，没有回信！没有回信！你就这么说，畜生！”

他把那封信撕碎，然后眼泪涌上他的眼眶。他觉得自己残忍，有罪，不幸，就走到野外去了。

他只有二十七岁，可是已经发胖，按老年人的装束，衣服肥大，而且害上了气喘病。他身上已经有年老的独身地主的种种气质。他不谈恋爱，不想结婚，只爱他的母亲、妹妹、奶妈、花匠瓦西里奇。他喜欢吃好菜，睡午觉，谈政治，谈高尚的问题。……他早已大学毕业，不过现在他却把这件事看得象是服满了青年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不得不服的兵役似的；至少，如今每天在他脑子里活动的思想已经跟大学以及他学过的那些科学毫不相干了。

旷野上炎热而安静，下雨以前总是这样。树林里蒸发着热气，松树和腐烂的叶子冒出一股浓重的气味。彼得·米海雷奇时不时地站住，擦一下湿漉漉的额头。他查看他的秋播作物和春播作物，绕过三叶草地，有两次在树林边上赶走一 只山鹑和它那些雏鸟。他一直在思忖：这种不堪忍受的局面不能永久拖下去，总得好歹把它了结才成。了结得愚蠢也罢，荒唐也罢，反正非了结不可了。

“可是该怎么了结呢？怎么着手呢？”他问自己，用恳求的眼光望望天空，再望望树木，仿佛央求它们来帮忙似的。

可是天空和树木沉默不语。纯正的信念帮不上他的忙；而常识告诉他，这个恼人的问题除了愚蠢的办法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今天对待骑马的人的那个场面绝不是这类场面的最后一次。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想一想都可怕！

当他回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这时候他才觉得这个问题无论怎样也没法解决。跟既成事实妥协是不行的，不妥协也不行，而中间的道路却没有。他脱下帽子，用手绢扇着脸，顺着大路走，离家大约还有两俄里路，身后响起了铃铛声。那是配合得很精巧很成功的一串大大小小的铃铛，发出玻璃样的玎玲玎玲声。马车上装这种铃铛的，只有本县警察局长美多夫斯基一个人。他从前做过骠骑兵的军官，荡尽家财，身体虚弱，是彼得·米海雷奇的一个远亲。伊瓦欣家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对齐娜怀着父辈的温柔感情，很喜爱她。

“我正好要到您家去，”他追上彼得·米海雷奇，说。“您坐上车来吧，我带您走一程。”

他微微地笑，样子很快活。显然，他还不知道齐娜跑到符拉西奇家里去了。很可能他已经听到这个消息，可是不相信。彼得·米海雷奇觉得自己处境尴尬。

“欢迎您来，”他支吾道，脸红得快要流泪了，不知道该说什么谎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很高兴，”他接着说，极力做出笑脸，“不过……齐娜走了，我母亲病了。”

“真遗憾！”警察局长说，呆呆地瞧着彼得·米海雷奇出神。“我本来打算在您家里消磨一个傍晚呢。可是齐娜伊达①·米海洛芙娜到哪儿去了？”

“到西尼茨基那儿去了，从那儿好象要到修道院去。我不十分清楚。”

警察局长又谈了一阵，就拨转马头回去了。彼得·米海雷奇走回家，战战兢兢地思忖着警察局长知道真情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彼得·米海雷奇想象着这种心情，体会着这种心情，同时走进了正房。

“帮助我们吧，主啊，帮助我们吧，……”他想。

临到喝晚茶，饭厅里只坐着他姑妈一个人，她的脸上照例表现出这样一种神情：她虽然弱小，无依无靠，可是绝不允许任何人侮辱她。彼得·米海雷奇在桌子的另一头坐下（他不喜欢他的姑妈），开始默默地喝茶。

“你母亲今天又没吃午饭，”他的姑妈说。“你，彼得鲁希卡②，应该过问一下。挨饿光是苦了自己。这可解不了愁啊。”

彼得·米海雷奇觉得荒唐可笑，因为他姑妈居然出头管别人的事，而且她看到齐娜走了，自己也要走。他本想说几句话顶撞她，可是忍住了。他一面按捺自己，一面感到如今已经到了非采取行动不可的时候，他再也没有力量忍耐下去了。要么马上采取行动，要么就往地上一扑，大嚷大叫，用脑袋撞地板。他想象符拉西奇和齐娜，这两个心满意足的自由思想者，目前正在不知什么地方一棵槭树底下亲嘴，于是这七天当中郁积在他心头的愤恨和怨毒就一齐落到了符拉西奇身上。

“一个人来勾引我的妹妹，把她拐走了，”他想，“另外就会有人来杀死我母亲，还会有人来放火烧房子，或者把这所房子抢劫一空。……所有这些都是打着个人的友谊、高尚的思想、不惜受苦的旗号干出来的！”

“不，这不行！”彼得·米海雷奇忽然大叫一声，一拳头砸在桌子上。

他跳起来，跑出饭厅。马厩里站着总管的一匹马，已经备好鞍子。他骑上去，疾驰到符拉西奇家去了。

他的灵魂里掀起了十足的风暴。他感到有必要做一件泼辣的、非同小可的事，哪怕事后懊悔一辈子也在所不惜。要不要索性骂符拉西奇一声坏蛋，打他一个耳光，然后挑战，跟他决斗？然而符拉西奇决不是那种敢于站出来决斗的人，至于骂他坏蛋，打他耳光，他只会变得更加可怜，更加畏畏缩缩。这班不会反抗的可怜虫都是些最讨厌、最难缠的人。不管他们干出什么事来，都可以不受惩罚。这种可怜虫每逢受到罪有应得的责难，总是抬起深深地负咎的眼睛，露出一脸的苦笑，温顺地低下头去作为回答；看到这光景，就连正义本身都不忍心举起手来惩罚他了。

“那也不管。我要当着她的面用马鞭子抽他，对他狠狠地骂一顿，”彼得·米海雷奇决定。

他骑着马穿过他的树林和荒地，想象着齐娜为了替自己的行为辩护会讲到妇女的权利，讲到个人的自由，讲到在教堂里按规定的仪式结婚和自由结合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她会象一般女人那样争论她不理解的事。临了，她多半会问：“这件事跟你有什么相干？你有什么权利管这件事？”

“是的，我没有权利，”彼得·米海雷奇嘟哝说。“不过这就更好。……越是粗暴，越是没有权利，那倒越好。”

天气闷热。下边，靠近地面，有一群群云雾般的蚊子低飞，凤头麦鸡在荒地上发出凄凉的悲鸣声。一切都预告天要下雨，可是天上一点云也没有。彼得·米海雷奇越过他的田界，在光滑平坦的旷野上奔驰。他常骑马走这条路，熟悉这条路上的每丛灌木和每块洼地。眼前，在暮色中，远远看去象一道黑色峭壁的东西，其实是一座红色教堂。他能完全想象它的模样，连一个细节也不漏，甚至想象大门上的灰泥，想象老是到围墙里面去吃草的牛犊。在教堂右边一俄里远的地方有个黑糊糊的小树林，那是柯尔托维奇伯爵的树林。树林后面就是符拉西奇的土地。

从教堂和伯爵的树林后面，有一大块乌云拢过来，乌云里不时现出苍白色的闪电。

“果然要下雨了！”彼得·米海雷奇暗想。“保佑我，主啊，保佑我。”

马跑得太快，不久就乏了，彼得·米海雷奇本人也累了。

带来风暴的乌云愤愤地瞧着他，仿佛劝他回家去。他有点心惊胆战了。

“我要对他们证明他们做得不对！”他鼓励自己。“他们会说这是自由恋爱，这是个人自由。可是自由就是克制，不是听凭情欲摆布。他们这么干，是放荡，不是自由！”

这时候，他来到伯爵的大池塘边上。由于天空有乌云，池水变成了深蓝色，阴森森的，池子里冒出一股潮气和绿苔的气味。小径旁边有两棵柳树，一棵老的和一棵小的，彼此温柔地依畏着。大约两个星期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彼得·米海雷奇和符拉西奇一块儿溜达过，低声唱过一首大学生的歌：“要是没有爱情，青春虚度，就等于断送年轻的生命。

……”无聊的歌！

等到彼得·米海雷奇走出小树林，天上已经响起隆隆的雷声，树木发出飒飒声，给风刮得弯下腰去。应当快点走才对。从这片小树称到符拉西奇的庄园，只要穿过一个草场，至多走一俄里路。这儿，道路两旁立着些老桦树。它们，如同它们的主人符拉西奇一样，显得忧伤而可怜，也跟他一样消瘦而细长。大颗的雨点打得桦树和青草沙沙地响。风顿时停了，空中有潮湿的土地和杨树的气味。前边出现了符拉西奇的篱笆以及一棵也是又瘦又高的黄色金合欢。在栅栏坍塌的地方可以看见一个荒芜的果园。

彼得·米海雷奇不再想耳光，也不再想鞭子，他不知道他到了符拉西奇家里会有什么举动。他心虚了。他为自己，也为他妹妹害怕，想到他马上会跟她见面不由得战战兢兢。她会怎样对待她哥哥呢？他们两个人会说出些什么话来呢？要不要趁时机还不算迟，赶紧往回走？他一面这样想，一面策动马匹走上菩提树夹道的林荫路，往正房跑去。他绕过很大的丁香花丛，突然看见了符拉西奇。

符拉西奇没戴帽子，穿着花布衬衫和高统皮靴，在大雨下躬着身子，从房角往门廊走去。他身后跟着一个工人，拿着锤子和钉子盒。大概他们刚修完一块给风刮坏的护窗板吧。

符拉西奇看见彼得·米海雷奇，就站住了。

“是你？”他说，微微一笑。“啊，这真好。”

“是啊，你瞧，我来了，……”彼得·米海雷奇轻声说着，两只手拂掉身上的雨。

“哦，这真好。很高兴，”符拉西奇说，可是没有伸出手来，显然他不敢先伸手而等着对方伸手。“这场雨对燕麦很好！”他说，看一下天空。

“是的。”

他们沉默地走进房子。从前厅往右走，穿过一道门，走进另一个前厅，然后走进大厅，再往左是一个小房间，总管在冬天就住在那儿。彼得·米海雷奇和符拉西奇走进这个房间。

“你是在什么地方遇上雨的？”符拉西奇问。

“不远。差不多就在这所房子附近。”

彼得·米海雷奇在床上坐下。他暗自高兴，因为雨声很响，房间里又黑。这样好一点，不那么可怕，也不必瞧着对方的脸了。他的怨恨已经过去，只剩下恐惧和对自己的气恼。

他觉得自己一开头就做得不对头，觉得他这次跑来不会有什么结果。

这两个人沉默一忽儿，装出听雨声的样子。

“谢谢你，彼得鲁沙，”符拉西奇嗽一下喉咙，开口说。

“你来了，我很感激。这足见你宽宏大量，品格高尚。我明白这一点。请你相信我，我对这一点看得很重。请你相信我。”

他看一眼窗外，在房间里站定，接着说：“事情发生得有点秘密，好象我们要瞒着你似的。这些天来，我们想到你也许会觉得受了我们的侮辱，生我们的气，我们的幸福就显得不圆满。不过请你容许我辩白一下。我们保守秘密倒不是因为我们信不过你。第一 ，事情发生得突然，象是来了灵感似的，没有仔细考虑的余地。第二 ，这是一件私事，不好对外人讲，……不便让第三者插手，哪怕象你这样亲近的人也不行。然而主要的是，在这件事上我们始终强烈地指望你会宽宏大量。你是一个极其宽宏大量，极其高尚的人。我对你感激不尽。日后如果你需要我的生命，你自管来，把它拿去就是。”

符拉西奇用平静而低沉的男低音讲话，老是那么个调门，仿佛在嗡嗡地叫。他分明很激动。彼得·米海雷奇觉得现在该由他讲话了，如果光是听人讲话而自己沉默，那在他就无异于真要扮演一个最宽宏大量和最高尚的忠厚人了，然而他到此地来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很快站起来，喘着气，低声说：“你听我说，格利果利，你知道，我喜欢你，我不能希望我妹妹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丈夫了。可是现在发生的这件事太吓人！连想一下都可怕！”

“这有什么可怕的呢？”符拉西奇用发颤的声调问道。“假如我们做了坏事，那才可怕，可是这并不是坏事啊！”

“你听我说，格利果利，你知道，我是没有成见的。可是原谅我说句老实话，依我看来，你们俩的行为太自私了。当然，这话我不会对齐娜说，那会伤她的心，不过你得知道，我母亲难过到了没法形容的地步。”

“是的，这事是叫人难受的，”符拉西奇说，叹了口气。

“这一点我们事先已经料到了，彼得鲁沙，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你的行为使得一个什么人伤心，那还不能说这种行为不好。有什么办法呢！你所采取的每个严肃步骤总难免要伤别人的心。假如你去为自由战斗，那也会惹得你母亲难过的。有什么办法呢！谁要是把亲人的安宁看得高于一切，谁就得全盘放弃思想生活。”

窗外闪过一道明亮的电光，这道闪光仿佛改变了符拉西奇的思路。他挨着彼得·米海雷奇坐下，讲出些完全不必要的话。

“我，彼得鲁沙，是崇拜你妹妹的，”他说。“往常我到你家去，每次我都有一种感觉，仿佛是去朝圣似的，而我也真的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我这种崇拜还在一天天增长。在我的心目中，她比妻子高得多！高得多！”符拉西奇把双手一 挥，说。“她就是我的神。自从她在我这儿住下的那天起，我走进这所房子就象走进一座神殿。她是个天下少有的、不同寻常的、最最高尚的女人！”

“嘿，他胡扯起来了！”彼得·米海雷奇想。他不喜欢“女人”这两个字。

“为什么您不正式结婚呢？”他问。“你妻子要多少钱才肯离婚？”

“七万五 。”

“数目不小。不过要是跟她讨价还价呢？”

“她连一文钱也不肯让。老兄，她是个糟透了的女人！”符拉西奇叹了口气，说。“我以前从没对你讲过她，我想起她来就讨厌，可是现在机会来了，我就说一说吧。当初我是在一 种优美纯正的思想的影响下跟她结婚的。要是你想知道详情的话，那就要从头说起。我们团里有个营长，跟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同居，那就是说，随随便便把她弄上手，跟她同居两个月，又把她丢掉了。她的处境非常可怕，老兄。她不好意思回到父母那儿去，再者他们也不会收留她。她的情人又抛弃了她，她简直只好到营房里去卖淫了。团里的军官们都感到愤慨。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圣徒，可是这种卑鄙的行为实在太刺眼了。再者，团里的军官们本来就受不了这个营长。你知道，为了跟他捣乱，气愤的准尉和少尉们就一齐开始为不幸的姑娘募捐。好，我们这些低级尉官坐在一起开了个会，这个人拿出五个卢布，那个人拿出十个，忽然间，我的头脑发热了。我感到这个局面正是干一桩英雄事业的大好机会。我就赶紧到姑娘那儿去，用热烈的言词对她表白我的同情。我一路去找她的时候以及后来我对她讲我热烈地爱她的时候，我一直把她看成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人。是啊。……结果，这以后过了一个星期，我向她求婚了。我的长官和同事们认为我的婚姻同军官的尊严不相容。这反而给我火上加油。

我，你知道，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上证明我的行为应该用金字写在团史上，等等。这封信寄到团长那儿去了，我还抄出许多份，分发给同事们。嗯，当然，我心情激动，难免写了些尖刻的话。团里就要求我退役。这封信的草稿我不知收藏在哪儿，将来我设法拿给你看一看。信写得很有感情。你会看出我经历过多么正直而光明的冲动。我退役后，带着我妻子到这儿来。我父亲死后只留下一些债务，我自己也没有钱，可是我妻子从头一天起就应酬朋友，喜好打扮，玩牌，我只好把田产抵押出去。你知道，她过一种很糟糕的生活，我所有的邻居当中只有你一个人没有成为她的情夫。过了大约两年，我把我当时所有的钱都送给她，算是赔偿费，她就住到城里去了。是啊。……就连现在我也每年给她一千二百卢布。

糟透了的女人！老兄，有的苍蝇把卵下在蜘蛛的背上，弄得蜘蛛无论如何也抖不掉它。卵就在蜘蛛身上生长，吸它心里的血。这个女人就是照这样在我身上生长，吸我心里的血。她憎恶我，看不起我，因为我做了蠢事，也就是娶了一个象她这样的女人。她压根儿没有把我的宽宏大量看在眼里。她说：‘聪明人丢掉了我，而傻瓜捡起了我。’依她看来，只有可怜的白痴才会干出我这样的事。老兄，我痛心得不得了。总之，老兄，顺便说说，命运总是折磨我。它把我折磨得好苦啊。”

彼得·米海雷奇听符拉西奇讲话，大惑不解地问自己：这个人究竟在哪方面使齐娜如此钟情呢？他年纪不轻了，已经四十一岁，长得又瘦又干瘪，胸脯很窄，鼻子挺长，胡子花白。他说话好象在嗡嗡地叫，脸上现出病态的笑容，一面说话，一面难看地挥着手。他既谈不到健康，也没有漂亮的、男子汉的风度，更没有上流社会的气派，连欢欢喜喜的样子也没有，从外表来看，总显得没有光彩，不知道是个什么路数。

他的装束不雅致，环境单调乏味。他不赞成诗歌和绘画，因为它们“没有回答当代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不理解它们。音乐不能打动他的心。他在务农方面能力很差。他的田产让他管理得乱七八糟，已经抵押出去，后来又被第二次抵押，按照第二次抵押契约，得付一分二的利息。此外，由于期票未曾清偿，还欠下一万卢布的债务。每逢到了付利息或者给他妻子汇钱的日子，他总是到处求人借钱，从他的神情看来，好象他的房子起了火似的；同时，他冒冒失失地把存着过冬用的全部干柴卖掉而只换来五个卢布，把一大垛干草卖掉而只换来三个卢布，到后来就吩咐人拆掉果园的篱栅或者旧的温床架子，用来生火炉。他的草场给猪踩坏，树林里的幼林地段任凭农民的牲口践踏，老树每过一冬就少一些，菜园里和果园里丢着养蜂的木箱和生锈的水桶。他既没有才能，也缺乏天赋，甚至没有普通的生活能力。他在实际生活中是个天真而软弱的人，容易上当和受气，无怪农民们称他为“傻大爷”了。

他是个自由思想者，在县里被人看做赤色分子，可是就连这一点，在他身上也表现得枯燥乏味。他的自由思想缺乏独创精神和热情。不管愤慨也好，盛怒也好，高兴也好，他老是一个样子，毫不动人，显得疲疲沓沓。就连激昂慷慨的时候，他也不抬起头来，仍旧拱起后背。不过最乏味的是，他的优美纯正的思想，经他一讲，也显得平庸而落后了。每逢他慢腾腾，带着沉思的样子，讲起他纯正而高尚的时刻，讲起最好的岁月，或者每逢他称赞青年，说他们素来走在社会前面，现在也是如此，或者他斥责俄国人，说他们一到三十 岁就穿上家常长袍，忘了他们的almae matris③的原则，他的话总是使人不由得想起早已读过的旧书。遇到有人在他家里过夜，他就在那人的床头小桌上放一本皮萨列夫或者达尔文的作品。如果那人说这些书已经读过，他就走出去，拿一 本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来。

在这个县里，这就叫自由思想。许多人把这种自由思想看做一种没有害处的、无伤大雅的怪癖，然而这种思想却害得他深深地不幸。这种思想对他来说无异于他刚才讲过的蝇卵：它紧紧地贴在他身上，吸他心里的血。过去，他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古怪婚姻，他那些笔迹很糟、叫人认不清楚可是感情丰富的长信和副本，那些无穷无尽的误会、解释、幻灭，还有他的债务、第二次抵押、给妻子的津贴、每月的借贷，所有这些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总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就连现在，他也跟从前一样，仍旧忙这忙那，追求英雄事业，过问别人的事。一有适当的机会，他照旧写长信，抄副本，发表使人厌烦的陈词滥调，讲村社，讲加强家庭手工业，讲创办干酪制造业，这些话千篇一律，仿佛不是活的脑筋里想出来，而是用机械方法制造出来的。最后还有他跟齐娜闹出来的这件丑事，谁也不知道会怎样结束！

然而，齐娜却年轻，刚二十二岁，长得好看，风度优雅，心绪欢畅。她喜欢笑，喜欢谈天，喜欢争吵，热烈地喜爱音乐。在装束，读书，布置良好环境方面，她都在行。象这种有皮靴气味和廉价白酒气味的房间，她在自己家里就受不了。

她也是自由思想者，然而在她的自由思想里人却可以感觉到充沛的力量，可以感觉到年轻、强健、胆大的姑娘的自尊心，可以感觉到她热切地巴望做一个比别人好、比别人更有独创精神的人。……那她怎么会爱上符拉西奇的呢？

“他无异于堂吉诃德，固执的空想家，狂人，”彼得·米海雷奇暗想，“她却象我一样意志薄弱，没主心骨，随和。……我和她都容易很快就毫不抵抗地让步。她爱他，然而我自己岂不也喜欢他，尽管他……”彼得·米海雷奇认为符拉西奇是个优秀、正直，然而狭隘、偏激的人。他在符拉西奇的激动和痛苦里，以至他的全部生活里，根本就看不见最近期的或者遥远的崇高目标，却只看见烦闷无聊和缺乏生活能力。他的自我牺牲以及凡是符拉西奇称之为英雄事业或者正直的激情的一切，依他看来都是毫无益处地浪费精力，就好比白白消耗很多的弹药，不必要地放一些空枪。符拉西奇狂热地相信自己的思想异常正直，绝对正确，他却觉得这种看法未免天真，甚至病态。至于符拉西奇这一辈子不知怎么竟能把琐屑无聊的事和高尚的事混在一起，他愚蠢地结了婚而又认为这是英雄事迹，后来他跟一个女人同居却从中看到某种思想的胜利，那就简直叫人无法理解了。

可是彼得·米海雷奇仍旧喜爱符拉西奇，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力量；不知什么缘故，他从来也没有勇气反驳他的话。

符拉西奇找了个离他非常近的地方坐下，以便在黑暗里，在哗哗的雨声里讲话。他已经嗽过喉咙，准备讲述他的结婚经过这一类冗长的故事，可是彼得·米海雷奇再也听不下去了。他一想到马上要跟他妹妹见面就感到苦恼。

“是的，你在生活里不走运，”他柔声说，“不过，对不起，我们的话离开正题了。我们谈的不是正事。”

“对了，对了，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符拉西奇说，站起来。“我对你说，彼得鲁沙，我们的良心是清白的。我们没有举行婚礼，可是我们的婚姻完全合法，这是用不着我来证明的，你也用不着再听我解释。谢天谢地，你跟我一样思想解放，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有什么分歧。讲到我们的将来，也不应该使你担惊受怕。我要让齐娜幸福，为此工作到筋疲力尽，连晚上也不睡觉，总之使出全部力量来。

她的生活会过得很好。你要问：我能做到这一点吗？我能，老兄！一个人时时刻刻只想着一个目标，那么他的愿望就不难达到。不过我们到齐娜那儿去吧。应当叫她高兴一下才对。”

彼得·米海雷奇的心开始急剧地跳动。他站起来，跟着符拉西奇走进前厅，从那儿走进大厅。在这个高大而阴森的房间里只有一架钢琴和一长排古老的、镶着铜饰的椅子，这些椅子从来也没有人坐过。钢琴上点着一支蜡烛。他们从这个大厅默默地走进饭厅。这儿也宽敞而不舒服。房中央放着一张大桌子，桌面由两块板镶成，下面有六条粗腿，这儿只点着一支蜡烛。一架时钟装在红色的大框子里，象是神龛，时针指着两点半。

符拉西奇推开一扇通到隔壁房间的门，说：“齐诺琪卡，彼得鲁沙到我们这儿来了！”

立刻响起了匆忙的脚步声，齐娜走进饭厅来了。她身量高，长得丰满，脸色十分苍白，就跟彼得·米海雷奇在家里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一样。她穿黑色的裙子和红色的短上衣，腰带上有一个大扣环。她伸出一只手搂住哥哥，吻了一 下他的鬓角。

“好大的暴风雨！”她说。“刚才格利果利一出去，整个房子只剩下我一个人守着了。”

她并不慌张，瞧着哥哥，诚恳而爽朗，就跟在家里一样。

彼得·米海雷奇瞧着她，也不再感到慌张了。

“不过话说回来，你是素来不怕暴风雨的，”他说，在桌子旁边坐下来。

“不错，可是这儿都是大房间，房子又老，天一打雷就震动得乱响，好比一个装着食具的柜子。一般说来，这是一所挺可爱的房子，”她接着说，在哥哥的对面坐下来。“这儿不论哪个房间都有一段生动的历史。你想想看，格利果利的祖父就是在我那个房间里开枪自杀的。”

“八月里我们就会有钱，我要修好果园里那间小屋，”符拉西奇说。

“不知什么缘故，打雷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他的祖父，”齐娜接着说。“在这个饭厅里，从前有个人给活活打死。”

“这是实在的事，”符拉西奇肯定道，他那对大眼睛看着彼得·米海雷奇。“在四十年代，有个姓奥里威尔的法国人租下了这个庄园。他女儿的肖像如今还丢在我们的阁楼上。她长得很好看。据我的父亲告诉我说，这个奥里威尔看不起俄国人，嫌俄国人愚昧，而且残忍地耍弄他们。例如，他硬要教士走过庄园的时候，相距半俄里远就得脱掉帽子。又如，每逢奥里威尔一家人坐车穿过村子，教堂就得敲钟。他对待农奴，对待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当然更不客气。有一次，一个俄国流浪汉的儿子路过此地，他心地善良，很象果戈理笔下的神学校学生霍玛·布鲁特④。他要求留宿一夜，管事们很喜欢这个人，就留下他在帐房里工作。这件事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个神学校学生煽动农民，又有人说，似乎奥里威尔的女儿爱上了他。我不知道哪一个说法实在，总之，有一天傍晚，奥里威尔把他叫到这儿来，盘问他，然后吩咐人打他。你知道，奥里威尔本人坐在这个桌子旁边，大口喝着波尔多酒⑤，瞧着那些养马的打神学校学生。他大概是在逼口供。神学校学生经不起酷刑，将近早晨给打死了，他们就把他的尸首藏起来。据说那尸首被丢在柯尔托维奇的池塘里。这引起一场官司，可是那个法国人塞给当局几千卢布，他自己离开此地，到阿尔萨斯去了。正巧租期已满，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好一个坏蛋！”齐娜说，打了个哆嗦。

“不管奥里威尔也好，他女儿也好，我父亲都记得很清楚。

他说那个美人儿俊极了，同时又性情古怪。我猜想，神学校学生把两件事都做了，既煽动了农民，也打动了女儿的心。说不定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神学校学生，而是一个隐姓埋名的人呢。”

齐娜沉思了。神学校学生和法国姑娘的故事显然把她的幻想引到远处去了。在彼得·米海雷奇看来，这个星期她的外貌一点也没改变，只是脸色显得更苍白了一点。她神态安详，平平稳稳，好象跟她哥哥一块儿到符拉西奇家来做客似的。可是彼得·米海雷奇却感到自己起了点变化。真的，以前她住在家里的时候，他什么话都敢跟她说，现在呢，他却连‘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这样简单的问题都问不出口了。这么问，似乎不妥当，也不必要。大概她自己也起了这样的变化。她并不急着把话题转到她母亲，转到她家里，转到她跟符拉西奇的爱情上去。她并不为自己辩白，也不说自由结合比合法婚姻好，更不激动，而是平静地思考奥里威尔的事情。

……可是他们为什么忽然谈起奥里威尔的事情来了？

“你们两个人的肩膀都给雨淋湿了，”齐娜说，快活地笑了笑。她哥哥和符拉西奇这种小小的相似，使得她感动了。

彼得·米海雷奇却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可悲，十分可怕。

他想起他的空荡荡的家、那架关着的钢琴、齐娜那个如今再也没有人走进去的明亮的房间；他想起花园里林荫路上从此再也不会有那双小脚的足迹，喝晚茶以前再也不会有人大声笑着，跑出去游泳了。凡是他从小时候起就越来越留恋不舍的东西，凡是当初他坐在闷热的中学教室或者大学讲堂里喜欢想念的东西，例如明朗、纯洁、欢乐，一切使那所房子充满生命和亮光的东西，都已经悄然离去，一去不复返，跟一 个什么营长、宽宏大量的准尉、淫荡的女人、开枪自杀的祖父等等粗鄙恶俗的故事混淆在一起了。……再要提起他的母亲，再要认为过去的事可以挽回 ，那就是不理解已经变得很清楚的事。

彼得·米海雷奇的眼睛里满含泪水，他那只放在桌上的手颤抖起来。齐娜猜出他在想什么，她的眼睛也发红，发亮了。

“格利果利，到这儿来！”她对符拉西奇说。

他们两人走到窗前，开始小声讲话。凭符拉西奇低下头凑近她的样子，凭她看着他的样子，彼得·米海雷奇再一次体会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地定局，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齐娜走出去了。

“是啊，老兄，”符拉西奇沉默了一忽儿，开口说，搓着手，微微地笑。“我刚才说我们的生活幸福，那只是顺应所谓文学的要求罢了。实际上幸福的感觉还没有。齐娜始终在想你，想她母亲，心里难过。我瞧着她，心里也难过。她生性爱好自由，勇敢，然而你知道，不习惯这局面，却是件苦事，再说，她年轻。仆人称呼她太太，这似乎是小事，可是惹得她不痛快。就是这样的，老兄。”

齐娜端来满满的一盘草莓。她身后跟着一个矮小的使女，带着驯服、畏缩的神情。她把装着牛奶的高水罐放在桌子上，深深地一鞠躬。……她跟那些古老的家具倒有共同之处，也那么麻木而乏味。

雨声已经听不见了。彼得·米海雷奇吃着草莓，符拉西奇和齐娜默默地瞧着他。那种不必要而又无法回避的谈话就要开始了。三个人都感到它的沉重。彼得·米海雷奇的眼睛里又含满泪水，他推开面前的盘子，说他现在该回家，要不然就会太迟，说不定要下雨了。这就到了齐娜出于礼貌必须谈一谈家里人，谈一谈自己新生活的时候了。

“我们家里怎么样？”她很快地问，她那苍白的脸颤抖起来。“妈妈怎么样？”

“你知道妈妈的脾气，……”彼得·米海雷奇说，眼睛没看她。

“彼得鲁沙，关于已经发生的事，你已经想得很多了，”她说，拉住她哥哥的衣袖，他明白，她讲话的时候心里是多么难受。“你想了很久，那么告诉我，是不是可以指望妈妈日后容得下格利果利，……一般地说容得下这种局面？”

她站得离她哥哥很近，脸对着脸，他暗暗惊讶她长得美极了，以前他似乎没有留意到这一点。他想到他妹妹长得象妈妈，娇柔，文雅，却住在符拉西奇家里，跟符拉西奇同居，身旁有一个神情麻木的使女，有一张六条腿的桌子，住在一 所以前活活打死过人的房子里；想到她目前不会跟他一起回 家，却留在这里过夜，他就觉得这简直荒唐极了。

“你知道妈妈的脾气，……”他说，没有回答她的问话。

“依我看来，应当遵守……应当做点什么事，请求她原谅什么的。……”“然而请求原谅就等于装出我们做了坏事的样子。为了叫妈妈得到安慰，我倒也准备说谎，可是要知道，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知道妈妈的脾气。哎，听天由命吧！”齐娜说着，快活起来，因为最不愉快的话已经说出口了。“我们等它五年或者十年，我们要有耐心，到那时候再看上帝的意旨吧。”

她挽起哥哥的胳膊，当她穿过幽暗的前厅时，她的身子紧贴他的肩膀。

他们走到门廊上。彼得·米海雷奇告辞，骑上马，缓步走去。齐娜和符拉西奇步行送他一程。四下里安静而温暖，弥漫着干草的美妙的香气；天上那些浮云中间，有些星星在明亮地放光。符拉西奇那个历年来目睹过许多惨事的老花园，笼罩在昏暗中，睡熟了；不知什么缘故，人骑着马穿过这个花园，心里就会觉得忧伤。

“我和齐娜今天吃过午饭以后度过一段真正愉快的时光！”符拉西奇说。“我给她朗诵一篇关于移民问题的精采论文。你该看一遍，老兄！你务必要看一遍！这篇文章写得十 分实在！我忍不住写了封信给编辑部，托他们转交作者。我只写了一行：‘我感激您，紧紧地握您诚实的手！’”彼得·米海雷奇本来想说：“请你不要去管那种跟你不相干的事吧！”可是他没有说出口。

符拉西奇靠着他右边的马镫走，齐娜靠着他左边的马镫走，两人仿佛忘记应该回家去了。天气潮湿，他们离柯尔托维奇的小树林不远了。彼得·米海雷奇感到他们在等他说出一些话来，至于究竟是什么话，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于是他可怜起他们来了，替他们难过得不行。现在他们带着温顺的神情，沉思不语，在马旁边走着，他这才深深地相信他们并不幸福，也不可能幸福。他们的爱情，依他看来，是一种可悲的、无可挽救的错误。他满腔怜悯，又感到自己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于是生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为了摆脱沉重的怜悯心情，他简直情愿作出任何牺牲。

“我将来要到你们家来住一夜，”他说。

不过，这象是他在作出让步似的，他心里感到不满意。可是，当他们在柯尔托维奇的小树林旁边停下来告别之际，他却向齐娜弯下腰去，碰到她的肩膀，说：“你，齐娜，是对的。你做得好！”

为了避免多说话，避免哭出来，他就用鞭子抽马，跑进小树林里去了。他钻进幽暗的小树林，回过头来，看见符拉西奇和齐娜正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他迈开大步，她挨近他，踩着急促的、一颠一纵的步子，两个人正在活跃地谈着什么。

“我简直成了老婆婆，”彼得·米海雷奇想。“我原是来解决问题的，可是反而把问题弄得更加复杂了。哎，随它去吧！”

他心头沉重。等到小树林走完，他就让马的脚步放慢，然后在池塘旁边勒住马。他想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马上，想一想。

月亮升上来，映在远处的水面上，象是一根红柱子。雷声在什么地方闷闷地响着。彼得·米海雷奇目不转睛地瞧着池水，想象他妹妹的绝望心情，她那痛苦、苍白的脸容，她那双为了把自己的委屈瞒住外人而不流泪的眼睛。他想象日后她会怀孕，想象他母亲会去世，想象葬礼，想象齐娜的凄惨。……那骄傲的、迷信的老太太临了一定会死掉。在他眼前，一幅幅未来的可怕画面在乌黑平滑的水面上升起来，他在那些脸色苍白的女人身影当中看见了他自己，战战兢兢，软弱无能，带着惭愧的脸色。……池塘右岸，百步开外，立着一个黑糊糊的东西，一动也不动：那是人呢，还是高树桩？彼得·米海雷奇想起那个神学校学生，他被人打死以后就是丢在这个池塘里的。

“奥里威尔做事惨无人道，可是话说回来，他好歹总算把问题解决了，我呢，却什么也没解决，反而把问题弄乱了，”他暗想，凝神看着那个幽灵般的黑影。“他按他自己的想法说话和办事，可是我所说和所做的都不是我自己所想的。再说，我所想的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他往黑影那边走过去，原来那是从前某个建筑物残存下来的一根朽烂的旧柱子。

从小树林里和柯尔托维奇的庄园上飘来铃兰和带蜜的花草的浓香。彼得·米海雷奇在池塘边上走来走去，悲怆地瞧着池水，想起自己的生活，暗自相信到目前为止他所说的和所做的都不是他所想的，别人对他也是如此；因此，如今在他眼里，全部生活就象映着夜晚的天空、纠结着许多水草的池水那样黑。而且他觉得，这是无法补救的。

【注释】

①上文的齐娜和下文的齐诺琪卡均为齐娜伊达的爱称。

②彼得鲁希卡和下文的彼得鲁沙都是彼得的爱称。

③拉丁语：养我育我的母亲（高等学校的古称）。

④果戈理的小说《地精》的主人公。——俄文本编者注

⑤一种红葡萄酒。

新娘

一

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一轮满月照耀着花园。舒明家里刚做完晚祷，那是祖母玛芙拉·米哈伊洛夫娜吩咐做的。之后，娜佳跑到花园里，这时她看到，大厅里已摆好桌子，放上冷盘；祖母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正忙碌着；教堂大司祭安德烈神父跟娜佳的母亲尼娜·伊凡诺夫娜在说话。隔着窗子望过去，此刻母亲在傍晚的灯光下不知怎么显得十分年轻；安德烈神父的儿子安德烈·安德列伊奇站在一旁，注意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花园里寂静而凉爽，黑糊糊的树影静静地躺在地上。可以听到远处一片青蛙的鼓噪，很远很远，大概在城外了。洋溢着五月的气息，可爱的五月！你深深地呼吸着，不由得会想：不在这儿，而在别处的天空下，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在田野和树林里，此刻万物正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大自然如此神秘、美丽、富饶而神圣，却是软弱而有罪的人难以领会的。不知为什么真想哭一场才好。

她，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从十六岁起，她就一心盼望着出嫁，现在终于成了安德烈·安德列伊奇的未婚妻，此刻他正站在窗子后面。她喜欢他，婚期已经定在七月七日，可是内心却没有欢欣，夜夜睡不好觉，再也快活不起来……从地下室敞开的窗子里，可以听到里面在忙碌着，菜刀当当作响，安着滑轮的门砰砰有声。那里是厨房，从那儿飘来烤火鸡和醋渍樱桃的气味。不知为什么她觉得生活将永远这样过下去，没有变化，没有尽头！

这时有人从房子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这是亚历山

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称萨沙，他是十天前从莫斯科来这儿作客的。很久以前，祖母的一个远亲常来走动，请求周济，她叫玛丽亚·彼得罗夫娜，贵族出身的穷寡妇，人长得瘦小多病。萨沙就是她的儿子。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是一名出色的画家。后来他母亲去世，祖母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便把他送到莫斯科的警察学校学习，两年后他转入绘画学校，在那里差不多学习了十五年，最后才勉勉强强在建筑专科毕业。但他始终没有从事建筑工作，目前在莫斯科一家石印工厂做事。几乎每年夏天，特别是病重的时候，他都来祖母这儿小住，以便休息和养病。

现在他穿一件扣上扣子的常礼眼，一条旧帆布裤的裤筒边已经磨破。他的衬衫领子没有烫过，浑身上下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他很瘦，大眼睛，十个手指又长又细，留着胡子，肤色发黑。不过相貌仍然漂亮。他跟舒明一家人已经处熟，把他们当自家人看待，他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他住的那个房间早就叫萨沙的房间了。

他站在台阶上，看到了娜佳，就走到她跟前。

“你们这儿真好，”他说。

“当然好啦。您最好在这里住到秋天。”

“会的，很可能这样。也许我要在你们这儿住到九月份。”

他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在她身边坐下来。

“我坐在这儿，望着妈妈，”她说，“从这边望过去，她显得多么年轻啊！我妈妈当然有她的弱点，”她沉默片刻，又补充说，“不过她毕竟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是的，她人好……”萨沙同意道，“您的母亲就其本性来说，当然是个极其善良和可爱的女人，可是……怎么对您说呢？今天清早我去了你们家厨房一趟，看到四个女仆直接睡在地上，没有床，没有被褥，盖着破破烂烂的东西，有一股难闻的气味，还有不少臭虫和蟑螂……跟二十年前完全一个样，一点变化都没有。哦，讲到祖母，上帝保佑她，她老了，不管事了。可是要知道，您的母亲想必会讲法语，也参加业余演出，看来她应该明白呀。”

萨沙讲话的时候，喜欢把两个细长的手指伸到听话人面前。

“这里的一切都有点古怪，让人看不惯，”他继续道，“鬼知道怎么回事，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的母亲成天只知道走来走去，像一位公爵夫人，奶奶什么事也不做，您也一样。连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席话娜佳去年就听过，好像前年也听过，她知道除此之外萨沙再也讲不出别的什么。以前她觉得这些话很可笑，现在不知怎么她却感到不愉快。

“您说的都是老一套，早就让人听烦了，”她说着站起身来，“您该想出一些新鲜的话才好。”

他笑了，也站起来，两人朝房子走去。

她高高的个子，漂亮，苗条，此刻在他的身旁更显得健康，衣着华丽。她感觉到这一点，不禁可怜起他来，而且不知为什么很不自在。

“您讲了许多不必要的话，”她说，“您刚才提到我的安德烈，其实您并不了解他。”

“‘我的安德烈’……去他的，去你的安德烈！我真为您的青春感到惋惜。”

他们进了大厅，这时大家已经坐下吃晚饭。祖母，或者按家里人的称呼，老奶奶，长得很胖，相貌难看，生着浓眉，还有一点点唇髭，大嗓门，光是听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就可以知道，她在这儿是一家之主。集市上的几排商店和这幢带圆柱和花园的老房子都归属于她，她每天早晨都要祈祷，求上帝保佑她别破产，祈祷时常常泪流满面。她的儿媳妇，也就是娜佳的母亲尼娜·伊凡诺夫娜，生着浅色头发，腰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①，每个手指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神父是个掉了牙的瘦老头，从脸上的那副表情看仿佛他正打算讲一件十分可笑的事。他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就是娜佳的未婚夫，壮实而英俊，头发鬈曲，像一名演员或画家。他们三个人正谈着催眠术。

①原文为法文。

“你在我家住上一个礼拜就会恢复元气，”祖母转身对萨沙说，“只是你得多吃点。瞧你像什么样子！”她叹了一口气说：“你那模样真吓人！真的，你简直成了浪子了。”

“挥霍掉父亲赠与的全部资财，”安德烈神父眼里带着笑意说，“浪荡的儿子只好给人去放猪……”②

②浪子的比喻出自《圣经》，见《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我喜欢我爹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拍拍父亲的肩膀说，“他是个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大家默不作声。突然萨沙笑起来，用餐巾捂住了嘴。

“这么说来，您也相信催眠术喽？”安德烈神父问尼娜·伊凡诺夫娜。

“我当然还不能肯定说我相信，”尼娜·伊凡诺夫娜回答，她的神色变得十分严肃，甚至有点严厉，“可是应当承认，自然界有着许多神秘而不可理解的现象。”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不过本人还得补充一句：宗教信仰为我们大大缩小了神秘的领域。”

端上来一只又大又肥的火鸡。安德烈神父和尼娜·伊凡诺夫娜继续他们的谈话。尼娜·伊凡诺夫娜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后来她的眼眶里泪花闪烁，她开始激动起来。

“尽管我不敢同您争论，”她说，“但您得承认，生活中有着许多解不开的谜！”

“绝对没有，我敢向您担保。”

晚饭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凡诺夫娜弹钢琴为他伴奏。十年前他在大学的语文系毕了业，但是从来没有工作过，没有固定的职业，只偶尔参加为慈善事业举办的音乐会。城里的人都叫他演员。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着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上的茶炊烧开了，冒着气，只有萨沙独自在喝茶。后来时钟敲响十二点，提琴上的一根弦突然断了。大家都笑起来，忙着起身告辞。

送走未婚夫之后，娜佳回到楼上的卧室，她跟妈妈住在楼上（楼下住着老奶奶）。楼下的大厅里开始熄灯，可是萨沙还坐着喝茶。他喝茶的时间总是很长，完全是莫斯科人的习惯，一回总得喝上七八杯。娜佳脱掉衣服，躺进被窝，很久都能听到女仆在楼下收拾东西，老奶奶在生气。最后，一切静下来，只偶尔从楼下萨沙的房间里传来他低沉的咳嗽声。

二

娜佳一觉醒来，大概已是两点，这时天色开始破晓。远处有更夫敲打着梆子。她不想睡了，躺得人软绵绵的，反而不舒服。像已往的五月之夜一样，娜佳坐在床上，开始想心事。可是她的那些想法跟昨夜一样，单调乏味，令人生厌，无非是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开始追求她并向她求婚，她同意了，后来渐渐地看重了这个善良而聪明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到了现在，离婚期不到两个月了，她却感到恐慌和不安，仿佛有一件说不明白的令人苦恼的事在等着她。

“滴笃，滴笃，”更夫懒洋洋地敲着梆子，“滴笃，滴笃……”

从古老的大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到花园，远处是正在盛开的丁香花丛，花儿睡意朦胧，冻得有点打蔫。一片白色的浓雾，缓缓地朝丁香花这边漫过来，想要把它遮盖住。远处的树林中不时有梦中醒来的白嘴鸦啼叫几声。

“我的上帝，为什么我的心情这么沉重！”

也许每一个未婚妻在结婚前都是这种感受。谁知道呢！或许是受了萨沙的影响？可是要知道，萨沙已经一连几年都说着同样的话，像背书似的，而且说话时显得又天真又古怪。那么为什么脑子里还是忘不掉萨沙呢？为什么？

更夫早已不打梆子了。窗前的花园里鸟儿叽叽喳喳地叫起来，花园中的雾气已经消失，周围的一切沐浴在春天的晨喊中，像是笑逐颜开了。不久，整个花园在阳光的爱抚下暖和过来，苏醒了，树叶上的露珠，像钻石般晶莹剔透，闪闪发光。这古老的、早已荒芜的花园在这个清晨显得生机勃勃、十分美丽。

老奶奶已经醒来。萨沙粗声粗气地在咳嗽。可以听到楼下有仆人端来了茶炊，在搬动椅子。

对间过得很慢。娜佳早已起床，一直在花园里散步，可是早晨还在延续。

后来尼娜·伊凡诺夫娜出来了，她眼泪汪汪，手里端一杯矿泉水。她对招魂术①和顺势疗法②很感兴趣，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喜欢谈她心中生出的疑惑。这一切在娜佳看来都蕴含着深刻而神秘的内涵。现在娜佳吻了母亲一下，跟她并排走着。

①相信死人的灵魂在阴间生活，人可以召回与之“交往”。

②用极微量药物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十八世纪末由德国医师哈内曼创立。

“你为什么哭了，妈妈？”她问道。

“昨天晚上我读了一夜的小说，里面讲到一个老人和他的女儿的故事。老人在某个地方做事，后来他的上司爱上了他的女儿。书我还没有读完，可是里面有一处地方叫你忍不住落泪，”尼娜·伊凡诺夫娜说完，喝了一口矿泉水，“今天早晨我一想那个段落，我又哭了一阵。”

“这些天来我心里老不愉快，”娜佳沉默片刻，说，“为什么我夜夜睡不好觉？”

“我不知道，亲爱的。每当我夜里失眠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瞧，就这样闭得紧紧的，想象出安娜·卡列宁娜③的模样，想象她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或者想象古代历史上的什么事件……”

③托尔斯泰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

娜佳感到，母亲并不了解她，也不可能了解。她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感觉到，她甚至觉得害怕，真想躲起来。可是她一个人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下午两点钟，大家坐下来吃午饭。那天是礼拜三，是斋日，所以给祖母送上的是素的红甜菜汤和鳊鱼粥①。

①东正教徒斋日吃素（指植物性和鱼做的食品），不吃荤（指牛奶和肉类食品）。

萨沙故意跟祖母逗乐，喝完他的荤菜汤又喝素的红甜菜汤。吃饭的时候，他不断开玩笑，不过他的玩笑都很笨拙，总带着道德的训诫，结果完全不可笑了。每当他说俏皮话的时候，他总先举起他那又长又细、像死人一样的手指，使人不由得想到，他病得很重，也许已不久于人世，这时候你就会由衷地可怜他。

饭后，祖母回她的卧室休息去了。尼娜·伊凡诺夫娜弹了一会儿钢琴，也回房去了。

“唉，亲爱的娜佳！”萨沙照例这样开始饭后的闲谈，“您要是听我的话就好了！就好了！”

她深深地埋在老式的圈椅里，闭上眼睛；他则缓缓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要是您能出来求学就好了！”他说，“只有受过教育的、圣洁的人才有意思，只有他们才是有用的。要知道，这类人越多，人间的天国就来得越快。到那时，你们的城市渐渐地就要土崩瓦解－－一切都要颠倒过来，一切都变了样子，简直像施了魔法似的。到那时这里将出现无数宏伟富丽的房屋，美丽的花园，奇异的喷泉，优秀的人……但主要的还不是这些。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的头脑中，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充满了这么多恶意，因为每个人都有信仰，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为什么活着，每个人都无需到人群中寻求支持。我亲爱的，好姑娘，您走吧！您该向大家表明，您已经厌倦这种死气沉沉的、灰色的、罪恶的生活。您哪怕向自己表明这一点也好啊！”

“不行，萨沙，我快要出嫁了。”

“哎，算了吧！何必结婚呢？”

两人走进花园，散了一会儿步。

“无论如何，我亲爱的，应该好好想一想，应该明白，你们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肮脏，多么不道德，”萨沙继续道，“您要明白，如果，举例说吧，您、您的母亲和您的奶奶什么事都不做，那么这意味着，别人在为你们工作，你们在坑害别人，难道这是干净的，难道这不肮脏吗？”

娜佳本想说：“是的，您这话是对的，”她还想说这些她都明白，可是这当儿泪水涌了出来，她突然不作声了，全身一阵瑟缩，她回自己房里去了。

傍晚时，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他照例拉小提琴，拉了很长时间。一般说来，他不爱说话，喜欢拉小提琴，也许这是因为拉琴的时候可以不必讲话。十点多钟，他穿好大衣，准备回家。临别时他拥抱娜佳，热烈地吻她的脸，肩头和手。

“亲爱的，我的宝贝，我的美人儿！……”他喃喃低语，“啊，我是多么幸福！我快活得要发狂了！”

可她觉得，这些话她早已听过，很早很早就听过，或者在哪本书里……在一本破旧的、早已丢了的长篇小说中读到过。

在大厅里，萨沙正坐在桌旁喝茶，五个长长的手指托着一个小杯子；老奶奶在摆纸牌猜卦，尼娜·伊凡诺夫娜在看书。圣像前长明灯里火苗不时噼啪作响，一切都显得安宁而圆满。娜佳道了晚安，便回到楼上的卧室。她躺下后立即睡着了。可是，跟昨天夜里一样，天刚蒙蒙亮，她又醒了。没有睡意，心情不安而沉重。她坐了起来，把头伏在膝盖上，想起了未婚夫，想起了婚事……不知怎么娜佳想起了她的母亲不爱她已故的丈夫，弄得现在一无所有，只能依赖自己的婆婆，也就是老奶奶过日子。娜佳左思右想，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她至今把母亲看得那么特别，不同寻常，为什么没有发觉她其实是个普通的、平常的、不幸的女人。

萨沙在楼下还没有入睡－－可以听到他在不断咳嗽。娜佳想到，这是个古怪而又天真的人，在他的幻想里，在那些美丽的花园和奇异的喷泉里，不免有些荒唐可笑的成分。可是不知为什么在他的天真里，甚至在他的荒唐可笑里，却蕴含着许多美好的东西，使得她一想到要不要外出求学的时候，她的整个心灵，整个胸膛便感受到一阵凉意，随即涌动着欢快、狂喜的感情。

“不过，最好不去想它，不去想它……”她小声说，“不该去想这种事。”

“滴笃，滴笃……”更夫在远处敲着梆子，“滴笃，滴笃……”

三

到了六月中旬，萨沙突然感到烦闷无聊，打算回莫斯科去了。

“在这个城市我住不下去了，”他闷闷不乐地说，“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我一吃饭就感到恶心：厨房里脏得一塌糊涂……”

“你再等一等，浪子，”祖母不知为什么小声劝道，“七号是婚期。”

“我不想参加了。”

“你说过要在我们这儿住到九月的！”

“可是现在我不想住了。我要工作！”

这年夏天潮湿而阴冷，树木湿漉漉的，花园里的一切看上去阴森凄凉，令人沮丧，人不由得想工作。楼上楼下的许多房间里，可以听到陌生女人的说话声，祖母房里的缝纫机响得正欢：这是在赶做嫁妆。光是皮大衣就给娜佳做了六件，其中最便宜的一件，据老奶奶讲，就值三百卢布！婚前的忙碌激怒了萨沙，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着闷气。不过大家还是劝他留下，他也答应七月一日以前暂时不走。

时间过得很快。圣彼得节①那天下午，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和娜佳一道前往莫斯科街，想再看看那幢早已租下、准备给这对新婚夫妇居住的房子。这是一幢两层楼房，不过目前只有楼上已装修完毕。在大厅里，镶木地板油漆一新，摆着维也纳式的椅子，钢琴和小提琴斜面谱架。有一股油漆气味。墙上的金边大画框里有一幅油画：一个裸体女人，身旁有一只断把的淡紫色花瓶。

①东正教节日，在俄历六月二十九日。

“一幅杰作，”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尊敬地赞叹道，“这是画家希什玛切夫斯基的作品。”

旁边是客厅，有一张圆桌子，长沙发，几把圈椅都蒙着鲜蓝色的套子。沙发上方挂着安德烈神父戴着法冠、佩着勋章的大幅照片。后来两人进了带酒柜的餐室，又去了卧室。卧室里光线暗淡，并排放着两张床，好像是人们在布置新房的时候，一定以为这里将永远美满，而不会有别的情况。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着娜佳走遍了各个房间，并且一直搂着她的腰。她却感到自己软弱，内疚，所有这些房间、床和圈椅都让她厌烦，那个裸体女人更让她恶心。此刻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她不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可是这话该怎么说，对谁说，为什么说，她至今弄不明白，也不可能弄明白，尽管她日日夜夜都在想着这件事……他搂着她的腰，说起话来那么亲呢、殷勤，他喜气洋洋地在自己的寓所里走来走去，而在她眼里，这一切无非是庸俗，愚蠢的、纯粹的、叫人无法忍受的庸俗，连他那只搂住她的手她也觉得又硬又冷，像铁箍似的。她时刻准备逃跑，大哭一场，从窗子中跳下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又把她领进浴室，一进去就拧开墙上的水龙头，水立即哗哗流出来。

“怎么样？”他说时眉开眼笑了，“我吩咐人在阁楼上做一个大水箱，能存一百桶水，这样我们就能用上自来水了。”

最后他们穿过院子，来到街上，叫了一辆马车。飞扬的尘土遮天盖地，眼看着就要下雨了。

“你冷不冷？”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问道，尘土吹得他眯起了眼睛。

她不作声。

“昨天萨沙，你记得吧，责备我什么事也不做，”他沉默片刻，又说，“真的，他说得对！对极了！我的确什么事都不做，也不会做。我亲爱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当我一想到有朝一日额头上压上帽徽要去做事，心里就反感呢？为什么当我看到律师、拉丁文教员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那么不自在呢？哦，俄罗斯母亲啊，你的身上还背负着多少游手好闲、无用的人！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压在你身上，苦难深重的母亲啊！”

他对他的无所事事作了概括，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等结了婚，”他继续道，“我们一块儿到乡下去，亲爱的，我们在那里工作！我们买一块不大的地，有花园，有河，我们一块儿劳动，观察生活……啊，这将多么美好！”

他摘下帽子，头发让风吹得飘起来。她听着他的话，心里却想：“上帝，我要回家，上帝！”快要到家的时候，他们才赶上了安德烈神父。

“瞧，父亲也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挥动帽子，高兴地说，“我喜欢我爹爹，真的，”他说，一边付着车钱，“多么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佳回到家里，生着闷气，身子也不舒服，想到整个晚上客人不断，她就得笑脸相迎，应酬他们，就得听小提琴，听各种各样的废话，就得不谈别的，只谈婚礼。祖母坐在茶炊旁边，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装模作样，态度傲慢，在客人们面前她总是这样的。安德烈神父面带狡黠的微笑走了进来。

“看到贵体安康，本人不胜欣慰，”他对祖母说，别人很难弄清，他这是开玩笑，还是说正经的。

四

风不时敲打着窗子，敲打着屋顶。可以听到呼啸的风声，宅神①在壁炉里闷闷不乐地小声唱着它的哀歌。已是午夜十二点多钟。宅子里的人全都躺下了，可是谁也没有睡着。娜佳总觉得楼底下好像有人在拉小提琴。忽然砰的一声轰响，大概是一块护窗板掉下来了。不一会儿，尼娜·伊凡诺夫娜走了进来，她只穿一件绣花衬衫，手里拿着蜡烛。

①斯拉夫人信仰中的宅中精灵，家园守护神。

“这是什么东西响了，娜佳？”她问道。

母亲把头发梳成一条辫子，面带羞怯的微笑，在这个风雨之夜显得老了，丑了，矮了。娜佳不由得想起，不久前她还一直认为自己的母亲不同寻常，自己总是怀着自豪的心情聆听她说的话；可是现在怎么也记不起这些话了；凡是能记起来的也都平平淡淡，没有意思。

壁炉里呜呜作响，像有几个男低音在重唱，甚至可以听到“唉唉，我的天哪！”的叹息。娜佳坐在床上，忽然使劲揪自己的头发，放声大哭。

“妈妈，妈妈，”她说，“我亲爱的妈妈，你要是能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就好了！我请求你，我恳求你，让我走吧！我求求你了！”

“去哪儿？”尼娜·伊凡诺夫娜问，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坐到床上，“你要去哪儿？”

娜佳哭了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让我离开这个城市吧！”她终于说，“不该举行婚礼，也不会举行婚礼，这点你要明白！我并不爱这个人……甚至都不想提起他。”

“不，我亲爱的，不，”尼娜·伊凡诺夫娜吓坏了，急急地说，“你静一静，你这是心情不好，会过去的。这是常有的事。大概你跟安德烈拌嘴了吧，可是小两口吵架，打是亲，骂是爱呀。”

“行了，你走吧，妈妈，你走吧！”娜佳又大哭起来。

“是的，”尼娜·伊凡诺夫娜沉默片刻，说，“不久前你还是个孩子，小姑娘，现在已经要做新嫁娘了。自然界的一切物体总在不断更新。不知不觉中，你也会做上母亲和奶奶，你跟我一样，也会有个固执而任性的女儿。”

“我亲爱的好妈妈，要知道你聪明，你不幸，”娜佳说，“你很不幸，为什么你尽说些庸俗的话？看在上帝份上，告诉我为什么？”

尼娜·伊凡诺夫娜本想说些什么，但却吐不出一个字来，她一声抽泣，跑回自己房里去了。壁炉里的男低音又呜呜地唱起来，忽然变得十分可怕。娜佳从床上跳起来，赶紧跑到母亲房里。尼娜·伊凡诺夫娜躺在床上，泪痕斑斑，身上盖一条浅蓝色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

“妈妈，你听我说！”娜佳说道，“我求求你好好想一想，你要明白！你只要明白，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庸俗、多么低下！我的眼睛睁开了，我现在什么都看清楚了。你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算什么人，他其实并不聪明，妈妈！我的上帝啊！你要明白，妈妈，他很愚蠢！”

尼娜·伊凡诺夫娜猛地坐了起来。

“你和你奶奶都来折磨我！”她唆咽着说，“我要生活！要生活！”她重复着，还两次用拳头捶胸，“你们还给我自由！我还年轻，我要生活，可是你们把我变成了老太婆！……”

她伤心地哭起来，躺进被子，缩成一团，显得那么弱小、可怜、愚蠢。娜佳回到自己房里，穿上衣服，坐到窗下等着天亮。这一夜她一直坐在那里思考着，院子里不知什么人不时敲着护窗板，还打着呶唿。

早上祖母抱怨，这一夜的风吹落了所有的苹果，一棵老李树也折断了。天色灰蒙蒙，阴沉沉，毫无生气，真想放它一把火。大家都抱怨天冷，雨点敲打着窗子。喝完茶后娜佳去找萨沙，一句话没说，就在圈椅旁的屋角跪了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怎么啦？”萨沙问道。

“我没法……”她说，“以前我怎么能在这儿生活的，我不明白，不理解！我蔑视我的未婚夫，蔑视我自己，蔑视所有这种游手好闲、毫无意义的生活……”

“哦，哦……”萨沙连连应着，还不明白她出了什么事，“这不要紧……这很好……”

“这种生活让我厌烦了，”娜佳继续道，“我在这儿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明天我就离开这里。请您把我带走吧，看在上帝份上！”

萨沙吃惊地望着她，足有一分钟的时间，他终于明白过来，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他手舞足蹈，高兴得要跳舞了。

“太好了！”他搓着手说，“我的上帝，这有多好啊！”

她像着了魔似的，睁着一双充满爱意的大眼睛，定定地瞧着他，等着他立即对她说出意味深长、至关重要的话来。他还什么也没有说，但她已经觉得，在她面前正在展现一个她以前不知道的新的广阔天地，此刻她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它，为此作好了一切准备，哪怕去死。

“明天我就动身，”他考虑了一会儿说，“您到车站上去送我……我把您的行李放在我的皮箱里，您的车票由我来买。等到打了第三遍铃，您就上车，我们一道走。我把您送到莫斯科，到了那里您再一个人去彼得堡。身分证您有吗？”

“有。”

“我向您发誓，您日后不会感到遗憾、不会后悔的，”萨沙兴奋地说，“您走吧，学习去吧，到了那边再由命运安排您的去向吧。只要您彻底改变您的生活，一切都会起变化的。关键是彻底改变生活，其余的都不重要。说好了，我们明天一块儿走？”

“啊，是的！看在上帝份上！”

娜佳觉得，此刻她异常激动，心情从来没有这样沉重，从现在起直到动身前她一定会伤心难过，苦苦思索。可是她刚回到楼上的房间，躺到床上，立即就睡着了。她睡得很香，脸上带着泪痕和微笑，一直睡到傍晚才醒。

五

有人去叫出租马车。娜佳已经戴上帽子，穿好大衣。她走上楼去，想再看一眼母亲，再看一看自己的东西。她在房里还有余温的床边站了片刻，向四周环顾一番，然后轻轻地走到母亲房里。尼娜·伊凡诺夫娜还睡着，室内很静。娜佳吻了一下母亲，理理她的头发，站了两三分钟……然后不慌不忙地回到楼下。

外面下着大雨。马车已经支上车篷，湿淋淋的，停在大门口。

“娜佳，车上坐不下两个人，”祖母看到仆人把皮箱放到车上，说，“这种天气何必去送人呢！你最好留在家里。瞧这雨有多大！”

娜佳想说点什么，但却吐不出一个字来。这时萨沙扶她上车坐好，拿一条方格毛毯盖在她腿上，他自己也在旁边坐了下来。

“一路平安！求上帝保佑你！”祖母在台阶上喊道，“萨沙，你到了莫斯科要给我们写信！”

“好的，再见了，老奶奶！”

“求圣母娘娘保佑你！”

“唉，这天气！”萨沙说道。

娜佳这时才哭起来。现在她心里明白，她真的走定了，而刚才去看母亲、跟奶奶告别的时候她还不怎么相信。再见了，故乡的城市！一时间她想起了一切，想起了安德烈，他的父亲，新房，裸体女人和花瓶。所有这一切已经不会再使她担惊受怕、心情沉重，所有这一切是那样幼稚、渺小，而且永远永远过去了。等他们坐进车厢、火车开动的时候，如此漫长而沉闷的往日生活，已经缩成一个小团，面前展现出宏伟而广阔的未来，而在此之前她却是觉察不到的。雨水敲打着车窗，从窗子里望出去，只能看到绿色的田野、闪过的电线杆和电线上的鸟雀。一股欢乐之情突然让她透不过气来：她想起她这是走向自由，外出求学，这正如很久以前人们常说的“外出当自由的哥萨克”一样。她又笑，又哭，又祈祷。

“不错，”萨沙得意地笑着说，“真不错！”

六

秋天过去了，随后冬天也过去了。娜佳已经非常想家，每天都思念母亲和奶奶，思念萨沙。家里的来信，语气平和，充满善意，似乎一切已得到宽恕，甚至被迫忘了。五月份考试完毕，她，身体健康，精神饱满，高高兴兴动身回家。途经莫斯科时，她下车去看萨沙。他还是去年夏天那副样子：胡子拉碴，披头散发，还是穿着那件常礼服和帆布裤，还是那双大而美丽的眼睛。但是他一脸病容，显得疲惫不堪，他显然老了，瘦了，而且咳嗽不断。不知怎么娜佳觉得他变得平庸而土气了。

“天哪！娜佳来了！”他说着，高兴得满脸笑容，“我的亲人，好姑娘！”

他们在石印厂坐了一阵，那里矿屋子烟雾缥绕，油墨和颜料的气味浓重得令人窒息。后来他们来到他的住房，这里同样烟气熏人，还痰迹斑斑。桌子上，一把放凉的茶炊旁边，有个破盘子里放一张黑纸。桌上和地板上到处是死苍蝇。由此可见，萨沙的个人生活安排得很不经心，马虎得很，他显然蔑视居所的舒适和方便。如若有人跟他谈起他个人的幸福、他的私人生活，或者别人对他的爱慕，这时他便觉得不可理解，常常只是一笑了之。

“没什么，一切都很顺利，”娜佳急忙说，“妈妈在秋天到彼得堡来看过我，说奶奶已经不生气了，就是常常走进我的房间，在墙上画十字。”

萨沙看上去很快活，但不时咳一阵，说话的声音发颤。娜佳留心观察他，不知道他是真病了，或者仅仅是她的感觉。

“萨沙，我亲爱的，”她说，“要知道您有病！”

“不，没什么。有点病，但不要紧……”

“哎呀，我的天哪，”娜佳激动起来，“为什么您不去治病，为什么您不爱护自己的健康？我亲爱的萨沙，”她说时眼睛里闪着泪花，不知为什么她的想象中浮现出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裸体女人和花瓶，以及过去的一切，尽管此刻她觉得所有这些像童年一样已十分遥远。她之流泪还因为在她的心目中萨沙不再像去年那样新奇、有见地、有趣味了。“亲爱的萨沙，您病得很重。我不知道做什么才能让您不这么清瘦苍白。我是多么感激您！您甚至无法想象，您为我做了多少事情，我的好萨沙！实际上您现在就是我最亲切最贴近的人了。”

他们坐着谈了一阵。现在，当娜佳在彼得堡度过了一冬之后，她只觉得萨沙，他的话，他的笑容，以及整个人，无不散发出一股衰老陈腐的气息，似乎他早已活到了头，也许已经进入了坟墓。

“我后天就去伏尔加河旅行，”萨沙说，“然后去喝马奶酒。①我很想喝马奶酒。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妻子跟我同行。他妻子是个极好的人，我一直在怂恿她、说服她外出求学。我也想让她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①高加索一带时兴用马奶酒治疗肺结核。

谈了一阵，他们便去火车站。萨沙请她喝茶，吃苹果。火车开动了，他微笑着挥动手帕，从他的脚步就可以看出他病得很重，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中午时分，娜佳回到了故乡的城市。她出了站台，雇了马车回家。一路上她觉得故乡的街道显得很宽，两边的房子却十分矮小。街上没有人，只碰到一个穿棕色大衣的德国籍钢琴调音师。所有的房屋都像蒙着尘土。祖母显然已经老了，依旧很胖，相貌难看。她抱住娜佳，脸挨着娜佳的肩头，哭了很久都不肯放开她。尼娜·伊凡诺夫娜也苍老多了，变得不好看了，消瘦了，但依旧束着腰，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

“宝贝儿，”她全身颤抖着说，“我的宝贝儿！”

然后大家坐下，默默地流泪。显然祖母和母亲都感到，往日的生活一去不返，无可挽回：无论是社会地位，昔日的荣誉，还是请客聚会的权利，统统不复存在。这正像一家人原本过着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忽然夜里来了警察，搜查一通，原来这家主人盗用公款，伪造证据－－从此，永远告别了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娜佳回到楼上，见到了原来的床，原来的窗子和朴素的白窗帘。窗外还是那个花园，阳光明丽，树木葱笼，鸟雀喧闹。她摸摸自己的桌子，坐下来，开始沉思默想。她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还喝了一杯浓浓的可口的奶茶，可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房间里空荡荡的，天花板显得低矮。晚上她躺下睡觉，盖上被子，不知为什么觉得躺在这张温暖柔软的床上有点可笑。

尼娜·伊凡诺夫娜进来了，她坐下，像有过错似的怯生生地坐着，说话小心谨慎。

“哦，怎么样，娜佳？”她沉默片刻，问道，“你满意吗？很满意吗？”

“满意，妈妈。”

尼娜·伊凡诺夫娜站起来，在娜佳胸前和窗子上画十字。

“我呢，你也看到了，开始信教了，”她说，“你知道，我现在在学哲学，经常想啊，想啊……现在对我来说许多事情像白昼一样清楚。首先，我觉得，全部生活要像通过三棱镜一样度过。”

“告诉我，妈妈，奶奶身体好吗？”

“好像还可以。那回你跟萨沙一道走了，你来了电报，奶奶读后都晕倒了，一连躺了三天没有下床。后来她不住地祷告上帝，伤心落泪。可是现在没什么了。”

她站起来，在室内走一走。

“滴笃，滴笃……”更夫敲打着梆子，“滴笃，滴笃……”

“首先，要让全部生活像通过三棱镜一样度过。”她说，“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把生活在意识中分解成最简单的成分，正如光能分解成七种原色一样，然后对每一种成分进行单独的研究。”

尼娜·伊凡诺夫娜还说了些什么，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娜佳都一无所知，因为她很快就睡着了。

五月过去，六月来临。娜佳已经习惯了家里的生活。祖母成天为茶炊忙碌，不住地叹气。尼娜·伊凡诺夫娜每天晚上谈她的哲学。在这个家里，她依旧像个食客，花一个小钱都要向奶奶讨。家里苍蝇很多。房间里的天花板好像变得越来越低矮。奶奶和尼娜·伊凡诺夫娜从来不出家门，害怕在街上遇见安德烈神父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在花园里散步，到街上走走，她看着那些房子，灰色的围墙，她只觉得这个城市里的一切都已衰老、陈旧，等着它的只能是它的末日，或者开始一种富于朝气的全新的生活。啊，但愿那光明的新生活早日到来，到那时就可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的正确，做一个乐观、自由的人！这样的生活迟早要来临！现在在祖母的家里，一切都由她安排，四个女仆没有住房，只能挤在肮脏的地下室里－－可是总有一天，这幢老房子将片瓦不存，被人遗忘，谁也不会再记起它……只有邻院的几个男孩子给娜佳解闷，她在花园散步的时候，他们敲打着篱笆，哄笑着逗她：

“喂，新娘子！新娘子！”

萨沙从萨拉托夫寄来了信。他用欢快、飞舞的笔迹写道，他的伏尔加之旅十分顺利，可是在萨拉托夫有点小病，嗓子哑了，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周。她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内心充满了近似确信的预感，有关萨沙的预感和想法不再像从前那样使她激动不安，这一点也让她感到不悦。她一心想生活，想回到彼得堡，同萨沙的交往已经成了虽然亲切却十分遥远的过去了！她彻夜未眠，早晨坐在窗前，听着周围的动静。楼下当真有人说话：惊慌不安的祖母焦急地问什么。后来有人哭起来……娜佳赶紧下楼，看到奶奶站在屋角，在做祷告，她的脸上满是泪水。桌上有一封电报。

娜佳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听着奶奶哭泣，最后拿起那封电报，读了一遍。上面通知说，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简称萨沙，于昨日晨在萨拉托夫因肺结核病故。

祖母和尼娜·伊凡诺夫娜当即去教堂安排做安魂弥撒。娜佳在各个房间里走了很久，想了许多。她清楚地意识到，她的生活，正如萨沙期望的那样，已经彻底改变；她在这里感到孤单、生疏、多余；这里的一切她都觉得没有意思，她同过去已经决裂，它消失了，像是焚毁了，连灰烬也随凤飘散了，她来到萨沙的房间，站了很久。

“永别了，亲爱的萨沙！”她默念道。于是在她的想象中，一种崭新、广阔、自由的生活展现在她的面前，这种生活，尽管还不甚明朗，充满了神秘，却吸引着她，呼唤她的参与。

她回到楼上房间开始收拾行装，第二天一早就告别了亲人，生气勃勃地、高高兴兴地走了，－－正如她打算的那样，永远离开了这座城市。

一九０三年十二月